原标题：黑话，只是神似高贵罢了：阿尔多诺论海德格尔
黑话，有时也被叫作行话。它有一种魔力，它始终试图让读者为自己的“无知”而羞愧，因为被奉为黑话的术语似乎说出了一些比它们的意思更高妙的东西。哲学表达是追求个性的，而除了哲学，在越来越多的学科中，词语和句子的个性仿佛都显得重要起来，没有个性好像就是不专业的。而黑话之所以流行在很大程度上也是因为有这样的“追求表达个性”的现实需求。
在今天，黑话受到的质疑并不少，可黑话的历史颇为漫长，其吸引力也比较强大。哪些被识破的黑话变成“黑话”，而没有被识破的则依然是深刻思考的标识。
我们可能会误以为，黑话是外行人对内行人的吐槽。圈内人心领神会，圈外人一脸懵。实际上，即便是作为圈内人对黑话也是有意见的。
阿多尔诺（Theodor W. Adorno，1903-1969)，德国社会学家、哲学家，法兰克福学派的主要代表之一。著有《否定的辩证法》等作品。
德国思想家、社会学家阿多尔诺便有这样的反思。他在《本真性的黑话》中对当年风靡一时的海德格尔哲学展开讨论，认为他的“本真性”是一种黑话辞藻。该书被认为是《否定的辩证法》前传。阿多尔诺在哲学和社会思想史上的地位自然不必多说，他的作品翻译却不多。在2021年，国内两家出版机构同时第一次引进《本真性的黑话》中文版。启真馆版译为《本真性的黑话》，上海人民出版社版译为《本真性的行话》。
以下内容经启真馆授权节选自《本真性的黑话》一书。内容有删节，标题为摘编者所起。
《本真性的黑话》，[德]特奥多·阿多尔诺 著，夏凡 译，浙江大学出版社，2021年8月。
黑话的蔓延
在德国，本真性的黑话不仅写在纸上，还被人挂在嘴上。这种语言是社会化的天之骄子的商标，既高贵又亲切：下里巴人和阳春白雪合体了。黑话从哲学和神学（不仅是新教的学院）蔓延到了教育系统，蔓延到业余大学和青年组织，甚至进入了经济和政治的代表人物的高级词典。当披着深刻的人类情感伪装的黑话泛滥之时，黑话就像它正式否定的那个世界一样平庸。其部分原因在于黑话的风靡一时，部分原因在于它单单凭借其性质便自动设置了讯息，而这样一来，黑话恰恰阻碍了它想要唤起的经验所传达的信息。黑话支配了为数不多的若干词语，使其成为能够像信号一般快速接收的词。
“本真性”这个词本身倒还不是最突出的例子。它更像是黑话得以繁衍的一种触媒，是暗中滋养黑话的一种思维方式。从一开始，“生存上的”“在决定中”“使命”“呼唤”“照面”“真正的对话”“命题”“关怀”等等词语就成了榜样。能加入这一列表的类似的非术语词汇并不是很多。有些词，比如格林的词典考证过的“关怀”（Anliegen）一词，虽然本雅明还在无罪地使用着它，然而一旦陷入这个“力场”（该词本身也是个好例子），就近墨者黑，完全变色了。
因此，重要的事情不是制定一份流行的高贵名词的黑名单，而是审查它们在黑话中的语言功能。这些词并不都是高贵名词。黑话有时甚至捡起一些烂大街的词语，并用法西斯主义的方式将它们奉为座上宾，加官晋爵：法西斯主义狡猾地把平民性和精英主义混合在一起。沉浸于精美雅致之中的新浪漫主义诗人，比如格奥尔格和霍夫曼施塔尔，根本没有用黑话作诗。然而，他们的许多代理人，比如贡多尔夫，反其道而行之。词语只有在它所否认的那个星丛中，只有通过每个词语的与众不同的姿态，才成为黑话的词汇。单个词语失去了的魔力在操控中又失而复得，无论何种操控。
个别词语的超越性是第二性的，是工厂发送的现成货色：被说成是调换了太子的狸猫。经验语言的各个成分被牢牢操控，似乎它们是一种真正的、显明的语言的成分。宗教仪式用语的经验接近性让说者和听者都相信了他们的肉身接近性。以太机械地播散开来，原子式的词语换汤不换药。因此，它们实际上比黑话的所谓体系还要来得重要。
《本真性的黑话》1964年版封面。
看似“高贵”
客观而言，黑话是一个体系，它以去组织化作为其组织原则，即语言本身瓦解为词语。其中的大多数词语在其他的语言星丛中可以照用不误，没有黑话的意思：“命题”，在认识论中指的是直言判断；“本真的”——当然已经被人慎用了——作为形容词，意思是“本质的”，以区别于“偶然的”；“非本真的”，暗指一种破坏和违反（本意、诺言、法规）却不适合直接说出来的情形。“传统音乐的无线电广播，即现场演奏的音乐这一范畴，是以一种似乎有点儿，呃，非本真的情感为基础的。”a这里的“非本真的”成了一个批判的词语，用来明确地否定某种仅仅是表象、假象的东西。尽管如此，黑话把本真性及其反面从一切如此透明的语境中抽离了出来。人们当然不能批评一家公司在拿到定单（Auftrag）时使用“使命”（Auftrag）一词。
但那种可能性是狭义和抽象的。任何过分夸大其意义的人，都走向了一种赤裸裸的唯名论的语言学理论，也就是把词语当成了可交换的筹码，并不随着历史变迁。
然而历史确实侵入了每一个词语，把每一个词语扣留在所谓原初意义的发现中，而黑话总是试图追逐那原初意义。是黑话或不是黑话，取决于书写词语的语气是否先验地将它对立于其自身的意思，取决于个别词语装载的意义是否以整个句子、判断乃至思想内容为代价。
就此而言，黑话的特征是形式的：它竭力让想要的东西只被远观，让人们不深究其所用词语的内容就全盘接受其陈述。它把语言中的前概念因素，亦即模仿的因素置于其掌控下，以获得预期的有效联系。“命题”想要假装说话者在场，而且他不仅传播着他所讲的内容，同时也赋予那些内容以高贵尊严。如果没有这一说话者的剩余物存在，言说似乎就显得是非本真的了，似乎仅仅强调内容的表达就是在犯罪。黑话的形式特性有助于宣教的目的。任何谙熟黑话的人都不必说出他的想法，甚至不需要真的去思考。黑话替他完成了这一任务，并贬低了思想。本真的，其核心在于，整个人在说话。因此，发生的某件事，黑话本身就把它刻画为“本有”（Sichereignen）。交往“啪嗒”一声关上了，并追求到了一个真理，但迅速得到集体赞成的“真理”原本是非常可疑的。黑话的语调里有一种算卦先生似的严肃认真，信誓旦旦地愿意跟任何卦象结盟。
黑话的词语既不依赖于概念内容，也独立于上下文，它们听上去似乎说出了一些比它们的意思更高妙的东西：这一事实可以用“灵韵”这个术语来描述。本雅明不是偶然地引入这个术语的，因为按照他本人的理论，他所理解的“灵韵”是经验不可接近的。作为没有神圣内容的圣物，作为冰冻的流出物，本真性的黑话词语是灵韵解体的产物。与之相伴的是一种可以在祛魅世界中使用的不羁，或者用准军事化的现代德语说，是一种时刻待命的（einsatzbereit）不羁。
黑话的“物化”
理查·瓦格纳（1813一1883），德国作曲家、指挥家。代表作包括《漂泊的荷兰人》《唐豪赛》《罗恩格林》等。
黑话对物化的不断斥责，本身就是物化的。它落入了理查·瓦格纳在反对坏艺术时所定义的“戏剧效果”的窠臼：没有行动者的行动所带来的结果。当圣灵远去，人们说着机械的话语。他们所暗示的秘密，从一开始就不存在的秘密，是公开的秘密。没有秘密的人需要的仅仅是说，仿佛他知道这个秘密而其他人不知道它。表现主义的格言“每个人都被选中”（出自被纳粹杀害了的保罗·科恩菲尔德的一部戏剧作品）步陀思妥耶夫斯基的错误撤退之后尘，仅仅有助于被社会发展所威胁和侮辱的小资产阶级获得意识形态上的虚假满足。
黑话在精神中和现实中都没有任何发展，这个事实是它的赐福——亦即源始性——之源。尼采活得不够久，没机会对本真性的黑话感到反胃：在20世纪的德国，尼采变成了最典型的怨恨现象。尼采的话“臭不可闻”，将在幸福生活的洗浴节中找到用武之地：
“星期天真的是从星期六晚上开始的。当手工艺者整理好他的工作室，当家庭主妇把屋子收拾得干净明亮，连大门前的街道也扫得一尘不染，当孩子们也洗好了澡，成年人便洗去了一周的尘垢，彻底擦干净自身，然后穿上准备好的新衣服：当这一切就绪，带着一种乡村的周到与细心，于是人产生了一种极为温暖的休憩感觉。”
在书房中的阿多尔诺。
来自不复存在的日常生活的那些表达和情景一直在自吹自擂，似乎它们被某种绝对性赋予了权力和担保，而那绝对性却天威难测。尽管见多识广的人总是对召唤救赎这件事犹豫不决，然而沉迷权威的人却安排好了词语的升天，以超越现实的、有条件的、有争议的领域—他们甚至在印刷文字中也讲着这些词语，仿佛上苍的保佑已经直接跟着那个词来临。“上苍”，有待思考的，却又对立于思想的上苍被黑话损坏了：黑话表现得似乎它“向来”（用它爱说的话说）就占有着上苍。
哲学想要的个性——它使得描述成为哲学不可或缺的东西——决定了哲学的全部词语所说的要多于每一个词语。这一特征被黑话利用了。真理对个别词语和命题陈述之意义的“超越”被黑话归属于各个词语本身，似乎词语占有了这种不可改变的超越性，而实际上这种“言外之意”只是通过星丛的中介才得以形成。
按照哲学语言自身的理念，哲学语言通过它所说的东西在思想链条中的发展而超越了它所说的东西。哲学语言的辩证超越在于真理和思想之间的矛盾意识到了自身，并克服了自身。黑话毁灭性地接管了这一超越性，把它移交给了黑话自身的“啪嗒啪嗒”。这里，词语的任何言外之意、话外之音都被一劳永逸地搞成了表达。辩证法中断了：词与物之间的辩证法中断了，语言内部的辩证法——个别词语与其关系之间的辩证法——也中断了。词语不再被判断，不再被思考，而是将其意义抛在脑后。
这样一来，上述“言外之意”的现实就被建构好了；而这就是对神秘的语言思辨的嘲讽：黑话毫无根据地以其纯朴为荣，很小心地不去回忆那一语言思辨。黑话模糊了语言品味的“言外之意”和这个“言外之意”的自在存在之间的差异。伪善成了先验，此地此时所讲的日常语言似乎成了神圣的语言。
霍克海默（左）与阿多尔诺。两人合著有《启蒙的辩证法》（1947年）。
凡俗的语言只有远离神圣的声音，而不是试图模仿神圣的声音，才能够接近神圣的语言。黑话亵渎性地逾越了这条规则。当它给经验的词语披上了灵韵，便严重夸大了哲学的普遍概念和观念（例如存在概念），以至于这些概念的本质——亦即思维主体的中介作用——彻底消失于彩色涂料之下：这些术语装扮成最具体的东西，诱惑着我们。先验和具体闪闪发光。两可是语言的某种姿态的媒介，这种姿态遭到了它所钟爱的哲学的诅咒。
然而，浮夸不打自招地揭露了虚假。在长期的分居之后，某个人写道，他得到了生存论上的安全；需要停下来想一想，才知道他说的是他足够谨慎地处理了他的财务。国际会议中心——不论这些会议有何用处——被称为“照面之家”；看得见的房子，“牢固地建基于大地上”，被那些集会变成了圣地。也就是说，房子高于会谈，因为它们处于生存着的、活生生的人之间，尽管这些人正忙于会谈，而且只要他们不自杀，他们几乎没有任何超越生存的可能性。
人和他的伙伴的关系应该比任何内容都更重要，为此目的，黑话满足于青年运动那拙劣的共同体情结，它审查着事物，不允许它们超出说话者鼻子的可触范围或者超出人的能力。黑话把参与导向了固定的机构，并增强了最底层的说话者的自尊：他们已经很了不起了，因为他们的体内“有人”在说着话，哪怕那个“有人”是“乌有”。
偷偷地给非理性主义加热
回荡在黑话中的命令，亦即“思想不应太费力”（因为否则就要冒犯共同体）这一指令，也成为这些人高人一等的证明。这就压制了一个事实，也就是说，具有普遍性和客观性的语言本身已经否定了整体的人，否定了正在讲话的单个主体。
语言的第一个代价正是个人的特殊存在。然而，通过整体的人在讲话而不是思想在讲话的表象，黑话这种“现成在手”的传播方式就假装出一副免遭残暴的大众传播之伤害的模样；恰恰是这一点才使它得到了人们的热情迎接。任何站在言语背后的人，摆出一副那些词语的样子的人，都不会被人怀疑他此刻居心叵测：他为别人说话，是为了向他们推销什么东西。一旦说某个命题为“真”，那么“命题”一词便终于获得了它不在作案现场的证明。通过它的特权，它想要让那个“为别人”获得一种自在的可靠性。在所有传播存在之处，这些比传播更好。
电影《安妮·霍尔》（1977）剧照。
藏在黑话背后的是将“我与你的关系”当作真理之处所的论断，它抹黑真理的客观性，斥之为物性，并偷偷地给非理性主义加热。作为这样一种关系，传播变成了超心理学的要素，尽管它只有通过传播内容的客观性才有可能如此。最终，愚蠢成了形而上学的缔造者。自从马丁·布伯把克尔恺郭尔的生存概念从克尔恺郭尔的基督学那里割裂出来，并将它美化为一种纯粹的姿态，就有了一种把形而上学内容和所谓“我与你的关系”联系起来的普遍倾向。这一内容指的是生活的直接性。神学与内在性的规定密切相关，而内在性想要通过神学来获得更多的意义：因此这些规定实际上已经类似于黑话的词语了。
在这一过程中，被抹掉的是自然界和超自然界之间的界限。谦虚的本真派敬畏地仰望着死亡，然而他们迷恋生命的精神态度却对死亡避而不谈。神学的锋芒被去除了，而没有了锋芒，救赎是无法设想的。按照神学的概念，凡自然之物在经历死亡的时候没有不变形的，人与人的关系里不存在此时此地的永恒性。
布伯式的存在主义从“人与人的自发关系不能被还原为物与物的关系”这一事实中提取出了它的超越性，这是一种颠倒的存在类比（analogiaentis）。它仍然属于生命哲学，尽管它放弃了它的这个思想史起源：它把尘世的动力学抬高到天国里去了。因此在黑话里，超越性最终接近了人：它是精神的武利策管风琴（Wurlitzer-Orgel）。
黑话里一定写着类似于赫胥黎的《美丽新世界》的布道词，并将它灌制为唱片，一旦有需要就可以播放：假如具有高度的社会心理学可能性的“反叛的大众”想要再聚众闹事的话，就得通过一种按部就班的激情，让他们回归理性。为了广告的目的，武利策管风琴机械地把机器制造的声音强加于颤奏，从而把音乐中表现主观情感的颤奏给人性化了。
黑话同样给人提供了人的存在的模板，这些模板使他们去除了不自由的劳动，哪怕自由劳动的痕迹实际上荡然无存。海德格尔确立了反对人、反对闲谈的本真性，然而他也清醒地认识到，他讨论的两种生存类型之间根本不存在一种彻底的跳跃，因为两种生存类型自身的动力学将使双方汇聚到一起。但是他也没有预见到，一旦被他命名为本真性的东西变成了一个词语，便生长出了交换社会的那种匿名性，而那恰恰是《存在与时间》所抵抗的东西。在海德格尔的闲谈现象学中赢得了名誉席位的黑话，顾名思义，标志着不同寻常的、较高级的感知能力，但黑话也平息了对无根基状态的日益高涨的怀疑。
海德格尔（Martin Heidegger，1889-1976），德国哲学家，20世纪存在主义哲学的创始人和主要代表之一。著有《存在与时间》等。
精神劳动者的“职业病”
从事所谓“精神劳动”的职业群体同时也是被雇用的、不独立自主的群体，或者说是经济上的弱势群体，而黑话成了这个群体的职业病。在该群体中，除了一般的社会功能，还附加了一种特殊的功能。
按照社会分工，精神是他们的活动领域，然后他们的文化和意识远远落后于精神，无法亦步亦趋，只能望其项背，在精神后面老远的地方一瘸一拐地走着。他们渴望用黑话来消除这一距离，让自己跻身于高雅文化之列（对他们来说，滞销货听起来依然时髦），仿佛高雅是他们自身的本质那样。他们当中较为天真的那些人还是会把勤奋——套用一个手工艺行业的表达，黑话可没少从手工艺里面偷师——称为个人的特点。
黑话的刻板成见为主体的活动上了保险。它们似乎保证了个人并没有在做他正在做的事情：和人群一起咩咩叫；使用这些黑话的人误以为他自己是个与众不同的自由人。自主性的表面姿态取代了自主性的内容。夸张的是，这被叫作“义务”，完全驴唇不对马嘴。
伪个性化在文化工业中所操心的事，也正是黑话在蔑视文化工业的人那里操心的事。这是不断发展的半文化的德国症状。半文化似乎是为那些觉得自己被历史审判了（或者至少觉得自己在堕落）的人量身定做的，但那些人仍然傲视群侪，自以为是内部的精英。
不可因为写黑话的仅仅是一个小群体，便低估这一黑话的重要性。现实生活中有无数人在讲黑话，从考试中继续论述“本真的照面”的学生，到问出“你相信上帝向我们说的仅仅是理性吗？”的主教发言人。这些直接的语言是他们从一位发布者那里接收来的。1945年，在浮士德博士的学生在奥尔巴赫的酒窖里的神学对话中，托马斯·曼以其精确的讽刺直觉到了现代德国人的大多数习惯，尽管他不再有多少机会观察他们。
这些对话模式肯定在1933年之前就初露端倪，但只有在战后，在纳粹语言废弃之后，黑话才能够遍地开花。从那以后，最亲密的交流发生在书面语和口头语之间。人们能够阅读印刷出来的黑话，这些黑话无疑是在模仿广播的声音，而广播却照着本真性的书面作品依样画葫芦。中介性和直接性以可怕的方式互为中介。既然它们是一体合成的，经过中介的东西就成了自然事物的讽刺漫画。黑话不再知道任何初级群体和次级群体。
纪录片《二次大战启示录》（2009）画面。
这一发展有其现实基础。1930年，克拉考尔把“规范和心理的上层建筑”诊断为一种雇员文化，面临着失业危险的“立领无产阶级”的文化；那一上层建筑欺骗雇员们相信他们是出类拔萃的。通过这一欺骗，上层建筑使他们听命于资产阶级，而与此同时，多亏了市场的持续繁荣，那一上层建筑成了社会的普遍意识形态，这个社会误认为自身是统一的中产阶级。他们用同一种方式说话，以确认这种态度：黑话的风靡一时是因为它迎合了这种集体自恋的目的。这不仅仅适用于说黑话的人，也适用于客观精神。
通过一种起源于资产阶级的特殊性，一种被普遍性认证了的特殊性，黑话确认了普遍性的可靠性：它那合乎规定的挑剔声音似乎来自某个人本身。最大的好处是它保证了声誉。无论它说什么，它的声音、它的震动都完全一样地签署了一份社会契约。面对存在者时的敬畏，对似乎多于存在的“此”的敬畏，打倒了一切不服从的人。理解已经给了人：发生的事件（本有）是如此深刻，以至于语言也亵渎了所说的话，因为把它说了出来。纯洁的手从“改变现有所有制关系和统治关系”的想法那里缩回来了，它的声音使得那种想法是可鄙的，用海德格尔的话说，仅仅是存在者层面上的。
人们可以信赖任何操持黑话的人；人们把黑话穿在纽扣眼儿里。纯洁的语调自实证性中滴落，而无需屈尊恳求那些有前科的祸害；人甚至亲自摆脱了长期被社会化的意识形态嫌疑。在黑话中，法西斯主义曾用来取消批判思想的“破坏性和建设性之间的区分”舒舒服服地冬眠了。存在于此，这本身就是事物的价值所在了。它得到了“实定的”一词的双重保障：这个词既指“存在于此的”“给定的”，又指某种“值得肯定的”“积极的”东西。生活经验被物化为“积极的”和“消极的”，似乎无需任何考虑便能够运用这两个规定，似乎不是思想才规定了什么是积极的或消极的，似乎这些规定的过程本身并非否定的过程。
原文作者｜特奥多·阿多尔诺
摘编｜罗东
导语部分校对｜柳宝庆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