原标题：“只有回国来教书是我唯一的、我一生一世的自己的选择。”
她被称为中国最后一位“穿裙子的士”。她是中国古典诗词研究专家，受聘于台湾大学，哈佛大学等多所大学的客座教授；她是2015-2016年度“影响世界华人大奖”终身成就奖的获得者。
浮和沉，名与利，都不是她追求的东西。
她一生最大的愿望就是为年轻人开一扇门，将美好的吟诵传承下去。
2021年2月17日，“感动中国2020年度人物颁奖盛典”在中央电视台播出，叶嘉莹获此殊荣。
《感动中国》组委会在给予叶嘉莹的颁奖辞中写道：“桃李天下，传承一家。你发掘诗歌的秘密，人们感发于你的传奇。转蓬万里，情牵华夏，续易安灯火，得唐宋薪传，继静安绝学，贯中西文脉。你是诗词的女儿，你是风雅的先生。”
叶嘉莹说，要把自己体会到古典诗词里边美好高洁的世界告诉年轻人，她希望能把这扇门打开，把不懂诗的人接到里面来。
“以无生的觉悟，做有生的事业。以悲观的心情，过乐观的生活。个人不管以空间还是时间来说，是狭小而且短暂的，但是文化是永恒的，我愿意为我们中国文化的长流贡献一点力量。”
叶嘉莹用一生的时间，只做了一件事：将中国古诗词的美带给世人。
在颁奖盛典的现场连线中，叶嘉莹分享了自己的心愿，“我教了一辈子书，除了作为一名教师，一无所长。我现在正在计划完成的，就是把我们中国古代的诗、文、词、曲等文学创作的吟诵的声音传下去，也许不久的将来我们就要开始做这种录音了。我希望最后我能够完成这个，把我们民族美好的文化能够传承下去。”
叶嘉莹出生于1924年的北平，从小被关在悬着“进士第”匾额的大门里长大，家里保留着满族的“花盆底”和“阿玛”的称呼。
女孩儿玩的荡秋千、溜冰、踢键子、抓子儿，她都不会，有的根本没见过。她不识字的时候就开始背诗，“所有的精力都用来读书了”。《论语》是她“背诵最熟的一本书”。
11岁时，她跟着伯父学作诗。庭院中的竹子、石榴花、枣花、落日、月影是她写诗的主要题材。“迦陵”的别号也是她从与伯父聊天中得来——清朝的陈维崧，是中国词人里写得最多的，号迦陵。
辅仁大学学士学位照
考入辅仁大学国文系后，她遇见了影响自己一生的老师顾随。
顾随讲课，她埋头一字不落地记笔记。听了6年课，她记下8大本笔记，此后的50余年，她在台湾、美国、加拿大漂泊，只有这些笔记她随身携带。顾随当年评改的习作旧稿、信件、赠诗，都被叶嘉莹作为书法装裱起来，带在身边。
受顾随的影响，她一改善感的诗风，写下“入世已拼愁似海，逃禅不借隐为名”。70多年后，迦陵学舍在南开大学落成，这两句分挂在月亮门两侧。
1937年七七事变爆发，打碎了她平静的生活。当时叶嘉莹的父亲在上海航空公司工作，上海沦陷后，他音讯全无。母亲忧劳长逝，那一年叶嘉莹17岁。1948年冬，叶嘉莹随丈夫抵达台湾。1949年，丈夫因白色恐怖被逮捕，叶嘉莹的生活再次跌入谷底。
国破家碎，亲人四散。一连串打击，在最难捱的时光里，是诗词支撑叶嘉莹继续面对生活。“植本出蓬瀛，淤泥不染清。如来原是幻，何以渡苍生。”动荡不安的祖国大地上，叶嘉莹写下一首《咏莲》，她说：“我平生经过离乱，个人的悲苦微不足道，但是中国宝贵的传统，这些诗文人格、品性，是污秽中的一点光明。”没有哪些悲剧是古代的诗人词人没有经历过的，诗词能抚慰受伤的灵魂。在那些颠沛流离的日子里，她失物无数，但在海外寄居多年的教学资料、录音录像、笔记等，一本、一件都未曾丢弃。在叶嘉莹眼中，那些日益模糊的字迹如星光明月的万顷光华，照亮她所有绝望与灰暗的时刻，是“宇宙间最宝贵的东西”。
叶嘉莹在古典诗词的滋养中振作起来，上世纪60年代，她赴北美讲学，从此，打开了一扇将中国诗词之美介绍给世界的窗。
叶嘉莹在温哥华为幼儿讲古诗。
“从1979年开始，我在假期自费回国教学，一分钱都没有拿国家的，完全是尽义务。”漂泊流离数十载，这是她与命运最后、也是最坚决的抗争。叶嘉莹说：“我结婚不是我的选择，去台湾也不是我的选择，去美国也不是选择，留在那么美好的加拿大温哥华不是我选的，这是命运。只有回国来教书是我唯一的、我一生一世的自己的选择。”
1978，叶嘉莹向中国政府申请回国教书。一年后，她收到了中国教育部批准回国教书的信，安排她先去北大，不久，又应李霁野先生之邀去了南开。每年3月，温哥华的大学停课放假了，她就飞回国内讲学。如此奔波30多年，直到2014年，她决定定居南开。
1979年初抵天津，与南开大学诸教师合影。
叶嘉莹写竖排繁体的板书，一边说一边写，速度很快。因为经常写板书，粉笔灰使她的手指总是皴裂。她的右手拇指和食指上总贴有胶布。
一些听过她的课的朋友，常常告诫她，讲得不要太大声，要节省点精力，注意身体。但她一讲起课来，就什么都忘了。
因自小接受“声闻过情，君子之耻”的古训，叶嘉莹不喜欢过分热闹的铺排。但只要邀请方以弘扬古典诗词传统的重要性劝说，她都答应了。
叶嘉莹在家中客厅讲诗词。
“虽然我知道国内有不少才学数倍于我的学者和诗人，传承的责任也不一定落在我头上。可是我对中国古典诗歌有一种不能自已之情。”
1991年，叶嘉莹在南开大学创办“比较文学研究所”，后更名为“中华古典文化研究所”。1993年，她担任该研究所所长，捐献出自己的一半退休金，约合人民币90万元，设立“驼庵奖学金”和“永言学术基金”。多年来叶嘉莹向南开大学累计捐赠3568万元，用于中华古典文化的研究和传承。
2017年，中国青年报·冰点周刊写过一篇关于叶嘉莹先生的文章，原文如下：
一生都与诗词“恋爱”
记者：张国
诗人席慕蓉和作家白先勇像两个“追星族”，出现在南开大学校园里。他们频频向一位教授鞠躬，庆祝她的九十大寿。
这是2014年5月的某一天。
席慕蓉说，羡慕南开的同学，可以“理直气壮、正大光明”地，做叶嘉莹老师的学生。白先勇表示，叶先生是国学大师里讲诗词的“一把手”，叶先生的教诲影响了自己的一生。
“叶先生站在那里，就是一首诗。”无从考证谁发明了这句评语。多年以来，它在南开的学生中流传。
南开大学中文系1979级学生单正平现在是一位大学教授，他入学那年，叶嘉莹在南开开课，当时1976年的唐山大地震对南开校园造成的破坏仍在，而叶先生走在路上，是“地震后惨败的校园里最美的风景”。那时，她已55岁。
虽然叶嘉莹表示对外在的东西并不注重，但她流露出的风度和气质，深刻地影响了很多学生的审美。“见了叶先生之后，才知道什么叫风度，什么叫气质，什么叫优雅。很多人说见了叶先生，我们心中那些美的东西才被唤醒。” 南开中文系1979级学生傅秋爽说。
晚年的叶嘉莹，保持了多年未改的标志性的发型。据她的秘书、南开中文系张静老师介绍，叶先生总是自己理发，因为她觉得自己剪得更好。
能让一代代学生心折的，当然并非她的美貌。台湾“中央研究院”研究员林玫仪说，本来说不出美在哪里的诗句，经叶老师一讲，马上就能进入“诗境”。
由于太受欢迎，叶嘉莹当年在台湾大学教书时，连中午都排了课，很多人上午最后一节课后，赶紧饿着肚子跑到那早已人声鼎沸的教室旁听，很多人到隔壁教室抬桌椅，即便如此，仍有人挤在窗台上。
后来，叶嘉莹在南开开课也造成了这种局面，不得不发放听课证以维持秩序。
当年的天津师范大学学生徐晓莉将旁听叶嘉莹的课比作“偷吃仙丹”。她和几位同学一直旁听叶先生的课，至今已有35年，尽管她们后来从事了不同的职业。有人说：“我们送走了叶先生一拨又一拨学生。我们是一直‘留级’的学生。”
很多人慕名旁听，有的还带着孩子。叶先生并没有大学者高高在上的架子。席慕蓉对中国青年报·中青在线记者形容：“在讲诗词的时候，叶老师跟我们完全没有距离。但是刚见叶老师时，有点不敢靠近，那个美让你敬畏。”
席慕蓉觉得，叶嘉莹就是诗词里那位湘水上的女神，“要眇宜修”，“我们面对的是世间难得一遇的才情和生命”。
很多人当面问叶先生，“您为什么不老？”她答，读诗读词使人不老。
她的学生、台湾大学教授齐益寿认为，叶先生的诗词研究，尤其注重“兴发感动”的力量。她至今没有老太太的垂暮之感，是因为她吸收了历代诗词的精华，融入生命，跟她的生命一起生生不息。
这些学生都是多年以后才知道，叶嘉莹并非养尊处优，而是命运多舛。但她以前极少谈起，晚年即便谈及，也听不出任何愤懑仇怨。
叶嘉莹在北京的一个四合院里长大，在上小学之前，几乎不出大门。她生活在战乱年代，经历丧母之痛，父亲又在乱世多年失去联络。她承认自己一生都没有恋爱过，虽然自己选择了丈夫，但拥有过的是“不如意”、“好心办错事”的婚姻。
她24岁那年出嫁后随夫南下，辗转到了台湾。在台湾“白色恐怖”的政治环境下，她和丈夫都有过牢狱之灾。后来她终于在加拿大取得终身教职，使全家人的生活安定下来，大女儿与女婿又因车祸遇难。
在台湾时，她曾借住在亲戚家的走廊里。等别人都睡了，再铺一个毯子打地铺。
她的外甥、台湾长庚大学校长包家驹，第一次知道舅妈是位教授，竟然是在她任教的加拿大英属哥伦比亚大学的办公室里。在他的印象中，舅妈只是一个在家里洗衣擦地、架着竹笼为女儿烘烤尿片、在厨房里洗菜的妇人。他筹建长庚医学院时，聘来的国文老师中就有人听过叶先生的课，他才意识到，原来舅妈有这么高的成就。
长庚医学院前院长吴德朗对包家驹说过，这辈子有两件事最重要，一个是选择了心脏内科，另一个是听了叶先生的课。
在女儿眼中，唐诗宋词是叶嘉莹的最爱，她一生都在“与诗词恋爱”，恋爱的人总是年轻的。
叶嘉莹说，诗歌是支持她“走过忧患的一种力量”。画家范曾认为，叶嘉莹的表现，正是“以逆境为园林，以群魔为法侣”。
她提出的词学“弱德之美”学说，在如今的众多研究者看来，用来描述她本人十分恰当。这种观点认为，凡被词评家们所称述为“低徊要眇”、“沉郁顿挫”、“幽约怨悱”的好词，其美感之品质都是属于一种“弱德之美”。这种美感，是“在强大的外势压力下所表现的不得不采取约束和收敛的一种属于隐曲之姿态的美”。其为形虽“弱”，却蕴有“德”之操守。
林玫仪问过叶先生，在她仰慕的诗人中，如果有机会，谁可以与之交往和生活。叶嘉莹觉得，杜甫“古板”，李商隐“忧郁”，辛弃疾是个理想人选。她写过极为轰动的研究辛弃疾的文章，有人称她是“辛弃疾的异代知音”。
她仍有一种时不我待的紧迫感。她说，自己要做的，是打开一扇门，“把不懂诗的人接引到里面来”。否则，上对不起古人，下对不起后人。
多年在海外任教，用英语讲授中国的古典诗词，她“总不免会有一种失根的感觉”。“文革”过后，她一次回国探亲，在火车上看见一位年轻人拿着本《唐诗三百首》，高兴得不得了。在长城参观，她买到了《天安门诗抄》。这使她感慨，“中国真是一个诗歌的民族，尽管经历了那么多的劫难，还是用诗歌来表达自己。”
而现在，诗词遇到了新的挑战。北京大学教授葛晓音说，很多学生问研究古代文学到底“有什么用”，她为此感到沮丧。她认为，“叶先生以她毕生的实践回答了这个问题”。
叶嘉莹说，我们国家是富裕了，经济上也改善了很多，“一般的人心反而变得不是像原先那么单纯了。”
她虽然年事已高，仍“尽量在讲课”，甚至给幼儿讲课。她说，自己体会到里面高洁的世界，就有责任尽个人讲诗词的力量，让年轻人认识到人生、感情、心念之间有这么美好的东西。
白先勇说，叶先生用过“救赎”两个字，“她认为古诗词是我们救赎的力量。”
有些事情，叶嘉莹感慨，事过以后，无人以继，“一切努力归于徒劳”。另一方面她觉得欣慰的是，总有一些人，听了自己的课，受到了感动。
加拿大的实业家蔡章阁，只听过她一次讲演，就愿意出资为她建设研究所大楼。南开大学为她兴建迦陵学舍，又有很多人慷慨解囊。澳门的实业家沈秉和决定做“略带诗意”的资本家，将自己比作叶先生的“小小书童”。第一次听叶嘉莹讲课时，他对南开学生说，这可是“梅兰芳的戏”。
晚年，她改变了在温哥华终老的计划，决定回国定居。她表示自己是一个“不大计算未来”的人，只是依照本性而生活。
她位于北京察院胡同的旧宅，那充满诗意的四合院，在10多年前没有躲过拆迁。她曾有意把它改造成一座书院，终于没有成功。如今，南开大学为她兴建的“迦陵学舍”，是她新的书院所在。
她多年来习惯站着讲课。她说，如果有一天自己无法站立，至少仍能指导学生，整理以前讲课的2000多个小时的录音。
她用诗人杜甫的诗句，提醒自己要努力做到“盖棺事则已”那一刻。她用对自己影响最大的老师顾随的话自勉：“一个人要以无生之觉悟为有生之事业，以悲观之心情过乐观之生活。”
在辅仁大学读书时，叶嘉莹尽得顾随真传。她觉得顾先生说到了诗词精微的境界，是“飞在天上去说的”。她先后记了8大本听课笔记。那些年她四海飘零，白色恐怖时被人搜家，在乱世中丢过许多物事，这些笔记奇迹般地保存下来。经过“文革”，顾随终生没有留下任何论著，她的笔记后来成了《顾随文集》的基础，成就了“师父因弟子而显于世”的人间佳话。1948年她南下结婚，以为很快就会回到北京，只带了随身衣物和这些笔记，多年里她一直随身携带，从不托运，她说，“这是宇宙之间唯一的。”
席慕蓉陪着叶嘉莹去东北寻找过叶赫那拉部族的源头。那是一片高地，历史上的城池已经消失，上面种着大片的玉米。时年78岁的叶嘉莹坚持上去，独自对着玉米地，默然伫立很久。她突然回过头，对席慕蓉说——这不就是那首诗吗？《诗经》里的《黍离》啊！
在席慕蓉眼里，那一刻，站在那里、美得像一首诗的叶嘉莹，和三千年前的一首诗相遇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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