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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时代》周刊文章:美国女性“困”于疫情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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参考消息网3月8日报道 美国《时代》周刊3月15日(提前出版)一期刊发文章,题为《职场女性的斗争》,文章称,研究显示,当女性休产假或长期照顾孩子而离开职场时,她不只是在这段时间内失去了收入。损失在一生中不断加重。当女性重新进入职场,她往往会到工资较低的工作岗位上,以获得进入职场的机会。她在企业里的晋升速度更慢。全文摘编如下:

为何下岗的总是我

劳伦·马丁内斯下班回家发现,14岁的女儿发烧呕吐,她知道她的疫情安排无法维持了。那是2020年5月,托儿所因疫情关闭,马丁内斯只能让女儿趁着上网课的空隙照顾刚出生的儿子。马丁内斯在佛罗里达州的一间牙医诊所担任办公室文员。马丁内斯与丈夫在同一个办公室工作,家里需要两份收入。

马丁内斯给老板发了短信,要求远程工作。她的要求被拒绝了。“我认为他喜欢以前的劳伦——没有负担的劳伦——比如今这个要在家工作的新妈妈要好,”她说,“现在我很招人讨厌。”

几天后,她失业了。“我不知道违反了什么法律,”她说,“我觉得太不对劲了。”7月,她向法院对前雇主提起诉讼。根据起诉书,当她要求在家工作时,公司告诉她:“如果你因为育儿的原因不能来上班,这意味着你在这里不再有工作了。”

根据美国劳工统计局的数据,自2020年2月以来,已有230多万女性退出劳动力市场。人口普查局和美联储的一项分析发现,在7月没有工作的女性中,有三分之一将育儿列为原因。皮尤研究中心发现,在2月至8月间,12岁及以下孩子的母亲失去工作的可能性是父亲的三倍。拉丁裔和黑人女性受到的冲击最大,1月女性劳动力参与率降至33年来的最低点。经济学家把疫情期间女性劳动参与率的下降称为“她的退让”。

职业规则研究中心告诉《时代》周刊,自疫情暴发以来,他们接到的求助电话是平时的7倍多,都是关于歧视的问题和投诉,但大多数母亲没有依靠。国会在2020年3月仓促通过了《家庭优先冠状病毒应急法》,向孩子学校和日托机构关闭的家长提供长达12周的带薪休假。但该项立法严格限制了有资格的人,而且福利在2020年年底已到期。

马丁内斯的律师本杰明·约马克说:“我们经常接到电话,‘因为照顾孩子,我被炒了’。”

对美国人来说,联邦授权的带薪育儿假是新鲜事物,因此这些父母大多进入了未知的法律领域。但《时代》周刊采访的许多女性都表示,在公共卫生危机期间,被迫在照顾孩子和赚取收入之间做出选择的感觉是多么糟。“这很不公平。”马丁内斯说。

政策对女性不友好

母亲在美国劳动力中的地位充其量只能说是微不足道的。美国仍然是工业化国家中唯一没有在全国范围内强制实行带薪育儿假的国家,联邦政府也没有为普及学前教育提供资金,尽管有研究显示,推广幼儿教育可以增加女性劳动力数量并促进经济繁荣。《家庭医疗休假法》要求雇主为新生儿父母提供12周的无薪产假,但大约40%的美国雇员不在该法的覆盖范围内。只有9个州和华盛顿特区通过了自己的带薪假立法,只有20%的私营企业员工休了带薪家庭假。

疫情暴发前,三分之二的美国家庭是双职工家庭,41%的母亲要养家糊口。但美国政府从来没有建立让职业母亲的生活更容易的计划的热情。纽约大学法学教授梅利莎·默里说:“人们考虑育儿问题时,总认为这是一种个人责任。显而易见的是,在这个国家对照看孩子的真正支持是学校,我认为人们在新冠疫情前并没有充分意识到这一点。”

因此,去年3月18日是具有历史意义的一天,那天国会通过了《家庭优先冠状病毒应急法》,此外还扩大了《家庭医疗休假法》,将因子女学校或日托机构关闭的雇员的带薪休假增加到12周。法律覆盖的大多数人有权领取他们三分之二的工资,上限为每天200美元(1美元约合人民币6.5元——本网注)。

然而,法案中包含豁免规定让其效力大打折扣:雇员超过500人的企业可以享受豁免,这意味着美国最大、最富有的企业不给员工休任何家庭假。员工少于50人的企业可以申请豁免,因此小企业的雇员很少能享受假期。医护和紧急救援人员也无法休假。

育儿损失影响终生

单身母亲阿曼达·安德鲁斯自2020年4月以来就没有工作过。她形容自己以前的工作——罗得岛一家甜甜圈店的收银员——“非常完美”。对于她来说,上班前把最小的孩子送到托儿所,下班后接上初中和高中的两个孩子,时间恰到好处。当学校和托儿所停课后,安德鲁斯和马丁内斯一样,向她14岁的大儿子求助。这种做法奏效了几周。然后,当儿子试图平衡照顾弟妹和远程学习时,他的成绩开始下滑。

“我看得出,我儿子担心我失业,因为那是我们唯一的收入。”

安德鲁斯发短信给甜品店经理,要求休家庭假。据安德鲁斯在法庭上提交的起诉书,这位经理从未回复,但据称他通知安德鲁斯的上司,安德鲁斯已经“辞职”。

她好几天没睡了。“这就是我所知道的全部,”她说,“12年来,我就是这么做的。特别是在疫情期间,我知道我找不到另一份工作,短期内不会。”

当安德鲁斯和其他人找到新工作时,这些问题并不会结束。研究显示,当女性休产假或长期照顾孩子而离开职场时,她不只是在这段时间内失去了收入。损失在一生中不断加重。当女性重新进入职场,她往往会到工资较低的工作岗位上,以获得进入职场的机会。她在企业里的晋升速度更慢。

变革不能单靠立法

帮助可能正在出现。今年1月,美国总统拜登公布了一项让父母重返工作岗位的计划,其中包括将紧急带薪休假延长至9月30日,取消员工人数超过500人或低于50人的公司的免休家庭假的豁免。

2月27日,众议院通过了一项1.9万亿美元的新冠疫情纾困法案,其中包括帮助职场父母的条款,但与拜登的计划有很大不同——值得注意的是,该法案规定,如果联邦雇员需要照顾孩子,他们可以获得带薪假期,但使用税收抵免来激励大多数企业为私营部门的员工提供这种福利,而不是要求它们这样做。

但即使国会真的采取行动,修改法律也是不够的。如果没有更大的社会变革,母亲们将无法逃脱育儿方面性别期望的负担。“在美国,我们有一种持久的刻板印象,”纽约大学教授默里说,“如果女性工作,她们会设法将职场生活与‘真正工作’,即家庭生活,协调起来。如果他们做不到,那就是个人的失败。”

根据美国人口普查局的数据,女性总体收入只有男性的82%,黑人、拉丁裔和美国原住民女性的收入要低得多。在异性伴侣中,女性因为照看孩子离开工作或承担失业的风险,在经济上看通常更划算。

马丁内斯说,尽管她和丈夫在同一家公司工作,但被要求离开公司回家理所当然还是会选她。“我永远是那个人,因为我是女人,”她说,“如果他说他需要在家工作,我想他们不会太高兴。我想他们会这么说,‘不,劳伦可以在家。你必须来工作’。”

怀有身孕并将于今年5月生产的马丁内斯试图享受与家人在一起的时光,即使在困难的情况下,她说她一直和女儿坦率谈论这起诉讼。她说:“我们什么都聊。最重要的,我想她会为我自豪。”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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