原标题：新一轮西部大开发启动 西北地区走上持续、快速发展轨道
本报记者王登海北京报道
自1999年中央开始实施西部大开发战略以来，西部地区在党中央和社会各界的支持与努力下发生了翻天覆地的变化，持续保持着经济发展迅猛的势头，经济增速也领跑全国。
2020年，中共中央、国务院《关于新时代推进西部大开发形成新格局的指导意见》（以下简称《指导意见》）发布之后，西部大开发再一次成为区域发展中最为瞩目的热点战略问题之一。
多位专家学者在接受《中国经营报》记者采访时认为，西部大开发战略实施20多年以来，我国西部地区的经济社会发展取得了长足的发展与进步，但是，西北地区落后于西南地区，且差距在加大，在推动形成西部大开发新时期新格局过程中，国家在政策上一定要给予更多的支持，以便促进西北地区尽快走上持续稳定快速发展的轨道。
在中国的版图上，西部地区幅员辽阔，但由于历史和地理等多方面的原因，在新中国成立初期处于“先天性落后”阶段。2000年，西部地区的国内生产总值仅占全国的17.1%，人均GDP相当于东部沿海地区的30%左右，农村贫困人口更是超过5700万。
为了扭转东西部地区差距不断扩大趋势，改变西部地区落后现状，促进区域经济协调发展，1999年，党的十五届四中全会作出实施西部大开发战略的决定，要求通过优先安排基础设施建设等措施，支持中西部地区和少数民族地区加快发展。2020年，党的十五届五中全会进一步部署，西部大开发战略的实施全面启动。
此后的20多年来，党中央、国务院先后印发实施《关于实施西部大开发若干政策措施的通知》（国发〔2000〕33号）、《国务院关于进一步推进西部大开发的若干意见》（国发〔2004〕6号）、《中共中央国务院关于深入实施西部大开发战略的若干意见》（中发〔2010〕11号）等文件和一系列相关政策，为西部大开发提供了重要指导和支持。
伴随着西部大开发战略的实施，西安、成都、重庆、贵阳为代表的西部众多城市迎来了快速发展的黄金期。数据显示，经过20多年的发展，西部地区生产总值从1999年的1.58万亿元跃升至2020年的21.3万亿元。
“2020年西部地区的人均GDP为2000年的10余倍，且西部地区贫困县全部摘帽，人民的总体生活水平得到了持续稳定的改善。在大保护方面，西部生态环境治理投入显著加大，生态环境保护情况整体形式趋好，但也要看到有些自然保护区情况仍然不容乐观。在大开放方面，西部地区国际贸易往来程度逐步深化，对外贸易实力逐年提高，但西部地区资金的‘走出去’和‘引进来’水平均有待提升。在高质量发展方面，西部地区的创新能力在逐步提升，但创新能力的分布不均衡；脱贫攻坚成效显著，城乡收入差距逐步缩小；教育、医疗卫生、社会保障、公共文化等方面均得到不同程度的改善；交通、能源、水利和通信等基础设施建设状况也逐步改善。”重庆大学公共经济与公共政策研究中心副主任龙少波接受记者采访时表示，西部大开发战略实施20多年以来，我国西部地区的经济社会发展取得了长足的发展与进步。
西部大开发取得的巨大成就有目共睹，但由于历史、自然地理、社会文化等多种原因，西部地区经济社会发展仍然相对落后。尽管20多年来保持了持续发展的势头，但在新时代新形势下，西部大开发还存在很多问题和困难。
《指导意见》也强调，在我国西部地区，发展不平衡不充分问题依然突出，巩固脱贫攻坚任务依然艰巨，维护民族团结、社会稳定、国家安全任务繁重，需要加快形成西部大开发新格局，推动西部地区高质量发展。
“产业发展是地区经济发展的重要推动力。因此，如何以共建‘一带一路’为引领，依据当地资源禀赋，构建高质量的现代化产业体系以加快推进西部大开发新格局的形成，是新时代西部大开发需要解决的重要问题。”龙少波认为，在西部大开发新格局背景下，第一，西部地区需要构建创新型产业发展体系，推进西部大开发形成高质量发展新格局；第二，基于地区资源禀赋发展优势产业，推进西部地区产业差异化发展，形成高质量的新格局；第三，提升生态环境保护与污染治理水平，构建西部绿色生态产业体系；第四，主动对接“一带一路”，优化开放型产业布局，提升西部对外开放水平；第五，加强民生建设，提升公共服务水平，推进西部发展成果人民共享。
“在过去的20多年里，包括铁路、公路、机场等为主的传统基础设施的整体框架已经拉开，但是金融机构、医院等为主的服务基础设施和以人工智能、工业互联网等为主的新型基础设施还不足。”长江学者特聘教授、西北大学中国西部经济发展研究院院长任保平认为，在未来的发展中，随着新兴产业发展壮大，西部地区需要在进一步提高公路、高铁、航空等综合口岸和枢纽建设的同时，大力发展新基建项目，构建新时代西部地区数字经济现代化体系，以及加强建设满足广大人民群众日益增长的公共服务需求的社会公共服务基础设施。
“20多年前，西部地区的整体发展都比较落后，经过20多年的发展，在西部12个省市中，出现了西南地区的发展要比西北地区要快的新特征。”任保平在接受记者采访时表示，西部地区依然是我国发展不平衡不充分的关键区域所在。
“贵州前几年发展大数据云计算产业的时候，很多人都不看好，经过五六年的发展之后，贵州闯出了一条经济欠发达地区大数据快速发展新路，为全省经济社会高质量发展注入强劲力量，而成渝地区通过制度创新，激发了民营经济发展动力和活力。”任保平介绍说。
数据显示，2014年以来，贵州数字经济增速已连续6年排名第一。过去10年，贵州经济增速连续10年位居全国前三，创造了贵州发展“黄金10年”。贵州地区生产总值在全国从2015年的第25位上升到第20位。2020年，贵州地区生产总值增长4.5%，增速高于全国2.2个百分点。而成渝城市群是西部经济基础最好、经济实力最强的区域之一。
“京津冀协同发展、长江经济带、粤港澳大湾区、长三角一体化和成渝城市群上升为国家战略后，唯独西北地区缺少区域发展的国家战略。”陕西省社会科学院研究员张宝通认为，成渝地区双城经济圈建设上升为国家战略后，显著提升了成渝地区在全国发展大局中的战略位势，为川渝两省市新一轮发展塑造了全新优势。而从全国经济发展版图来看，现在东部发展强于西部，南方发展快于北方，西北发展是最落后的，对西北的发展形成了极大挑战。
任保平则建议，在中国西北地区深度融入“一带一路”中实现大发展以及黄河流域上游生态保护和高质量发展的大背景下，可以整合西安、兰州、西宁、银川、乌鲁木齐等城市，架构西北经济走廊的战略构想，然后上升为国家战略，以西北经济走廊的建设与发展实现西北五省区的高质量发展。
“要解决中国西北地区经济发展塌陷的现实问题，推动西北地区的高质量大发展，需要启动一个亚欧大陆桥经济带战略，加快西咸行政一体化，发挥西安是亚欧大陆桥经济带的心脏和亚欧合作交流的国际化大都市的作用，支撑陕西成为‘一带一路’的核心区，加强西北五省区合作，建设好丝绸之路经济带国内段，坚持国内国际双循环互相促进，共建丝绸之路经济带。”张宝通表示。
无论是张宝通提出的亚欧大陆桥经济带战略构想，还是任保平提出的西北经济走廊的战略构想，学者们都认为，进入国家区域规划范畴，可以获得更多政策、资金支持。西北地区区域发展战略上升为国家战略后，可以合理配置西北五省区的资源禀赋和发展要素，整合西北地区的经济社会发展资源，形成规模效应和结构效应，走出一条别具特色的西北大开发和高质量发展独特路径。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