美国史上最惨重的校园枪击案之一——造成26人死亡的桑迪·胡克小学校园枪击案受害者，日前以7300万美元（约合4.6亿元人民币）的赔偿金额与美国枪支制造商雷明顿达成和解。
◆桑迪·胡克小学校园枪击案中遇难的孩子们。
尽管诉讼没能最终成为判决，但也足够“震慑”多年来受宪法《第二修正案》保护的美国枪支行业。
这场发生于近十年前的惨剧，改变了许多受害家庭的生活：生命逝于枪口下，让一些曾对频繁发生的枪支暴力“冷感”的人开始投身于控枪事业，意欲推动控枪法律的改革。
时钟快进拨到2022年，波折的法律拉锯以和解协议告终的同时，也将揭开枪支行业营销的“秘密”，让这一行业受到更多公众监管。只不过，逝去的26条生命不可能再回来，这也是一些家属竭尽全力推动诉讼和控枪运动、希望竭力避免下一次大规模校园枪击案的原因。
“没有哪里能对枪支问题免疫”
2012年夏天的一个清晨，美国康涅狄格州纽敦市居民妮科尔·霍克利（Nicole Hockley）正在家中熨衣服。
此时，在3000多公里外的科罗拉多州奥罗拉市，一位蒙面枪手走进市中心一座电影院开枪对观众扫射，造成正在观影的12人死亡。听到新闻后，妮科尔感到震惊和悲伤，“心都碎了”。
但很快，她就不再去想电影院枪击案的事了。几年后她回忆起来，认为当时的她和绝大多数人一样，并不相信同样的惨剧会发生在自己身边。
在一篇给美国有线电视新闻网（CNN）的文章中，妮科尔写道，“每一次大规模枪击案过后，人们关注的是当下极端的惨案给当事人造成的毁灭性打击。大家向远方的遇难者送上祝福和祈祷，提出解决方案、要求政府采取行动，然后说‘我们的生活要接着过’。”
直到妮科尔6岁的儿子倒在血泊里。奥罗拉影院枪击案发生五个月后，她的儿子迪兰所在的桑迪·胡克小学遭遇悲剧。
◆妮科尔·霍克利的儿子迪兰在桑迪·胡克小学枪击案中丧生。
当地时间12月14日上午，20岁男子亚当·兰扎（Adam Lanza）身着防弹背心、黑色制服，持枪闯入这所小学，在两间教室连续枪杀20名儿童和6名校方人员，最后饮弹自尽。警方事后在枪手母亲寓所发现他的尸体。
迪兰是桑迪·胡克小学的一年级学生。事发时，班上的老师掩护了他，但他还是遇害了。而此次枪击案中遇害的儿童多为一年级学生。
这时妮科尔才发现，枪支暴力可能发生在任何一个意想不到的场景里——学校、教堂、超市、公园、电影院等原本应该安全的场所，“没有哪里能对枪支问题免疫”。
◆妮科尔和几位家长一同创立的非营利机构。
陷入丧子之痛的妮科尔开始思考，如何在社会层面推动控枪问题改革。枪击案次年，妮科尔和其他几位遇害儿童家长成立了一家名为“桑迪·胡克承诺”的非营利组织，她分管其中一个预防枪支暴力的社会干预项目。该项目旨在让儿童和成年人更多参与社会交往，增加人与人之间的联结，识别其中的危险信号。
◆妮科尔·霍克利的儿子迪兰在枪击案中丧生，她希望推动枪支行业改革。
让售枪的商业模式获得更多监管
尽管美国枪击案频发，但受害者如此年幼的大规模枪击案是极为少见的。桑迪·胡克小学遭袭后不久，时任美国总统奥巴马在接受采访时说，“那可能不仅仅是我总统任期内最悲伤的一天，国会在该事件后无所作为，可能是我总统任期内最愤怒的一天。”
◆2013年1月，美国康涅狄格州警署的一位探员在一次有关枪支管控法的听证会上手持一架布希马斯特（Bushmaster）公司生产的AR-15步枪，这是桑迪·胡克小学校园枪击案的枪手亚当·兰扎所使用的同一款枪支。
一份于2014年发布的该案调查报告指出，枪手兰扎小时候患有阿斯伯格综合征、抑郁症、焦虑症和强迫症，但这些心理疾病并没有直接导致他的谋杀行为；他不断恶化的心理健康、对暴力的痴迷和致命武器容易获得的程度，才是酿成此次校园屠杀的主因。
当时的妮科尔已从事市场营销工作近二十年，或许是行业经验让她开始关注枪支制造商的营销行为与惨案的联系。2014年，包括妮科尔在内的9名受害者家属提起诉讼，被告是枪手所使用的AR-15型半自动步枪“大毒蛇”的制造商雷明顿公司（Remington）。
诉讼指出，该公司向民用市场销售军用武器是一种“玩忽职守”的行为，枪支行业应对这次惨案中逝去的生命负责：雷明顿在推销枪支时，将AR-15这种“战争武器”植入电脑游戏场景中；枪支广告还将枪支和男性气概绑定起来，暗指“不买枪就不配做男人”。
◆将枪支与男性气质“绑定”的枪支广告。
家属们认为，这类广告很容易蛊惑有心理问题的年轻人，例如该案中20岁的枪手兰扎。
但在美国，法律通常是保护枪支行业的。在小布什担任美国总统的2005年，美国国会通过了《保护合法枪支贸易法案》，使得枪支制造商及经销商等在此类案件中获得更大豁免权，也意味着受害人或家属将难以对枪支制造商或经销商提出民事责任诉讼。
2016年，家长们的努力遭遇第一次挫败——康州高等法院根据这份法案驳回了起诉，认为这些公司不能仅仅因为枪手滥用武器，就要承担责任。
美国法律学者、律师张军向“全球报姐”介绍，《保护合法枪支贸易法案》中有一项例外，即枪支制造商在违反州一级法律的时候可被起诉。经过近三年的拉锯，康州高等法院于2019年恢复了这项诉讼，并表示受害者家属可以根据该州的《不公平贸易行为法案》，以“不当营销”的罪名起诉雷明顿。
但很快，雷明顿在2020年再次要求驳回诉讼，并向公司所在的阿拉巴马州申请破产保护。该策略一度生效——申请一经通过，诉讼被搁置了几个月。
去年7月，康州最高法院再次驳回雷明顿的撤诉请求。随着审判日期的临近，雷明顿拿出第一份方案，计划以3300万美元的赔偿金达成和解，被家属们拒绝。
直到今年2月，雷明顿将赔偿金提高到7300万美元，这份方案最终被家属们接受。由于雷明顿已申请破产保护，该金额将由保险公司支付。
至此，此案创下美国史上由枪支行业支付给大规模枪案受害者金额最大的一笔赔偿。而在《保护合法枪支贸易法案》通过之前，美国最大一笔枪击案的和解金额仅为250万美元。
张军认为，近年来美国屡次发生大规模枪击案，要求控枪的声音激增，此次达成的巨额和解金可以给枪支行业带来警示作用，后者未来在枪支生产、推销枪支时须更为谨慎。
“过去若非枪支本身的制造缺陷，社会团体很难告赢枪支制造商。”他表示，此次和解绕过了美国宪法第二修正案中对公民持枪权的保护，以及《保护合法枪支贸易法案》中对枪支贸易的保护，“或能激励其他枪案受害者，让大家知道枪支利益集团并非‘铁板一块’，为受害者家属维权打开了一扇窗”。
随着和解协议的达成，雷明顿还将公开数千页的内部文件，其中包括如何营销肇事枪支AR-15的材料。妮科尔说，即将披露的文件里有专门瞄准“想当兵的人”的营销方案，“这是很成功的营销，但也是不顾后果、不负责任的营销”。
她说，家属们在此次诉讼中的核心诉求不是阻止武器销售，而是让枪支行业“暴露在阳光下”，让售枪的商业模式获得更多监管。
◆2014年一场户外运动展会上展出的各式步枪和手枪。
在美国，如此做法已有先例：此前有民间团体针对烟草公司提起诉讼，通过公开内部文件而彻底改变了烟草行业。但张军认为，由于宪法第二修正案对枪支所有权的保护，枪支与烟草的地位无法一概而论，指望控枪改革立刻获得烟草管控所获得的成就依然不太现实，“改革只能一步步地推进”。
张军也表示，雷明顿并没有承认自己的错误，只是选择“花钱了事”；而由于此次诉讼并未走到最终判决，无法成为以后可以依据的成功判例。
美国枪支行业正在“从娃娃抓起”
根据警方调查，兰扎生前喜欢研究大规模枪击案，还将一份校园枪击的报道作为剪报裁下。调查人员从兰扎家中发现并修复了一张彩色照片，照片中年幼的孩子身穿迷彩服，手里抓着一把枪，腿上随意摆放了手榴弹和子弹。
◆亚当·兰扎家中获取并修复的一张照片，但兰扎母亲前夫否认这位男孩是兰扎兄弟其中任何一人。
另据熟人透露，兰扎的母亲痴迷射击，家中至少有十余支枪，在两个儿子会用手抓枪支时就教他们射击。不过，在控枪法律极其严格的康涅狄格州，兰扎使用的枪支都是合法登记在母亲名下的。但兰扎母亲的前夫否认修复照片中的男孩是兰扎兄弟中的其中之一。
美国控枪组织“预防暴力政策中心”（VPC）警告称，美国枪支行业正在“从娃娃抓起”。这份2016年发布的报告引用了包括全国步枪协会（NRA）在内的多个行业团体的公开言论，它们都曾表明，要将儿童和青少年开拓成为新目标客户群。
“射击运动零售商”（SSR）在一篇期刊文章中引用列宁的名言“给我一代青年，我能改变世界”，并用煽动性的话语称，向下一代推销枪支“不仅仅是一个商业决策，更显示下一代人的政治意愿”。
◆2014年一场户外运动展会上展出的青少年款步枪。
美国全国射击运动协会（NSSF）的一份手册中写道，年龄不应成为射击的门槛，14岁甚至10岁都可以开始练习。《青少年射击手》2012年春季出版物中，编辑更为这种营销正名：“我想不到有任何一个行业不会把青少年作为目标用户。”
一些枪支制造商还针对儿童设计了体积轻巧、样式活泼的彩色外壳步枪和手枪，并有针对女孩的粉色版。武器制造商WEE1甚至推出青少年版本的AR-15步枪——JR-15。AR-15曾被1994年的《联邦突击武器禁令》禁止销售。但该法案于2005年过期后，销售额呈爆炸式增长。
◆枪支制造商WEE1的广告画。
VPC指出，这是因为近年来美国民间狩猎者减少、枪支持有者不断老龄化、家庭平均拥枪数量下降，“倒逼”枪支制造商转变营销方式：以自我防卫、捍卫自由和瞄准年轻人来获得新的客源。这种推销的后果，是儿童和青少年开始使用枪支误杀、自杀、谋杀，甚至实行大规模谋杀。
◆JR-15青少年版步枪的海报。
根据美国“每个城市支持枪支安全”组织的统计，2021美国校园发生了203起枪击事件，造成至少49人死亡、128人受伤。而这当中，凶手的年龄呈现低龄化的趋势。
此外，过去十年间美国还发生了多起儿童误杀儿童事件：2013年5月，肯塔基州一名5岁男孩在玩耍时用枪意外射杀了年仅2岁的妹妹；2014年4月，佐治亚州萨凡纳市发生了两起独立的儿童误射事件，造成一名10岁女孩和一名11岁男孩死亡……
用VPC执行主管舒格曼（Sugarmann）的话说，“人们需要看清楚，枪支行业到底想干什么。”
由枪击案引发的蝴蝶效应
不止妮科尔，其他受害人家属的生活轨迹同样因这起校园惨剧被彻底改变。
马克·巴尔登6岁的儿子丹尼尔也在桑迪·胡克小学校园枪击案中丧生。儿子离世后，家人无论遇到任何事，都会若有所思地问起，“如果丹尼尔还在，他会怎么做？”
于是，马克创建了一个名为“如果丹尼尔在，他会做什么”的主页，在社交媒体上分享儿子生前的善意观点，并邀请更多人参与进来。为了纪念遇害的孩子，由桑迪·胡克小学家长成立的非营利组织还有好几家。
但这场枪击案引发的蝴蝶效应也走向另一个方向。长期报道这起枪击案的《纽约时报》记者伊丽莎白·威廉姆森（Elizabeth Williamson）在其著作《桑迪·胡克》中提到，自枪击案发生以来，事件本身成为一个阴谋论和假新闻的发酵中心。一些人强烈质疑枪击案的真实性，称其“从没发生过”，还有人认为枪击案是政府为了“迫害”拥枪者、扣押美国人枪支而“自导自演”的剧。
◆枪击发生当天，桑迪·胡克小学的老师带着学生逃生。
有阴谋论者公然“网暴”受害者家属、骚扰枪击案中收留幸存者的好心人，还有人在街上或纪念活动中截住家属、指控后者“编造”枪击案，有人甚至偷窃受害者的纪念碑并打电话通知家属……一些被跟踪、监视的受害者家属不得不躲了起来，有人险些遭到枪击。受害者诺亚·波兹纳（Noah Pozner）的父亲为此创立了一家机构，专门为受到阴谋论者滋扰的家庭提供法律援助。
美国极右翼网站“信息战”（InfoWars）创始人、阴谋论者琼斯（Alex Jones）是其中的主力军。在“信息战”网站上，阴谋论者发起众筹，为证实枪击案的真实性而筹集资金。
2019年，琼斯以诽谤罪被起诉后向遇害家庭赔偿了10万美元。随后他改变立场，但舆论场上针对桑迪·胡克小学枪击案仍然有层出不穷的阴谋论。
威廉姆森认为，阴谋论者“求证”的疑问在反复发酵后走向质疑，人们开始寻求更多证据，但当长时间没有得到回应后，这种情绪变成了愤怒。
后来的每一次重大事件，无论是大规模枪击案、2020年总统大选或是新冠疫情的暴发，部分美国人的反应都是否认事实，然后群起而攻之——2020年1月6日大批极右翼人士冲进国会大厦的场面，算得上是这场蝴蝶效应导致的最骇人听闻的结果之一。
在桑迪·胡克小学遭到血洗近十年后，法律纷争终于尘埃落定——虽然它最终是以庭外和解的方式了结。
◆当地居民纪念桑迪·胡克小学枪击案遇难者。
倘若没有这场枪击案，受害者当中最小的孩子今年也满15岁了。弗朗辛·惠勒的儿子本也是受害者之一。和解达成后，她在2月15日的记者会上说，她和她的丈夫“永远不可能得到真正的正义了”，“真正的正义是我们15岁的孩子能健康地站在我们身边。但他不会是15岁，他永远都是6岁。因为他永远离开了”。
文 / 程靖编辑 / 漆菲
排版/ 刘宁
来源：全球报姐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