法国电影新浪潮的最后一位旗手让-吕克·戈达尔去世了，享年91岁。
这位曾服务于《电影手册》的影评人，1960年完成了自己的电影处女作《筋疲力尽》，一鸣惊人，不仅开启了法国电影新浪潮，也影响了之后无数的电影导演。他的电影反叛传统、颠覆叙事，他是电影世界的离经叛道者。如同他的自述那样，“一般来说，电影要有一个开始，一个过程和一个结尾，但实际上，有时并不需要按照这个顺序。”法国电影资料馆前馆长亨利·朗格卢瓦更是说道：“世上只有两种电影，一种是戈达尔之前的，一种是戈达尔之后的。”
戈达尔是电影世界的离经叛道者。
戈达尔以尖刻的政治评论闻名，他直言不讳地批评一切，从戴高乐到越南战争、好莱坞到资本主义，甚至抨击同为新浪潮主将的特吕弗，导致两人最终分道扬镳。他的电影中充满了大量的双关语、俏皮话和闹剧，他的幽默感经常体现在他的公众形象中，躲在有色眼镜和雪茄的烟雾后面，就像他代表作《筋疲力尽》中的主角米歇尔一样。
他去世后，为了表示缅怀，很多同行都引用了他1963年执导电影《小兵》中的经典旁白：电影是每秒24格的真理。
2020年与影迷“云见面”，各聊各的
戈达尔最近一次出现在公众视野，是2020年新冠疫情暴发初期，他与全球网友在线上进行了一场直播。89岁的老爷子在长达一个半小时的直播里，穿着一件绿色毛织坎肩，里面穿一件细纹格子衬衣，下身穿驼色灯芯绒长裤，戴着黑框眼镜，手里夹一根大雪茄，依旧十足文艺范儿。
这场直播的主题是“冠状病毒时代的影像”。不过，一贯特立独行的老爷子根本就不在乎什么主题，这场直播就变成了一场闲言碎语的漫谈，充斥着戈达尔个人生活、私人点滴和过往经历的回忆。
2020年，戈达尔在线上进行了一场全球直播。
其实，对于观看直播的网友来说，高冷的戈达尔说什么并不重要（大部分网友也听不懂），在有生之年可以和“法国新浪潮主将”、“电影史活化石”云见面，就已经是莫大的荣幸了。有网友统计，光是评论区留言的语言就多达12种，而有将近三分之一使用中文，可见中国影迷对其喜爱程度。
这场直播变成了影迷们的狂欢，有中国网友在淘宝上发现了戈达尔的同款绿色毛织坎肩，纷纷留言“买起”；也有很多网友对“法国新浪潮教母”阿涅斯·瓦尔达在纪录片《脸庞、村庄》中去拜访隐居在瑞士小城罗尔的戈达尔，却吃闭门羹一事耿耿于怀，留言：“为什么之前没有给阿涅斯·瓦尔达开门？”于是，戈达尔的侃侃而谈与网友们的评论形成一种有趣的错位，各聊各的，并且不亦乐乎。
从影评人到新浪潮旗手，上世纪60年代属于他
戈达尔1930年12月3日出生于巴黎，父亲保罗·戈达尔是一名医生，母亲奥黛尔·莫诺德是瑞士一位牧师的后代，也是一位富有银行家的孙女，与法国诗人保罗·瓦莱里关系密切，后者的作品后来经常被戈达尔在电影中引用。
作为一个热爱运动的孩子，戈达尔喜欢足球、滑雪和篮球，后来又对网球产生了无限的热情。高中毕业后，他进入巴黎索邦大学学习，但经常逃课去拉丁区的电影俱乐部看电影，在那里他遇到了弗朗索瓦·特吕弗和雅克·里维特，成为志同道合的朋友。
后来，他们三人，连同克劳德·夏布洛尔和埃里克·侯麦，开始为一份名为《电影公报》的杂志撰写评论文章。1952年，戈达尔加入安德烈·巴赞创办的《电影手册》，发表了第一篇回顾希区柯克的《火车怪客》（1951）的评论文章，这篇文章后来成为他20世纪50年代批判性作品的基础，包括1956年那篇影响深远的文章《蒙太奇，我的美丽忧虑》。
1952年，戈达尔暂停了影评写作，回到了瑞士，执导了短片《混凝土工程》，之后在瑞士电视台工作了一段时间，并在洛桑的一家精神病院住了一段时间后，于1956年回到巴黎，在20世纪福斯公司做了两年的公关，为好莱坞在法国发行的影片撰写新闻材料。
《筋疲力尽》拍摄现场，戈达尔和藏在购物车中的摄影机。
1959年，戈达尔不用分镜头剧本，不租用摄影棚，甚至不采用人工光源，用藏在手推车中的摄影机拍摄了他的长片处女作《筋疲力尽》，该片成本极低，相当于今天的9万美元，只拍摄了4周。由于戈达尔不断的质疑和情绪波动，这部电影的制作几乎变成了一场灾难。然而，该片在第二年上映时却引起了轰动，在柏林电影节拿下最佳导演银熊奖，也成为法国电影新浪潮的开山之作。与特吕弗的《四百击》（1959）、夏布洛尔的《漂亮的塞尔吉》(1958)一样，预示着一种更年轻、更自由、更无礼的电影，与当时的大多数电影工作室的作品截然不同。电影史学家乔治·萨杜尔称赞戈达尔为绝对天才：“在技巧方面，还没有人能够如此老练地打破常规，戈达尔将电影语言的所有语法和影片的其他句法都付之一炬了。”
《筋疲力尽》获得艺术上的成功后，戈达尔在10年间拍摄了十几部故事片，尝试了不同的题材、风格和叙事形式。其中有音乐歌舞片《女人就是女人》(1961)、爱情悲剧《蔑视》(1963)、半喜剧的犯罪电影《法外之徒》(1964)、先锋科幻电影《阿尔法城》(1965)、浪漫惊悚片《狂人皮埃罗》(1965)、解构公路电影《周末》(1967)等。可以说，上世纪60年代的电影是属于戈达尔的，他使电影现代化了。而在此期间，好莱坞也曾多次向他抛出橄榄枝，在导演阿瑟·佩恩接手之前，他差点与沃伦·比蒂合作执导《雌雄大盗》。
在拍摄技术上与时俱进，手机摄像和3D都玩过
20世纪70年代末，戈达尔与他在《电影手册》时期的大多数朋友决裂，甚至在1978年的一次采访中公开侮辱特吕弗，声称他“不知道怎么拍电影”。事后，特吕弗回信告诉戈达尔，你还是继续专注于自己下一部自传电影吧，这部电影应该叫《屎就是屎》(A Shit Is A Shit)。法国电影新浪潮的辉煌时代结束了。
1971年，一场严重的摩托车事故差点夺走戈达尔的生命。1977年，他搬回瑞士，和电影制片人安妮-玛丽·米埃维尔在安静的湖边城市罗尔安顿下来。在戈达尔的余生里，两人都住在罗尔，安妮-玛丽·米埃维尔的制片公司就在他们住的那栋楼里。
1980年，戈达尔带着他十多年来的第一部商业片《各自逃生》在戛纳电影节亮相，被某些评论家誉为戈达尔的重大复出，在法国的观影人数超过60万，成为他自20世纪60年代以来在法国国内取得的最大成功。这部影片开启了他作品一个新的、更有灵性和诗意的阶段，这一阶段在他接下来十年拍摄的几部电影中得到了体现，包括《受难记》(1982)、《芳名卡门》(1983)、《侦探》(1985)、《李尔王》(1987)。
在此期间，戈达尔还完成了一个名为《电影史》的266分钟大型项目，该项目于1988年在戛纳首次上映，最初在法国有线电视网上播出。由采访、经典电影剪辑、档案镜头和其他图像拼贴在一起组成的八集纪录片，回顾了电影史和20世纪的动荡时代。历史记录，虽然从未广泛传播，却被认为是戈达尔电影记录的一个主要部分。
在整个20世纪90年代，戈达尔继续在电影上进行实验，包括阿兰·德龙主演的《新浪潮》(1990)、杰拉尔·德帕迪约主演的《悲哀于我》(1993)和以萨拉热窝为背景的《永远的莫扎特》(1996)，这些电影得到了一些评论家的支持，但未能在剧院获得太多观众。
戈达尔自编自导自演《影像之书》剧照。
戈达尔早期批评作品中的蒙太奇思想在他后期的许多作品中都得到了实践，从《电影史》（1988）到《我们的音乐》(2004)、《电影社会主义》(2010)，再到《再见语言》(2014)和《影像之书》(2018)。每个人都能发现导演在尝试新的技术，包括在《电影社会主义》中使用手机摄像镜头，《再见语言》中使用3D技术，戈达尔将其扭曲成迷人的抽象作品。
在创造力上永不会“筋疲力尽”，晚年后“不喜欢听命”
在长达半个多世纪的职业生涯中，戈达尔执导了近70部故事片、纪录片及电视作品。他的作品多次改变方向，从第一部向好莱坞叙事挑战，到上世纪60年代末和70年代的政治电影，到70年代末和80年代对视频和碎片叙事的实验，再到90年代及以后的自传和历史蒙太奇电影。直到最后，戈达尔仍然是一位直言不讳的辩论家和电影革新者，用不倦的热情保持着自己的创作活力。
尤其是从《筋疲力尽》上映后的几十年里，他对世界各地的电影和电影人产生了巨大的影响。从巴西到捷克斯洛伐克再到日本，世界各地兴起的新浪潮很多都受他影响，包括几代好莱坞导演，马丁·斯科塞斯、布莱恩·德·帕尔玛、保罗·施拉德、彼得·博格丹诺维奇，甚至鬼才导演昆汀·塔伦蒂诺自己工作室的名字“A Band Apart”便是源自戈达尔的电影《法外之徒》（Bande à part）。
戈达尔执导影片《法外之徒》海报。
事实上，戈达尔对电影的主要贡献可能是他的想法：电影既是它所讲述的故事，也是电影本身的故事。从某种意义上说，戈达尔的所有电影都是关于电影的。
戈达尔在跳切、剪辑、片名卡片和不同拍摄形式方面的尝试，也对电影之外的媒体产生了重大影响，包括音乐视频和电视广告上的拼贴效果。如果戈达尔没有在他的作品中挑战叙事和连续性的传统观念，这种拼贴效果可能就不会存在。
晚年的戈达尔更像是一个隐士，拒绝接受采访，拒绝领奖，也拒绝参加包括戛纳电影节在内的大型活动。当他被授予法国国家功绩勋章时，他拒绝了：“我不喜欢听命，我也没有任何功绩”。2010年，当他被授予奥斯卡终身成就奖时，同样拒绝亲自前往洛杉矶领奖。他的伴侣安妮-玛丽·米埃维尔告诉媒体：“79岁的戈达尔不会去美国，他太老了，不适合做那种事。你愿意为了一块金属走那么远吗？”
《自画像》剧照。在湖边漫步的戈达尔。
在1995年的纪录片《自画像》中，戈达尔出现在银幕上，他在瑞士的家中沉思，漫步在日内瓦湖边，他说:“一幅图像之所以强烈，并不是因为它残酷或荒诞，而是因为它与思想的联系是遥远的，遥远且正确的。”
新京报记者 滕朝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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