原标题：侦探小说家的未来之书
《侦探小说家的未来之书》周恺著 译林出版社
该书集结十个故事，写“肉身的堕落”与“诗意的纯粹”。
“那阵子，我的处境很是糟糕，白天去电台上班，稿子念得磕磕巴巴，总是被投诉，晚上又在家写着这么一帮无望的人”——推演自己未来的侦探小说家、聚会前夜突然失踪的杂志社主编、在公墓旁搭棚而居的流浪汉、以七个名字经历七段人生的伪装者……
这是一部在写作之初不考虑发表的作品，写给同样身处困境的我们。“真正的自由必定是对自我的要求，与他者无关。孤独是困境，而自由不是，我们随常陷入自以为是的孤独困境中。”
我认识罗丽是在一九九五年五月，我记得很清楚，她属猪，那年正好二十四岁，《中国作家》组织了一次诗会，开始是在文化部大院上课，后来被赶到北京煤炭干部学院。离开北京前一天，我们五个年轻诗人去爬了长城，晚上在学校附近吃涮羊肉，本来说好由一个北京人做东，吃完后，他发现钱被偷了，我们的钱凑一起也不够，罗丽说她回宿舍拿，我陪她，我问她，是哈尔滨的？她说，是。我问她，谈朋友没有？她说，谈了。我再问她什么问题，她都不回答了，她装作没听见。那天晚上，我从一堆交换的诗稿中，找到了一首她写的《诗和诗人的阴谋》：疯婆子的哀伤，被闪电切碎，打铁匠盗走一块，铸成的剑，由楚人买走，数年后，他横尸垓下。我还能背诵，是因为后来发生的事。一个月后，我在自贡和前妻办了离婚手续，说不上是什么原因，我们没有财产，也没有子女，离婚就像分手，从民政局走出来，不知道该怎么和她告别，我让她把我送她的东西都扔掉，她穿过街道，两分钟后不见了。我回家清理她的毛发和遗留的衣物，又点了一盘蚊香，她的气味也在消失，不是突然，而是一点点地，像海水变成淡水。我从书柜里取出诗会的通讯录，找到罗丽的地址，假冒约稿的名义给她写了一封信。七月，罗丽在哈尔滨收到我的信，八月，她给我回信了，留的却是北京的地址。她说她没有写诗了，再也不会写诗了，她正在北京念速记班，很快就能找到一份工作，她说她在写侦探小说，发表了一篇，稿费很惊人。她写了很多，不像初见时那么冷漠，末尾还留了一个呼机号。我在书摊买到了她的小说，那是一本很粗鄙的杂志，封面是《湮没的青春》的剧照，基本是一些政治绯闻和色情故事，罗丽的小说是在倒数第二页，只有两三千字，而且字体很小，我费力地读完。那阵子，我又拿了一个青年诗人奖，我写信告诉她，我很快就会来北京，我照着她北京和哈尔滨的地址邮了两封过去。她没有回信。九月份，我父亲去世了，他临死时还不知道我已经离婚，他问我的妻子怎么没来，我说她出差去了。料理完父亲的后事，我在老家住了一个星期，我在构想一起谋杀，如何在当下杀死一个未来的人，例如通过慢性毒药和疾病。十月份，我去了北京，领完奖，我找了个电话亭打罗丽的呼机，我在电话亭等了很久，她没有回拨过来，于是我又去找她留的地址，那里曾是一家夜校，已经空了，我问搬到哪儿去了，商铺老板告诉我，是一帮骗子。我甚至去了煤炭干部学院，当然都是徒劳，我花光了带去的钱，回到自贡，我被文化馆辞退了。一九九六年和一九九七年，我认识了一些不该认识的人，差点进了监狱。一九九七年底，我卖掉了房子，从香港转机去哥斯达黎加，那里有很多中国人，有一位诗人在圣何塞经营中餐厅，我去和他合伙，他的妻子也住在那里。一九九九年，普拉塔尼约发生地震，那位诗人和妻子先回国，我一个人经营不下去，把中餐厅转让出去，去南美洲游荡了一圈，二〇〇〇年回国。至此，我与罗丽已经有快五年没见过面，没有通信。我再见到她是在书店，她被摆了整整一个书架，我买走了她的五部小说，那时，我在北京同时做几份工作，晚上就读她的小说，她在前言里将这些小说定义为非虚构小说，也许这只是一个心理把戏，小说里的凶手使用的作案工具和他们的反侦查手段形成戏剧性的反差，就好像他们意外地杀了人，然后欺骗警察，欺骗读者，欺骗自己，这不过是个误会。我开始撰写书评，包括她的小说，在收集她的个人经历和作品背景过程中，我意外找到了一篇一九九七年的采访，谈的是一位因抢劫杀人罪被判死刑的诗人，虽然没有提及被访者的姓名，但我从那段恋情中找到了她的影子。报道的最后引用了她的原话，“有一次，我和他聊到了他的一个老师，他跟我讲了我很多，他的手在颤抖，他送我回宾馆，坐的那辆车车速很快，他的手紧紧抓住前排椅背，下车时，他说，如果他出了车祸，那个老师还得继续活着，这太让人伤感了。”我知道，她接受采访时撒了谎，她很可能是那起谋杀的见证人，我没把这个猜想写进文章里。二〇〇二年，我的工作固定下来，在传媒公司做文案，和女同事结了婚，好像突然某一天，我的日子就变得好起来，一些人翻出我以前写的诗，一些人等着读我新写的文章，我们过着稳定的生活，我不再执着于多年前那个古怪的构想。二〇〇三年，我的诗集和评论集出版了，紧接着又是一本散文集，都卖得不错，很巧的是我和罗丽同属一家出版机构，我后来得知正是那些关于罗丽小说的书评引起了他们的注意。二〇〇五年，在出版公司的安排下，我与她又见面了，距离我们初次见面正好十年，她是饭桌上的宠儿，我坐在离她很远的位置，不确定她是否还认得我，饭局快结束时，她走过来敬我一杯，然后叫出了我的名字，让我开车送她回去，我差点哭了出来，是生理性的哭泣而非心理性的，我们聊版税和我在国外的糟糕经历，我送她到了楼下，她拥抱我。那天晚上我没有回去，我提起了那篇报道，我问她，那女人是不是她，她是不是撒了谎，她说，我没有资格和她谈论这些，我被她赶了出去。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