他是历史学和媒体界的风云人物，是英国电视公知开路人

犀利与争议

泰勒算得上聪敏盖世的人物。他的学术抱负和前瞻性的眼光糅合在一起。早年间，要在牛津大学获得一个历史学职位，是不必拥有博士头衔的，但泰勒在获得教职后，主动寻找机会，在英国、法国、奥地利多方搜集、查找档案，积累资料，进行严格的学术训练；可他从来隐藏行踪，不让同僚得知他在用功。他写成一篇以19世纪外交史为主题的论文，它顺利地为他赢得了博士学位，然而泰勒却又拒绝了，理由是，他不想让人知道他是“泰勒博士”。

19世纪的外交史，这个主题在21世纪听来实在是够遥远的，但在泰勒的年代，这个主题却让那些主导着历史学专业的中世纪主义者感到了一股严重的冒犯味道，因为他们保守地认为，历史学家不能研究与自己过于接近的时代。正是以此为积累，泰勒在1934年出版了第一部学术著作《1847~1849年欧洲外交中的意大利问题》。

他着意去写具有突破意义的书。他的《第二次世界大战的起源》发表于1961年，那时，关于二战的档案基本上还没有开放，历史学家即便想写这个题材，一般也无从下笔。在这本书中，泰勒即提出了他那个很具感受力的认识：二战的爆发，并不能把罪因都推到希特勒一个人的头上，事实上当时的人没有那么强的忧心忡忡的预见性，相反，人们对于这么一个强人的出现大多抱持观望态度，他们也不愿放弃自己好容易培养起来的乐观、放松的状态，转而去揣测战争再度爆发的可能前景。

又过了四年，他的大作《英国史：1914-1945》出版了，这本书同样走在了前面：在当时，牛津大学历史系所教授的历史，时间上还截止到一战爆发之前，教材的结尾还是一句类似“接下来发生的事情就众所周知了”这样的交待。同样的，泰勒是在别人都接触不到档案的情况下完成此书的，这又为他赚足了舆论中的名声。

从《英国史》的行文中可以看出一点：泰勒不仅掌握史料的数量多，编排的能力强，而且有一种常写报刊专栏、评论的人经常拥有的，在不同领域的题目之间建立类比的才能。举一个例子，《英国史》的第八章“意想不到的危机，1929~1931年”，说到劳合·乔治政府新推出的改革纲领，其中有增加税收这一条，引起了社会上极大的迷惑。泰勒指出这困惑的来历：人们经过了一战后，相信庞大的公共开支会毁灭国家，更何况常识告诉每个人说，增加税收将会减低自己的收入，导致日子过得越来越下行。正是从这时开始，精英的认识和大众的看法之间出现了分歧，就此一直延续下去，泰勒随即展开类比：

“这种分歧存在于很多方面。爱因斯坦像凯恩斯一样，是无法理解的；而牛顿像亚当·斯密一样，一直是简洁、清晰的。常去音乐会的人可以哼唱莫扎特和贝多芬的主题曲，而不是斯特拉文斯基。他永远没能学会哼唱新经济的主题曲。”

这种笔法就是报刊写作磨炼出来的，用它来提出观点，往往让人过目难忘、钦佩不已。提观点是泰勒的长处，他不喜欢搜罗史料、铺陈细节，他只要有充分的观点，就尽可以写出——如不嫌弃贬义词的冒犯性的话——“天花乱坠”的文章。有时，他都不专门使用什么修辞，只是把观点连缀起来，就会具有修辞的力量。在《英国史》第五章“正常时期，1922年”中，泰勒说到了1922年大众文化随广播、电影的发达而兴盛：

“电影是伟大的新媒体，战前也是技术上的新玩意，如今已经成为羽翼丰满的艺术形式……战争摧毁了英国的电影制片业，好莱坞成为翘楚。但是，银幕上最伟大的艺术家却是英国伦敦人查理·卓别林。他从来没有放弃英国国籍，一直保持着早年形成的纯真的乌托邦社会主义思想。他是那个时代英国贡献给世界的礼物，当那个时代的作家、政治家和科学家被人遗忘的时候，他却有可能仍然活在人民心里。他和莎士比亚一样伟大和永恒。”

倘使他凭空抛出一个“卓别林和莎士比亚一样伟大”论，只怕会激怒许许多多的人：这是什么话？一个喜剧电影的表演艺术家再伟大，也无法和莎翁相提并论吧？然而当泰勒一气呵成地写完上述这一整段，他就没有给读者留下多少较真的空间了：一种伟大的艺术形式兴起了，一个英国人在美国人的领地上干出了一番事业，填补了人们的情感需求，受到不同国家的拥趸的欢呼，而且他还是个纯真的社会主义者——拿他比比莎翁又有何妨呢？

但观点繁多的写作，即便注入了充沛的情感，也必然要招致争议。他的处女作就曾招来犀利的一击：有批评家说他的行文具有“本科生的轻浮”；后来，《第二次世界大战的起源》的出版，使他卷入多次笔仗，对他的主要攻击，就集中在他把希特勒描绘成一个缺乏深谋远虑、战略举棋不定的冒险家方面，批评者认为这是在给20世纪最大的罪犯开脱罪行，更有甚者，泰勒还用他灵活的修辞手段，表达了希特勒是“德意志民族的传声筒”这样的意思，这更激怒了一些读者，他们觉得这种论断绝对是轻率的，是为了迁就一个美妙的比喻而捏造事实。

但是，泰勒关于英国在二战爆发前后政界及民心的分析，则不乏正确的洞见。一直有一个说法，说二战前夕，以首相张伯伦为首的保守派违背英国人民的意愿，向希特勒卑躬屈膝，对此，幸有工党代表的左派力量及时抨击，才纠正了当时的航向。泰勒说这是个神话：在希特勒发动战争之前，英国人中占优势的意见绝对是尽全力避免战争——几乎所有的伦敦报纸和工党，都是这么认为的，而张伯伦的绥靖政策，在当时看来绝对是切合时局也顺应人心的决定。

在《英国史》中，泰勒进一步扩充了这一观点。他说，“绥靖主义”一词是后人评价1930年代的英国时最先想到的，与此同时还有大规模的失业，如此一来，对那个年代的整体印象就是黑暗而沉闷。但实情却是：“公共事务紧张严酷，私人生活却越来越轻松愉快……大多数英国人享受着有史以来最富裕的生活：延长的假期，缩短的工时。更高的实际工资。他们拥有汽车、电影、无线电收音机和电气设备。”公共和私人，这两种生活彼此之间凿枘不投，就好比对同一件事情，精英的见识和民众的直感之间发生激烈的矛盾一样。

作为传媒人的历史学家

泰勒当年的那些书，在认真重读之下，的确会启发一些有价值的思考，比如，是否应该重新评价类似张伯伦这样，一向被认定为犯下严重错误的政治人物？泰勒的观点都是批判性的，他关于对1930 年代的“沉闷”印象是一种人为的妖魔化的看法的确十分有理，我们的确应该怀疑，是不是有什么人，在推动对一段历史、对一个人的某种统一评价，他们乐见这种评价成为“通说”。

但是，重看泰勒的书，也必须注意到他的观点过多，过于“会写”，这一点既是长处，也削弱了他的说服力。从1950 年代起，他就展现出了巨大的公共“表演”的能量，这个“表演”并非有意讽刺，只是想说一个事实，即他非常在乎以公开亮相的方式吸聚人气，会为了吸引门外汉、青少年而对他要说的东西做刻意的“设计”。

他的脑筋如此活络，早在发表学术处女作的时候，就着手利用新闻和广播来给自己增加自由收入，设法把他的历史知识和见解的表达纳入到商业运作的流程中。他给《曼彻斯特卫报》撰写评论和特写，收入不算多，却为他日后在广播、电视和大众传媒中的突破做了准备。二战以后，在广播听众的心目中，泰勒是数一数二的外交事务专家，有任何新闻动态，他都是被请来发表看法的人；到后来，他简直能对所有事情发表批判性的看法，因此成了一个公知性的人物。

他在1950年的媒体收入，就已经超过他的学术工作的报酬。之所以如此努力地赚钱，原因之一是他爱写，爱说；原因之二，则跟他混乱的私生活带来的后果有关。他要一个人养活两个家庭；如果以他为参照，文人和知识分子就不必感到在创意性的工作和赚钱这种大俗务之间有什么不可通约的矛盾了，因为泰勒不但赚到了很多钱，而且他仍然能在自己用以赚钱的电视、广播节目以及报纸专栏中，呈现出毋庸置疑的智识上的诚意。他对着摄像机镜头滔滔不绝地讲演，这种才华令人羡慕，还给BBC后来的许多人文类节目以及专家讲解式的纪录片开辟了道路。像西蒙·沙玛、大卫·斯塔基这样以“做节目”为主要业务的历史学家之所以都出在英国，实在与泰勒的开创之功大有关系。

现在，我们能在网络上看到1970 年代泰勒所做的一些历史节目，每集时长30 分钟。跟如今的人们即使讲一个严肃的主题，都要动用各种音效、动画渲染气氛，还会设法引入互动之类截然不同，那时候BBC 的讲座节目可谓零修饰，就连背景都是看不出任何质感的黑色。泰勒打着黄绿色的领带，穿着一件散发出旧报纸气息的外套，显得老成而不乏机智。他那副老式的黑框大眼镜，配上他的脸型，直接让人想到了伍迪·艾伦。

泰勒也的确是个犹太人。泰勒的妻子们，他跟不同妻子生下的孩子们，以及他同妻子们之间闹得不可开交的关系，都让其他人在讥刺他的时候，忍不住要提到对犹太人的恶毒的刻板印象。他的勤奋、能说能写以及超级的自负和自我中心，也都没有逾越那种印象的范围。像《英国史》这样的书，严格来说，其文体上的优势要大大超过它在学术上的价值，它值得长久地欣赏，却无需认真地引用。看到泰勒故意找出的悖论或类似悖论的东西，比如“电影业的中心从英国转移到好莱坞，但主打明星却仍是英国的卓别林”这种，就应该认识到，这是犹太人的看家本领，是他们标志性的癖好。

不管怎么讲，泰勒是从来不沉闷的，这一点就让他的著作和演讲有继续流传的价值，而且，把写《英国史》的他，和在电视镜头前侃侃而谈的他分开认识，也是恰当的。两者都有可欣赏和敬佩的一面，也都有无需深以为然的地方。过于紧密地追随他，引用他的看法，你会浑身充满偏见，但认为他一文不值，则也会错失一种因阅读历史而来的愉悦。

犀利与争议

泰勒算得上聪敏盖世的人物。他的学术抱负和前瞻性的眼光糅合在一起。早年间，要在牛津大学获得一个历史学职位，是不必拥有博士头衔的，但泰勒在获得教职后，主动寻找机会，在英国、法国、奥地利多方搜集、查找档案，积累资料，进行严格的学术训练；可他从来隐藏行踪，不让同僚得知他在用功。他写成一篇以19世纪外交史为主题的论文，它顺利地为他赢得了博士学位，然而泰勒却又拒绝了，理由是，他不想让人知道他是“泰勒博士”。

19世纪的外交史，这个主题在21世纪听来实在是够遥远的，但在泰勒的年代，这个主题却让那些主导着历史学专业的中世纪主义者感到了一股严重的冒犯味道，因为他们保守地认为，历史学家不能研究与自己过于接近的时代。正是以此为积累，泰勒在1934年出版了第一部学术著作《1847~1849年欧洲外交中的意大利问题》。

他着意去写具有突破意义的书。他的《第二次世界大战的起源》发表于1961年，那时，关于二战的档案基本上还没有开放，历史学家即便想写这个题材，一般也无从下笔。在这本书中，泰勒即提出了他那个很具感受力的认识：二战的爆发，并不能把罪因都推到希特勒一个人的头上，事实上当时的人没有那么强的忧心忡忡的预见性，相反，人们对于这么一个强人的出现大多抱持观望态度，他们也不愿放弃自己好容易培养起来的乐观、放松的状态，转而去揣测战争再度爆发的可能前景。

又过了四年，他的大作《英国史：1914-1945》出版了，这本书同样走在了前面：在当时，牛津大学历史系所教授的历史，时间上还截止到一战爆发之前，教材的结尾还是一句类似“接下来发生的事情就众所周知了”这样的交待。同样的，泰勒是在别人都接触不到档案的情况下完成此书的，这又为他赚足了舆论中的名声。

从《英国史》的行文中可以看出一点：泰勒不仅掌握史料的数量多，编排的能力强，而且有一种常写报刊专栏、评论的人经常拥有的，在不同领域的题目之间建立类比的才能。举一个例子，《英国史》的第八章“意想不到的危机，1929~1931年”，说到劳合·乔治政府新推出的改革纲领，其中有增加税收这一条，引起了社会上极大的迷惑。泰勒指出这困惑的来历：人们经过了一战后，相信庞大的公共开支会毁灭国家，更何况常识告诉每个人说，增加税收将会减低自己的收入，导致日子过得越来越下行。正是从这时开始，精英的认识和大众的看法之间出现了分歧，就此一直延续下去，泰勒随即展开类比：

“这种分歧存在于很多方面。爱因斯坦像凯恩斯一样，是无法理解的；而牛顿像亚当·斯密一样，一直是简洁、清晰的。常去音乐会的人可以哼唱莫扎特和贝多芬的主题曲，而不是斯特拉文斯基。他永远没能学会哼唱新经济的主题曲。”

这种笔法就是报刊写作磨炼出来的，用它来提出观点，往往让人过目难忘、钦佩不已。提观点是泰勒的长处，他不喜欢搜罗史料、铺陈细节，他只要有充分的观点，就尽可以写出——如不嫌弃贬义词的冒犯性的话——“天花乱坠”的文章。有时，他都不专门使用什么修辞，只是把观点连缀起来，就会具有修辞的力量。在《英国史》第五章“正常时期，1922年”中，泰勒说到了1922年大众文化随广播、电影的发达而兴盛：

“电影是伟大的新媒体，战前也是技术上的新玩意，如今已经成为羽翼丰满的艺术形式……战争摧毁了英国的电影制片业，好莱坞成为翘楚。但是，银幕上最伟大的艺术家却是英国伦敦人查理·卓别林。他从来没有放弃英国国籍，一直保持着早年形成的纯真的乌托邦社会主义思想。他是那个时代英国贡献给世界的礼物，当那个时代的作家、政治家和科学家被人遗忘的时候，他却有可能仍然活在人民心里。他和莎士比亚一样伟大和永恒。”

倘使他凭空抛出一个“卓别林和莎士比亚一样伟大”论，只怕会激怒许许多多的人：这是什么话？一个喜剧电影的表演艺术家再伟大，也无法和莎翁相提并论吧？然而当泰勒一气呵成地写完上述这一整段，他就没有给读者留下多少较真的空间了：一种伟大的艺术形式兴起了，一个英国人在美国人的领地上干出了一番事业，填补了人们的情感需求，受到不同国家的拥趸的欢呼，而且他还是个纯真的社会主义者——拿他比比莎翁又有何妨呢？

但观点繁多的写作，即便注入了充沛的情感，也必然要招致争议。他的处女作就曾招来犀利的一击：有批评家说他的行文具有“本科生的轻浮”；后来，《第二次世界大战的起源》的出版，使他卷入多次笔仗，对他的主要攻击，就集中在他把希特勒描绘成一个缺乏深谋远虑、战略举棋不定的冒险家方面，批评者认为这是在给20世纪最大的罪犯开脱罪行，更有甚者，泰勒还用他灵活的修辞手段，表达了希特勒是“德意志民族的传声筒”这样的意思，这更激怒了一些读者，他们觉得这种论断绝对是轻率的，是为了迁就一个美妙的比喻而捏造事实。

但是，泰勒关于英国在二战爆发前后政界及民心的分析，则不乏正确的洞见。一直有一个说法，说二战前夕，以首相张伯伦为首的保守派违背英国人民的意愿，向希特勒卑躬屈膝，对此，幸有工党代表的左派力量及时抨击，才纠正了当时的航向。泰勒说这是个神话：在希特勒发动战争之前，英国人中占优势的意见绝对是尽全力避免战争——几乎所有的伦敦报纸和工党，都是这么认为的，而张伯伦的绥靖政策，在当时看来绝对是切合时局也顺应人心的决定。

在《英国史》中，泰勒进一步扩充了这一观点。他说，“绥靖主义”一词是后人评价1930年代的英国时最先想到的，与此同时还有大规模的失业，如此一来，对那个年代的整体印象就是黑暗而沉闷。但实情却是：“公共事务紧张严酷，私人生活却越来越轻松愉快……大多数英国人享受着有史以来最富裕的生活：延长的假期，缩短的工时。更高的实际工资。他们拥有汽车、电影、无线电收音机和电气设备。”公共和私人，这两种生活彼此之间凿枘不投，就好比对同一件事情，精英的见识和民众的直感之间发生激烈的矛盾一样。

作为传媒人的历史学家

泰勒当年的那些书，在认真重读之下，的确会启发一些有价值的思考，比如，是否应该重新评价类似张伯伦这样，一向被认定为犯下严重错误的政治人物？泰勒的观点都是批判性的，他关于对1930 年代的“沉闷”印象是一种人为的妖魔化的看法的确十分有理，我们的确应该怀疑，是不是有什么人，在推动对一段历史、对一个人的某种统一评价，他们乐见这种评价成为“通说”。

但是，重看泰勒的书，也必须注意到他的观点过多，过于“会写”，这一点既是长处，也削弱了他的说服力。从1950 年代起，他就展现出了巨大的公共“表演”的能量，这个“表演”并非有意讽刺，只是想说一个事实，即他非常在乎以公开亮相的方式吸聚人气，会为了吸引门外汉、青少年而对他要说的东西做刻意的“设计”。

他的脑筋如此活络，早在发表学术处女作的时候，就着手利用新闻和广播来给自己增加自由收入，设法把他的历史知识和见解的表达纳入到商业运作的流程中。他给《曼彻斯特卫报》撰写评论和特写，收入不算多，却为他日后在广播、电视和大众传媒中的突破做了准备。二战以后，在广播听众的心目中，泰勒是数一数二的外交事务专家，有任何新闻动态，他都是被请来发表看法的人；到后来，他简直能对所有事情发表批判性的看法，因此成了一个公知性的人物。

他在1950年的媒体收入，就已经超过他的学术工作的报酬。之所以如此努力地赚钱，原因之一是他爱写，爱说；原因之二，则跟他混乱的私生活带来的后果有关。他要一个人养活两个家庭；如果以他为参照，文人和知识分子就不必感到在创意性的工作和赚钱这种大俗务之间有什么不可通约的矛盾了，因为泰勒不但赚到了很多钱，而且他仍然能在自己用以赚钱的电视、广播节目以及报纸专栏中，呈现出毋庸置疑的智识上的诚意。他对着摄像机镜头滔滔不绝地讲演，这种才华令人羡慕，还给BBC后来的许多人文类节目以及专家讲解式的纪录片开辟了道路。像西蒙·沙玛、大卫·斯塔基这样以“做节目”为主要业务的历史学家之所以都出在英国，实在与泰勒的开创之功大有关系。

现在，我们能在网络上看到1970 年代泰勒所做的一些历史节目，每集时长30 分钟。跟如今的人们即使讲一个严肃的主题，都要动用各种音效、动画渲染气氛，还会设法引入互动之类截然不同，那时候BBC 的讲座节目可谓零修饰，就连背景都是看不出任何质感的黑色。泰勒打着黄绿色的领带，穿着一件散发出旧报纸气息的外套，显得老成而不乏机智。他那副老式的黑框大眼镜，配上他的脸型，直接让人想到了伍迪·艾伦。

泰勒也的确是个犹太人。泰勒的妻子们，他跟不同妻子生下的孩子们，以及他同妻子们之间闹得不可开交的关系，都让其他人在讥刺他的时候，忍不住要提到对犹太人的恶毒的刻板印象。他的勤奋、能说能写以及超级的自负和自我中心，也都没有逾越那种印象的范围。像《英国史》这样的书，严格来说，其文体上的优势要大大超过它在学术上的价值，它值得长久地欣赏，却无需认真地引用。看到泰勒故意找出的悖论或类似悖论的东西，比如“电影业的中心从英国转移到好莱坞，但主打明星却仍是英国的卓别林”这种，就应该认识到，这是犹太人的看家本领，是他们标志性的癖好。

不管怎么讲，泰勒是从来不沉闷的，这一点就让他的著作和演讲有继续流传的价值，而且，把写《英国史》的他，和在电视镜头前侃侃而谈的他分开认识，也是恰当的。两者都有可欣赏和敬佩的一面，也都有无需深以为然的地方。过于紧密地追随他，引用他的看法，你会浑身充满偏见，但认为他一文不值，则也会错失一种因阅读历史而来的愉悦。