原标题：城市微观史里映射中共一大细节
中共一大标志党的正式成立，是党的红色起点。中国共产党的创建历史大体明晰，在发掘历史亲历者的回忆、搜寻海内外珍档难有根本进展的情况下，对上海1921年7月进行城市微观史的研究，不失为一种突破方向。大会的主要会期在上海，与会者主要在上海活动，而上海又是当时中国的文化产业高地。为此，总体上具有文化人特质的中共一大代表在上海留下文化踪迹的几率不应低估，有必要进行沉潜探究。
陈公博抵沪时间新证
党史学界研究认定，为等候中共一大代表来沪到齐，“一大”一直到1921年7月23日才得以召开。因此，中共一大代表抵沪日期向来是研究“一大”关注的焦点问题之一。一般认为，陈公博是7月21日到上海的，依据的是陈公博在“一大”后撰写发表的那篇《十日旅行中的春申浦》，因其7月31日携妻赴杭，以此倒推“十日”，便是7月21日。
此一考证存在的问题是，依据不够坚实。在论述中，又过于拘泥于陈公博游沪的“十日”说。7月21日至7月31日，严谨算来，应该为11日才是。陈公博游杭后返沪，这算不算一日呢？总之，陈公博是否7月21日已在沪，既有研究尚不能确准。
在这种情况下，当年7月21日傍晚在霞飞路（今淮海路）290号的上海商科大学，举行中华职业教育社征求社员上海各队的闭幕大会，相关报道出现“陈公博”的姓名，就不能不予以应有的关注。闭幕大会上，黄炎培社长通报相关情况后，即请北大胡适教授揭示各队的得分，总共25队。“第十二队队长郑寿芝君”，郑寿芝是潮汕实业家，下文便是：“副队长陈公博君，共得一千八百四十九分。”
当时，胡适确实是在上海。至于其所读名单上的“陈公博”，正是来沪参加“一大”的可能性极大。《申报》民国时期的报道未见有另一重名者，其所在队的队长是潮汕人，与“一大”代表陈公博同样来自广东，显示该队征集的社员应来自外埠之广粤地区。不过，即便是“一大”代表陈公博上了相关报道，他是否就在中华职教社征求社员闭幕大会的现场，还是难以遽定。
尽管如此，《申报》报道7月21日中华职教社活动的消息，出现“陈公博”姓名，还是提供了陈公博当日可能已经抵沪的佐证。如是，翌日，中共一大召开预备会，后日大会开幕，也就顺理成章。
关注“一大”开幕后见报的一则启事
在中共一大召开的1921年7月，与会代表在上海发表文章的，至少有三人：上海代表李达，另一上海代表李汉俊，还有北京代表刘仁静。为人忽略的是，从7月26日起，《民国日报·觉悟》骑缝广告栏开始连日刊登《周佛海启事》，一直到8月初为止。此广告长期为人所忽略，而其实与中共一大信息相通，值得研究分析。
《周佛海启事》全文如下：近得各处友人缄询及质面，问我和共学社有甚么关系我，（此逗号当在“我”字之前，作者注）不能一一作复，特借本栏作一总答覆，我除卖互助论一本给共学社外，和他没有一点别有关系，特此声明，以免误会。
“共学社”是梁启超1920年4月成立的社团，蔡元培、张謇、张元济、胡汝等社会名流亦列名其中。该社印刷发行的丛书中，其中“马克思研究丛书”影响甚著。周佛海1920年译成克鲁泡特金的《互助论》，卖给共学社，系宣扬无政府主义之作，可谓是覆水难收。或许正如“启事”所言，是由于“近得各处友人缄询及质面”迫其作出解释与声明，或许正因为是中共一大的召开触动了周佛海的这一心事，促其尽快与旧团体划清界限。
所以将此与中共一大钩联起来，实在是因为《周佛海启事》发表的时间与党的一大召开的日期形成有意味的照应。中共一大于7月23日在上海开幕，7月24日举行第二次会议是各地代表汇报工作情况，随后休会两天，起草大会的纲领文件，一说周佛海也参与了文件起草工作。而周佛海的启事见报于7月26日的《民国日报·觉悟》，正是起草文件的第二日。按照文章一般次日发表的惯例，该启事理应作于7月25日，也就是周佛海参与大会文件起草的第一日。经过中共一大两次会议，加之参与“一大”文件的起草，在当时，周佛海的共产党员意识明显增强，所以有此断绝与旧团体关系的声明。
深入解析巡捕搜查李公馆一事
1921年7月30日夜，中共一大第六次会议举行。法租界巡捕房包探程子卿突闯李公馆客堂间（兼餐厅），旋即匆匆离去，中共一大第六次会议为此紧急休会。与会代表除陈公博陪李汉俊留在李公馆，余者从前门迅速撤离。法巡捕接踵而至，前来搜查，最终有惊无险。
法租界巡捕房为何出警搜查李公馆，长达两小时的搜查又何以一无所获？这一悬疑问题，置于上海那时期的历史语境中或可得到更为明晰的理解。
法巡捕是包探程子卿招来的，此无异议。至今不能确定的是，程子卿是误闯生疑还是有意识地抵近侦查。目前较为合理的解释是“误闯说”，即程子卿是来找位于树德里104号的全国各界联合会的，无意中听到马林的说话声，职业的敏感促其进门探看。至于程子卿找各界联合会的事由，以下解释几成共识：程子卿是为向各界联合会传递法租界巡捕房新近出笼的取缔集会新章，即从8月1日起，集会须在48小时内报告。
法租界所以要加强对团体集会的管控，实受时事情形的影响。除了日本密档透露的当时真伪交织的紧迫内情，当时上海公开讯息值得特别关注的至少有二：一是无政府主义过激举动在近期曾震荡上海社会；二是太平洋会议的筹备激增了上海社会的不安定因素。
对于7月上海而言，当年6月5日发生的第五届远东运动会过激党枪击事件（审判上诉事宜后延至7月）一定记忆犹新。事件虽发生在虹口，却因开枪被捕者诡称东西是一个不知名姓的人给的，并供出法租界地址，从而牵连了法租界。后来，公共租界巡捕会同法租界巡捕在法租界数处又抓了两人，并搜出无政府主义相关译稿等物证。无政府主义者的这出闹剧，影响到共产主义运动在中国的声誉。这是因为当时西方列强包括西方来华殖民主义并不能分清社会主义运动各种流派，每每将无政府主义与共产主义运动混作一谈。
7月30日夜在李公馆的那次搜查，除了发现书架上有社会主义运动书籍，最终一无所获。当时中国共产党的纲领草案明明就搁在抽屉里，可能是因为涂改得一塌糊涂没有引起注意，更为合理的解释是搜查者将注意力放在边角隐秘之处，放在了一心想要找到的枪支与管制刀具之上。第五届远东运动会过激党枪击案，想必给搜查者留下了深刻的印象。
再说法租界出台取缔集会的新章，旨在防范的恐怕不是既有的过激党派，而是因美国总统哈定倡导召开太平洋会议而起的上海社会波动，租界当局唯恐社会各界采取过激行动。7月23日，泰东图书局经理赵南公等发起组织中国国民外交后援会。28日下午，赵南公去参加国民外交后援会，因中外包探以事关政治横加阻拦，未能成会。30日上午，赵南公到公共租界老闸捕房接受质询。洋员告知：“以后如开大会务请先为报告，此捕房规例，并非干涉。”并流露出要赵南公将此后援会移往其在法租界住处之意，实即要将“祸水”引向法租界。
这构成了法租界在7月30日当日炮制取缔集会新章的历史背景。这提示我们注意法租界出台的新制度，与公共租界取缔有关太平洋会议的相关集会都是出于同样的目的，即首重防范太平洋会议激发的上海抗争。这可说是租界方为维护自身利益的本能反应，不料却搅扰了中共一大的最后一次会议。
逝去的往事也许再也不能复原，但是，推进相关历史研究还是有助于增进对历史的理解，实现对真相的无限逼近。
（作者系中共上海市委党史研究室研究一处处长）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