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出生人口“整体呈断崖式下降趋势”,安徽出大招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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原标题:出生人口“整体呈断崖式下降趋势”,安徽出大招了!

安徽出生人口呈现断崖式下降!

这句话出现在《安徽省人口与计划生育条例(修订草案征求意见稿)》(以下简称《意见稿》)的说明中,随后,登上热搜。

皖南地区的宣城市、池州市、铜陵市2019年常住人口自然增长率只有3.11‰、3.30‰、3.15‰,中北部的合肥、淮南等地自然增长率则是宣城的两倍多。

孙中锋分析,皖南地区的生育低迷问题较难改变。皖南人口总量较低,经济总量不高。尽管在皖南有芜湖这一安徽副中心,但其辐射能力还需提升。

皖南老龄化程度高,医保负担也较重。根据第七次全国人口普查数据,长江以南的皖南6市老龄化率均在20%以上,其中黄山市老龄化率达到24.1%。

皖南地区的老龄化率直接影响了安徽全省的人口结构。

根据安徽省第七次全国人口普查公报数据显示,2020年全省60岁及以上人口为1146.92万人,占18.79%,其中65岁及以上人口为915.94万人,占15.01%。

根据2019年统计,省内流动占比均不高,安徽大多数城市流向外省的人口占比超过50%,亳州、阜阳两地甚至超过90%。

地区生育率高低与青壮年的数量息息相关。

从2019年安徽全省外出半年以上人口分年龄构成可以看出,25-29岁占比14.33%,30-34岁占比12.58%,在所有年龄段中,这两个区间占全省外出半年以上人口总数比例最高,恰好也是育龄人口。

安徽,成了全国青壮年人口流失最严重的地方之一。那么,流出的人都去哪儿了?

国家卫生健康委流动人口服务中心研究员刘金伟分析,安徽人口主要流向长三角地区,以上海为主。

2010年后,安徽省际流出人口中约3/4(750万人左右)主要流向江浙沪等周边“强邻”。

从上图可以看出,江苏、浙江、上海是安徽流动人口主要去向。

中国人民大学社会与人口学院梁海艳博士分析,在流动人口中,安徽籍妇女的生育意愿相对较低。这主要是因为这些女性在家庭中更多承担起“主内”的责任,“导致她们在外出时不得不考虑生儿育女带来的阻碍”。外出务工女性更多选择了生育一胎或者不生育。

加拿大作家道格·桑德斯在著作《落脚城市》中分析,城市化造成的直接结果是出生率降低。经过人口迁徙之后,城市里小家庭的数量将超过乡村的大家庭,而落脚城市流回乡村的金钱、知识以及受过教育的回归人口将促使乡下地区的出生率下降。

这些从乡村走出去的打工人,经过大城市“洗礼”后回乡,生育文化及意愿也将发生改变。

引人回流有效吗?

安徽其实早意识到了劳动力流失带来的严重问题。上述《报告》给出的建议中,提高劳动力参与率被放在首位,即劳动资源利用率越高,越有利于延缓“人口红利”消退的时间。“我省作为劳务输出大省,当前应改善就业创业的政策环境,吸引我省外出务工人员返乡就业创业,同时全面促进高校毕业生、农民工、就业困难人员等重点群体的就业。”

《安徽省人口发展“十三五”规划》也明确提出,支持合肥都市圈扩容升级和一体化发展,吸引高素质、高技能人才聚集,促进跨省流出劳动力回流。

近年来,安徽在人才招引方面,先后制定实施了“安徽人才30条”“科学中心人才工作10条”,以及“江淮英才计划”等人才发展战略。

被称为“风投神话”的合肥,近几年通过“以投带引”的招商引资模式迅速崛起,跻身长三角城市第一方阵。十年时间,凭借新兴产业“换道超车”,GDP从不足3000亿元增长至超万亿,成为增长最快的城市之一,全国排名也从第38位升至第20位。

随之而来的就是人口加速扩张。

2010年至2020年,合肥人口增长超360万,常住人口规模达到936.99万,超过阜阳升至省内第一。

合肥

北京大学国民经济研究中心主任苏剑认为,要想提高生育率,要从降低生育成本想办法,具体就是住房、医疗、教育三方面。

此次《意见稿》提出了一系列生育鼓励措施,提出各级人民政府应当采取财政、税收、保险、教育、住房、就业等支持措施,减轻家庭生育、养育、教育负担。

在托育方面,县级以上人民政府应当对新建和正在建设的居住小区,按照每千人口不少于10个托位规划、建设托育服务设施及配套安全设施;对老旧小区改造应当按照每千人口不少于8个托位建设托育服务设施。并且,安徽拟推动将3岁以下婴幼儿照护费用纳入个人所得税专项附加扣除。

住房方面,县级以上人民政府在配租公租房时,对符合当地住房保障条件且有未成年子女的家庭,可根据未成年子女数量在户型选择等方面给予适当照顾,并可根据养育未成年子女负担情况制定实施差异化租赁和购买房屋的优惠政策。

在奖励和社会保障上,意见稿在国家规定的3天婚假上增加10天婚假,女方在国家规定的产假基础上可延长产假90天,男方则享受30天护理假;在子女六周岁以前,每年给予父母双方各10天育儿假。在这些假期里,职工可享受其在职在岗的工资、奖金、福利待遇。

这些鼓励生育的新政是否有效,考验着安徽省内各城市的地方财政实力以及各部门精准对接、落实配套政策的能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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