来源：封面新闻
封面新闻 记者 田之路 实习生 徐嫒雪
“最后的离去和最初的诞生 一样都是人生必然。”
这是器官捐献证书上的一句话，看似淡然的背后，却都是永别的哀愁。周晴（化名）自丈夫陈伴（化名）离世后，也常常这样安慰自己，告诉自己要“放下”。尽管她仍未完全走出阴影，但在得知丈夫捐献器官的5台手术都成功后，她觉得丈夫仍“存在”于这人世间，“婆婆说，他的心脏还在跳动，就没有离开。”
清明节前夕，周晴接到四川省人体器官捐献管理中心工作人员的电话，告知她丈夫的名字会在清明后镌刻在器官捐献纪念墙上。陈伴的名字将与4000多位遗体、器官、眼角膜捐献者的名字一起，在这里向世人诉说他们已然远去，却未“离去”的故事。
周晴与陈伴家住四川乐山，两人结婚十余年，有一个女儿，夫妻恩爱，生活平淡，平淡得在陈伴离开之前几个小时，也没有任何征兆。2021年7月13号，丈夫陈伴刚过完39岁的生日两天。
陈伴和周晴接孩子回家后，在卧室里躺着玩手机。他说了句“我感觉很不舒服”后就突然晕倒，一家人赶紧将陈伴送往医院。医院诊断陈伴为脑干出血，必须马上动手术，否则没有生还的可能。
当晚手术做完后，陈伴依旧没有苏醒，医生表示救治的希望很小，周晴想将陈伴转院到更好的医院。“有位病友说，自己也曾患这个病，也救活了。”听到这些，周晴像抓住了救命稻草一样，尽管面对的是未知的恐惧，她也决定只要有希望就会去争取尝试一下。
从乐山开往成都的路并不算太久，周晴和陈伴的母亲坐在救护车上，彼此没有说话，“我用手机一直给他放着女儿的录音，希望等来唤醒他的奇迹。”
7月16日凌晨，陈伴转院进入华西医院，遗憾的是17号陈伴被宣布脑死亡，无自主呼吸，没有生存的可能性。
陈伴出事后，家里乱成一团，一心想着救治，当陈伴被宣布死亡后，周晴想到了一个人：人体器官捐献管理中心协调员郑旭东。“我想起入院后，他就在急诊室等着我们，一直在帮我对接医院，联系救治，也提过器官捐献的事，说充分尊重我们的意愿。”
丈夫生前，周晴从未了解过什么事器官捐献，当她接受丈夫死亡事实时，在医院里思考起这个问题来。
“要不要替丈夫做这个决定？”此时，看着丈夫离去，在思考要不要捐献丈夫器官时，周晴心里的一段往事也浮上心头。
2010年周晴和陈伴刚结婚，有过一个儿子，孩子刚出生17天就被诊断出先天性心脏病。夫妻俩带着孩子前往上海、重庆等地到处求医，都被医生告知没有办法做手术。“娃娃好乖啊，但还是在他一岁多的时候离开我们了。”
这件事对周晴打击很大，她一直在想如果以后医术更发达了，孩子会不会拥有二次手术重生的机会。
经历过失去至亲的痛苦，她太了解如果一个家庭能获得救治希望的心情。“如果我的娃娃当时得到救治，我肯定会很感谢帮助我们的家庭。”
在她心里，丈夫一直是个热心、开朗、爱帮助别人的人，她相信丈夫也愿意在离世后能帮助到别人。
“人走了以后尘归尘，土归土，哪怕让别人看到一点手术的可能性都是有意义的。”
做出捐献器官的决定，周晴联系了郑旭东，签订捐献协议后，丈夫的心脏、肾脏、肺被移植。此后，陈伴的遗体被带回老家火化、安葬。
陈伴捐献器官后，周晴一度想知道丈夫身体的一部分都去了哪里。她试图打听过都捐给谁了，才知道根据相关规定和人伦道德，器官管理中心是会对捐赠者和受捐者双方信息保密的。器官移植手术后，郑旭东告诉周晴，陈伴的器官分别捐给5位患者，做了5台手术。
1个月后，郑旭东再次接到了周晴的电话，“那几个患者手术怎么养了，都成功了吗？”郑旭东告诉她，5台手术全部成功，有的病人还在ICU。
虽然双方信息保密，但受捐者大概的年龄、生活在什么地方是可以告知的。“这也是对死者家属的一个慰藉，让他们知道亲人现在’在哪里’ 。”
3个月后，周晴得知所有受捐者都已经出院，心里有些欣慰，“爱人的妈妈说，知道他的心脏还在跳动，他就还存在。”
周晴准备继续调整自己的心情，以后会给女儿讲爸爸是怎么继续“存在”于世上。她打算清明后去捐献者纪念碑看看，看看与丈夫一起刻在上面的名字。
和参与陈伴的器官捐献一样，协调员郑旭东参与了所有捐献者的全部捐献流程：从联系捐献、手术室见证移植、家属关怀、纪念园祭奠的每个环节，都由协调员对接。
郑旭东说，像周晴这样打电话来问受捐者情况的很多，在亲人离开后，他们将思念的情绪寄托在了受捐者身上。“我们都会耐心帮他们向医院询问受捐者的恢复情况，受捐者恢复得好，家属心里会有安慰。”
除了打电话，器官捐献管理中心还会收到很多家属的信件，让工作人员帮忙转交。“每封信我们都会仔细看，如果没有透露个人信息就相互转交。”
郑旭东形容自己的工作是一个桥梁，是一个纽带，串联起生与死，串联起绝望与希望。
他曾遇到过一个家庭，一位男士的父母及岳父母，四位长辈先后进行了人体器官捐献。“这是我见过捐献最多的家庭，发自内心的敬佩。”
2021年3月，在成都长松寺公墓里，有一面墙刻着每一位捐献者的名字。“基本上面的每一个捐献者，每当看到他们的名字，当时的场景都会浮现在眼前。”郑旭东本是医学生，毕业后他没有选择去当医生，他更喜欢自己现在的工作，“作为生命的摆渡人，是件很有成就感的事。”
郑旭东的同事蒋丽英是位女协调员，整个四川的协调员仅74个，“很多人忌讳这份工作，尤其女性会很害怕，所以目前全省的协调员很少。”但蒋丽英认为，这份工作使她内心变得强大。
“学到很多，见多了生死，也看淡了很多”。她此前在红十字会此前从事财务工作，2019年5月通过国家管理中心的协调员培训后，获得协调员资格证书，而走上了器官捐献协调员的道路。
报名协调员培训，需有三年以上红十字会工作经验。培训内容包含器官分布和器官识别等人体医学知识，“这是为了协调员在见证过程能确保摘取的器官，与捐献者或其家属在文书上确认的意愿一致。”
她遇到的第一位捐献者年仅20多岁，一位刚结婚不久的男性，因为意外车祸不幸离世，他父母和妻子联系到人体器官捐献中心，同意捐献其肝脏和肾脏。
当时医生将病人推进手术室，虽然已经脑死亡，但患者身上仍然挂着维持生命的仪器，“因为获取器官需患者处于脑心双死亡状态，于是见证医生进行了拔管处理。”
除了宣传，捐献见证是蒋丽英工作中最重要的部分，和所有协调员一样，蒋丽英是24小时随时待命。“死亡是随时都在发生的，家属见到我们，会表示感谢，说我们无论几点都会马上赶到。”
见证有严格的流程，在与捐献者家属沟通交流后，蒋丽英需要做的是确认直系亲属是否属实、核实捐献意愿，然后才是进手术室见证。
手术完了，还需要恢复遗容遗貌。事后会尊重家属的意愿进行后续的火化、安葬等程序。
她见证了整个手术过程，包括整理遗容遗貌的环节，从最开始的心里有些忌讳，到后面的坦然接受与专业，蒋丽英认为自己是在做好事：帮捐献者延续生命，我有什么好避讳的呢？
蒋丽英接触的捐献者们涵盖各行各业，各年龄段，有年轻的、有年长的、有抗美援朝老革命、也有普通公务员。
在宣传器官捐献的过程中，蒋丽英发现，大多人改变了土葬、遗体完整、落叶归根等观念，对人体器官捐献的接纳度提高，少有谈捐色变的情况。“包括一些老年人，思想也不再过分传统。”她记得，曾有几个七八十岁的老年人，主动来到中心报名登记器官捐献。
四川从2017年仅有三四千人登记人体器官捐献，到现在共有31.4万人，2010年至今，全国人体器官捐献登记者达462万。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