我们讨论的“Z世代”，到底是一批怎样的年轻人？

我们为什么要关注Z世代？

在中国，“Z世代”数量为2.2亿多。世代间的差异带来了彼此沟通和理解上的困难。在老一代人看来，Z世代可以说是“浅薄的电子土著”，他们对如何在现实世界中确立友谊、建立起良好的人际关系，缺乏相应的能力。不过，Z世代自身却极可能并不这么看，因为在他们看来，对科技产品的谙熟以及广阔的信息渠道，让他们能够保持更为开放的头脑，进行更具创意性的思考，勇于追求和尝试各种新生事物。

尽管有观点指出，技术正在将不同世代联系起来。但是，毫无疑问，维护Z世代作为一定年龄段群体性指称仍然是有其价值的。首先，尽管随着技术更迭越来越快，15年、20年一个世代的现象已被打散成5年甚至是更短时间即可成为一个世代，但这并不意味着世代之间差异的消弭，相反意味着他们之间和内部可能差异的扩大。其次，世代之间因为技术便捷化、便宜化而可能建立起某种联系，却并不意味着他们之间就真的进行了有效的联系，更别说他们切实地进行和谐沟通并达成某种基本共识了。最后，相对于行为和态度而言，年龄至今仍然是一个颇具甄别力的外显性指标，对人们的生理机能、行为能力、心理素质、社会定位、制度安排等都有着显而易见的影响。基于此，我们应该更慎重、更细致地对待Z世代问题。

此外，理解“世代”差异极为重要，主要原因是：一是有助于正确地看待祖辈与父辈之间、父代和子代之间、年老一代与年轻一代之间客观存在的冲突，分析其中的原因，抛弃成见，兼容并蓄，让不同世代之间形成更有效的互动关系和协调模式。二是有助于更好地分析文化价值、集体观念、群体倾向的形成原因、持续期限与演变规律，并在合理、合适的范围内，基于科学客观的分析，依靠和利用现代通信技术，对文化观念进行一定程度的引导、干预。三是有助于从具体的、可观察的角度去理解社会变迁，亦即从具体的不同世代人群的行为模式、生活日常出发，去理解技术创新、制度转型给社会乃至世代本身带来的变化，进而正确地对待这些变化，并规避风险。

我们为什么要关注Z世代？

在中国，“Z世代”数量为2.2亿多。世代间的差异带来了彼此沟通和理解上的困难。在老一代人看来，Z世代可以说是“浅薄的电子土著”，他们对如何在现实世界中确立友谊、建立起良好的人际关系，缺乏相应的能力。不过，Z世代自身却极可能并不这么看，因为在他们看来，对科技产品的谙熟以及广阔的信息渠道，让他们能够保持更为开放的头脑，进行更具创意性的思考，勇于追求和尝试各种新生事物。

尽管有观点指出，技术正在将不同世代联系起来。但是，毫无疑问，维护Z世代作为一定年龄段群体性指称仍然是有其价值的。首先，尽管随着技术更迭越来越快，15年、20年一个世代的现象已被打散成5年甚至是更短时间即可成为一个世代，但这并不意味着世代之间差异的消弭，相反意味着他们之间和内部可能差异的扩大。其次，世代之间因为技术便捷化、便宜化而可能建立起某种联系，却并不意味着他们之间就真的进行了有效的联系，更别说他们切实地进行和谐沟通并达成某种基本共识了。最后，相对于行为和态度而言，年龄至今仍然是一个颇具甄别力的外显性指标，对人们的生理机能、行为能力、心理素质、社会定位、制度安排等都有着显而易见的影响。基于此，我们应该更慎重、更细致地对待Z世代问题。

此外，理解“世代”差异极为重要，主要原因是：一是有助于正确地看待祖辈与父辈之间、父代和子代之间、年老一代与年轻一代之间客观存在的冲突，分析其中的原因，抛弃成见，兼容并蓄，让不同世代之间形成更有效的互动关系和协调模式。二是有助于更好地分析文化价值、集体观念、群体倾向的形成原因、持续期限与演变规律，并在合理、合适的范围内，基于科学客观的分析，依靠和利用现代通信技术，对文化观念进行一定程度的引导、干预。三是有助于从具体的、可观察的角度去理解社会变迁，亦即从具体的不同世代人群的行为模式、生活日常出发，去理解技术创新、制度转型给社会乃至世代本身带来的变化，进而正确地对待这些变化，并规避风险。

中国“Z世代”文化的成因

当今中国“Z世代”与欧美等地方的“Z世代”有相似之处，原因在于他们面临着相似的、具有全球共通性的结构转型与变迁。当然，也需要注意到，中国有自己独特的国情，一些全球共通性因素落到中国“Z世代”身上时，自然有其特别的地方。

关于全球共通性因素，《Z世代效应》一书所指出的推动“Z世代效应”的六种力量有一定启发。它们分别是：人口年龄结构的巨变及世代藩篱的打破；网络的高度互联并可视化；高科技的普及和使用游戏化；社会关注的获得由基于财富转向基于网络和社群的影响力；以全世界为课堂的教育和学习；筹资、专利等障碍被突破。这六种力量，根源于两个结构性变迁：人口年龄结构的巨变和互联网媒介的全息化。所谓“人口年龄结构的巨变”，指人类从“高出生率高死亡率”转向“低死亡率低出生率”后，高龄以下各年龄段死亡率降低、平均预期寿命延长所带来的人口年龄结构变化——从原来的“金字塔”型转变为“摩天大楼”型。而所谓“互联网媒介全息化”，则指的是互联网媒介从文字、符号、图片、动图、视频向立体全息影像的转变，以及其传送和接收速度的加快。它能让不识字、甚至是语言不通的人们之间，形成一定程度上有效的信息沟通。

中国独特的国情伴随全球共通性因素落在中国“Z世代”身上时，可能会带来特殊的影响。就“人口年龄结构的巨变”来说，相对于欧美大多数国家，中国的这个巨变，是在相对更短的四五十年里，依靠国家在医疗、公共卫生和生育政策领域的积极介入和干预来实现的。一度举国推行的单位制、公社制和城乡医疗卫生制度，让新中国成立后，婴儿和青少年的因病死亡率迅速降低；而改革开放后日趋严格的“一孩”政策，又让中国的人口出生率以极快的速度降低。紧随着新中国成立70多年改善民生方面的成就，中国人口年龄结构上的“摩天大楼”如今已初具规模。这里所谓“摩天大楼”是指，如果从2020年新生人口往回算，0岁-4岁，5岁-9岁，10岁-14岁……每5年一个世代的话，除了临近预期寿命的70岁-74岁世代及更老世代的人口因为死亡而迅速减少之外，其他世代的人口在数量上是大致相当的。如果用高度一定的长方形的长度来表示每个世代的人数，从下往上居中叠放这些长方形，在一个平面上将呈现出一个“摩天大楼”。“摩天大楼”的说法，是相对于以往金字塔式的人口年龄结构而言。伴随着未来平均预期寿命的进一步延长，中国这种“摩天大楼”“上下一般粗”（甚至会因日趋明显的“少子化”而“上粗下细”）的“楼层”将不限于14、15层，而是会更多。比照世界其他发展中国家甚至是欧美国家，中国人口年龄结构上这种“摩天大楼”形状呈现得相对“更快”“更早”。

除了人口年龄结构之外，性别结构特别是“Z世代”的性别结构，在中国同样有独特之处。根据第七次全国人口普查，中国男性人口比女性人口多出了3490万。鉴于女性预期寿命比男性要长一些，老年人口中一般女性多而男性少，这也意味着扣除老年人口后，更年轻一些的男女在比例上比总数值所呈现的失衡状况要更严峻。具体到Z世代，恰是中国性别比最为失衡的一群人，男性严重多于女性，根据普查数据测算，其值接近1827万。如今，该阶段男性最大者已到25岁，恰是适婚年龄；最小的11岁，再过4、5年也步入春心萌动的恋爱期。如此，当Z世代中有100个男性与女性成功匹配后，就会有18个男性被剩出而“打光棍”。卷入婚恋困境的当然远不止这“18个男性”，因为当我们理想化地假设每70个男性Z世代与70个女性Z世代顺利匹配后，剩下的48个男性Z世代将面对剩下的30个女性Z世代，也就是说，78个Z世代中的男女将在婚恋市场陷入争夺和抉择的困境，这个数值超过了整个Z世代人数的三分之一，为7918万有余。简单的模型推导足以让人们看到问题的严峻性，何况，现实生活中女性Z世代还面临更年长世代中男性魅力及财力的吸引。

就“互联网媒介全息化”来说，其在中国的推进与推广速度也非比寻常。1995年以来，正是我国电子技术、互联网、个人电脑、智能手机等新兴技术和产业蓬勃发展的阶段。我国高铁、公路、光纤等基础设施的各层次规划与投入，西部大开发、新型城镇化、乡村振兴、脱贫攻坚等的整体推进，以极快的速度推进了互联网及其终端产品的技术升级。这有利于给中国“Z世代”打下“电子土著”的烙印，让他们在整体上相对于其他国家的Z世代更早地与媒介全息化的互联网“亲密”接触。

中国“Z世代”文化的成因

当今中国“Z世代”与欧美等地方的“Z世代”有相似之处，原因在于他们面临着相似的、具有全球共通性的结构转型与变迁。当然，也需要注意到，中国有自己独特的国情，一些全球共通性因素落到中国“Z世代”身上时，自然有其特别的地方。

关于全球共通性因素，《Z世代效应》一书所指出的推动“Z世代效应”的六种力量有一定启发。它们分别是：人口年龄结构的巨变及世代藩篱的打破；网络的高度互联并可视化；高科技的普及和使用游戏化；社会关注的获得由基于财富转向基于网络和社群的影响力；以全世界为课堂的教育和学习；筹资、专利等障碍被突破。这六种力量，根源于两个结构性变迁：人口年龄结构的巨变和互联网媒介的全息化。所谓“人口年龄结构的巨变”，指人类从“高出生率高死亡率”转向“低死亡率低出生率”后，高龄以下各年龄段死亡率降低、平均预期寿命延长所带来的人口年龄结构变化——从原来的“金字塔”型转变为“摩天大楼”型。而所谓“互联网媒介全息化”，则指的是互联网媒介从文字、符号、图片、动图、视频向立体全息影像的转变，以及其传送和接收速度的加快。它能让不识字、甚至是语言不通的人们之间，形成一定程度上有效的信息沟通。

中国独特的国情伴随全球共通性因素落在中国“Z世代”身上时，可能会带来特殊的影响。就“人口年龄结构的巨变”来说，相对于欧美大多数国家，中国的这个巨变，是在相对更短的四五十年里，依靠国家在医疗、公共卫生和生育政策领域的积极介入和干预来实现的。一度举国推行的单位制、公社制和城乡医疗卫生制度，让新中国成立后，婴儿和青少年的因病死亡率迅速降低；而改革开放后日趋严格的“一孩”政策，又让中国的人口出生率以极快的速度降低。紧随着新中国成立70多年改善民生方面的成就，中国人口年龄结构上的“摩天大楼”如今已初具规模。这里所谓“摩天大楼”是指，如果从2020年新生人口往回算，0岁-4岁，5岁-9岁，10岁-14岁……每5年一个世代的话，除了临近预期寿命的70岁-74岁世代及更老世代的人口因为死亡而迅速减少之外，其他世代的人口在数量上是大致相当的。如果用高度一定的长方形的长度来表示每个世代的人数，从下往上居中叠放这些长方形，在一个平面上将呈现出一个“摩天大楼”。“摩天大楼”的说法，是相对于以往金字塔式的人口年龄结构而言。伴随着未来平均预期寿命的进一步延长，中国这种“摩天大楼”“上下一般粗”（甚至会因日趋明显的“少子化”而“上粗下细”）的“楼层”将不限于14、15层，而是会更多。比照世界其他发展中国家甚至是欧美国家，中国人口年龄结构上这种“摩天大楼”形状呈现得相对“更快”“更早”。

除了人口年龄结构之外，性别结构特别是“Z世代”的性别结构，在中国同样有独特之处。根据第七次全国人口普查，中国男性人口比女性人口多出了3490万。鉴于女性预期寿命比男性要长一些，老年人口中一般女性多而男性少，这也意味着扣除老年人口后，更年轻一些的男女在比例上比总数值所呈现的失衡状况要更严峻。具体到Z世代，恰是中国性别比最为失衡的一群人，男性严重多于女性，根据普查数据测算，其值接近1827万。如今，该阶段男性最大者已到25岁，恰是适婚年龄；最小的11岁，再过4、5年也步入春心萌动的恋爱期。如此，当Z世代中有100个男性与女性成功匹配后，就会有18个男性被剩出而“打光棍”。卷入婚恋困境的当然远不止这“18个男性”，因为当我们理想化地假设每70个男性Z世代与70个女性Z世代顺利匹配后，剩下的48个男性Z世代将面对剩下的30个女性Z世代，也就是说，78个Z世代中的男女将在婚恋市场陷入争夺和抉择的困境，这个数值超过了整个Z世代人数的三分之一，为7918万有余。简单的模型推导足以让人们看到问题的严峻性，何况，现实生活中女性Z世代还面临更年长世代中男性魅力及财力的吸引。

就“互联网媒介全息化”来说，其在中国的推进与推广速度也非比寻常。1995年以来，正是我国电子技术、互联网、个人电脑、智能手机等新兴技术和产业蓬勃发展的阶段。我国高铁、公路、光纤等基础设施的各层次规划与投入，西部大开发、新型城镇化、乡村振兴、脱贫攻坚等的整体推进，以极快的速度推进了互联网及其终端产品的技术升级。这有利于给中国“Z世代”打下“电子土著”的烙印，让他们在整体上相对于其他国家的Z世代更早地与媒介全息化的互联网“亲密”接触。