原标题：“溯江而上 医路高歌”上医重医西迁精神主题展开幕
图说：2020年是上医抗战迁渝80周年、分迁筹建重医65周年。新民晚报记者 孙中钦摄（下同）
新民晚报讯（通讯员 张欣驰 记者 易蓉）从黄浦江畔到嘉陵江边，复旦大学上海医学院和重庆医科大学有着同气连枝、血浓于水的历史渊源。2020年是上医抗战迁渝80周年、分迁筹建重医65周年。昨天，“溯江而上 医路高歌”上医重医西迁精神主题展在复旦大学上海医学院开幕。同时，为弘扬抗疫精神，《白衣战疫为人群——复旦上医抗击新冠肺炎疫情纪实》一书也于当天正式发布。
展览通过“抗战存薪：烽火弦歌 沪渝情缘”“西迁创校：高屋建瓴 擘画蓝图”“西迁人物谱：群贤毕至 共兴西部”“西迁精神：向西而歌 向古而生”“今日上医：传承使命 凝聚荣光”五个单元，以翔实的图文，生动的实物和多媒体等展示方式，集中呈现了上医前辈的西迁故事，重温上医人的家国情怀和“为人群服务”的使命担当。
展览为复旦上医师生“四史”学习再添一份生动教材，不少师生员工积极报名志愿讲解，以实际行动讲好西迁故事，传播西迁精神。此次展览将自本日开展持续到2021年5月10日。
延伸阅读
烽火连绵，弦歌不绝，坚持为国育才、为战医伤
1937年，“八一三”事变爆发，抗日战争在上海全面打响。在抗战烽火中，为了保存高等医学教育的火种，上海医学院作出安排：一部分人留守上海，而另一大部分师生从上海迁至昆明白龙潭，后又于1940年辗转迁至重庆歌乐山，直至抗战胜利后1946年才迁回上海。在重庆办学的艰难岁月里，穷亦“兼善天下”，上医以救死扶伤与培养栋梁的方式为民族的延续和复兴贡献力量。
抗战时期，重庆是战时的陪都，但大后方的条件同样艰苦异常。现场展出的一系列珍贵的历史照片记录下了当时的情景。上医师生们抵达重庆后，便选择在离市区35公里的歌乐山重建校园。歌乐山上水、电、煤、卫全无，生活十分艰辛。以至于当时有句流行语：“一年级戴眼镜，二年级备痰盂，三年级就咯血，四年级睡棺材。”
战时的歌乐山，虽然条件无比艰苦，但对于学生学业的标准和要求并未因此而有丝毫的放松，甚至为了保证教学质量和效果，还实行了更严格的淘汰制度。在上医严谨治学、勤奋进取的传统学风影响下，抗战时代虽然学习条件简陋艰辛，同学们仍然认真刻苦学习，取得良好成绩。
上医的红色火种，也是在抗日战争时期种下的。1939年，计苏华、聂崇铭、王士良三人组成了上医第一个学生党支部，由计苏华担任党支部书记。西迁时，上医党支部随学生一起迁往大后方，密切联系群众，与教师同学打成一片，将抗战进行到底。
抗战迁渝期间，虽然烽火连绵，但是学校始终弦歌不绝，坚持为国育才、为战医伤。在歌乐山建立起了集医学教育、医学临床、公共卫生、护理、药学等于一体的“大后方医事中心”，这为建国初上医能汇聚16位一级教授，22位二级教授，开启华章鼎盛的发展阶段奠定了坚实的办学基础和充足的人才储备，书写了上医历史上的光辉一页。
溯江而上，西迁创校，书写医学教育壮美篇章
1955年，党中央、国务院作出了支持大西南的决定，在时任上医书记、院长陈同生的建议下，周恩来总理亲自确定把上海第一医学院“全部内迁”改为“抽调部分力量建立重庆医学院”，朱德副主席亲笔题写校名。颜福庆老院长领衔筹建，陈同生兼任重医首任书记兼院长，黄家驷副院长亲赴重庆确定校址，钱惪副院长带头响应号召，与左景鉴、石美森等400余名上医老前辈，毅然溯江而上，远植巴山渝水，开启了上医二度西迁、开拓兴学的历史。1956年10月，重医首届开学典礼举行，为大西南的医学教育和卫生健康事业书写了壮美篇章。
展览现场展出了上医向重医发去的贺信、调拨物资清单、西迁人员情况调查表、工作小结、附属医院建院基地示意图等一批珍贵历史史料，展现了上医前辈西迁艰苦创业的光辉历程。
展览通过“抗战存薪：烽火弦歌 沪渝情缘”“西迁创校：高屋建瓴 擘画蓝图”“西迁人物谱：群贤毕至 共兴西部”“西迁精神：向西而歌 向古而生”“今日上医：传承使命 凝聚荣光”五个单元，以翔实的图文，生动的实物和多媒体等展示方式，集中呈现了上医前辈的西迁故事，重温上医人的家国情怀和“为人群服务”的使命担当。
展览为复旦上医师生“四史”学习再添一份生动教材，不少师生员工积极报名志愿讲解，以实际行动讲好西迁故事，传播西迁精神。此次展览将自本日开展持续到2021年5月10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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烽火连绵，弦歌不绝，坚持为国育才、为战医伤
1937年，“八一三”事变爆发，抗日战争在上海全面打响。在抗战烽火中，为了保存高等医学教育的火种，上海医学院作出安排：一部分人留守上海，而另一大部分师生从上海迁至昆明白龙潭，后又于1940年辗转迁至重庆歌乐山，直至抗战胜利后1946年才迁回上海。在重庆办学的艰难岁月里，穷亦“兼善天下”，上医以救死扶伤与培养栋梁的方式为民族的延续和复兴贡献力量。
抗战时期，重庆是战时的陪都，但大后方的条件同样艰苦异常。现场展出的一系列珍贵的历史照片记录下了当时的情景。上医师生们抵达重庆后，便选择在离市区35公里的歌乐山重建校园。歌乐山上水、电、煤、卫全无，生活十分艰辛。以至于当时有句流行语：“一年级戴眼镜，二年级备痰盂，三年级就咯血，四年级睡棺材。”
战时的歌乐山，虽然条件无比艰苦，但对于学生学业的标准和要求并未因此而有丝毫的放松，甚至为了保证教学质量和效果，还实行了更严格的淘汰制度。在上医严谨治学、勤奋进取的传统学风影响下，抗战时代虽然学习条件简陋艰辛，同学们仍然认真刻苦学习，取得良好成绩。
上医的红色火种，也是在抗日战争时期种下的。1939年，计苏华、聂崇铭、王士良三人组成了上医第一个学生党支部，由计苏华担任党支部书记。西迁时，上医党支部随学生一起迁往大后方，密切联系群众，与教师同学打成一片，将抗战进行到底。
抗战迁渝期间，虽然烽火连绵，但是学校始终弦歌不绝，坚持为国育才、为战医伤。在歌乐山建立起了集医学教育、医学临床、公共卫生、护理、药学等于一体的“大后方医事中心”，这为建国初上医能汇聚16位一级教授，22位二级教授，开启华章鼎盛的发展阶段奠定了坚实的办学基础和充足的人才储备，书写了上医历史上的光辉一页。
溯江而上，西迁创校，书写医学教育壮美篇章
1955年，党中央、国务院作出了支持大西南的决定，在时任上医书记、院长陈同生的建议下，周恩来总理亲自确定把上海第一医学院“全部内迁”改为“抽调部分力量建立重庆医学院”，朱德副主席亲笔题写校名。颜福庆老院长领衔筹建，陈同生兼任重医首任书记兼院长，黄家驷副院长亲赴重庆确定校址，钱惪副院长带头响应号召，与左景鉴、石美森等400余名上医老前辈，毅然溯江而上，远植巴山渝水，开启了上医二度西迁、开拓兴学的历史。1956年10月，重医首届开学典礼举行，为大西南的医学教育和卫生健康事业书写了壮美篇章。
展览现场展出了上医向重医发去的贺信、调拨物资清单、西迁人员情况调查表、工作小结、附属医院建院基地示意图等一批珍贵历史史料，展现了上医前辈西迁艰苦创业的光辉历程。
图说：1951年上海医学院制作的人体胎儿发育程序模型
建校初期，重医开展教学、科研迫切需要的图书、尸体、标本、教材、切片等物品，很多都是由上医支援。凡上医有两套的图书资料、教学科研仪器，都支援重医一套。
展览现场，几面照片墙和名单墙吸引众人驻足。从1955年4月至1960年7月，上医共调派400多名各类人才参加重医及其附属医院建设，其中不仅有20余位功成名就的著名专家教授，还有一大批已经在学界崭露头角的骨干和风华正茂的青年才俊。他们不仅成为重医的创校功臣，也成为西部医学教育事业和医疗卫生事业的开拓者。
每一位西迁人都是一座丰碑。展览撷取展示了陈同生、钱惪、李宗明、陶煦、左景鉴、石美森等部分西迁开拓者的故事，他们的无私奉献正是所有西迁前辈的缩影。时至今日，仍有数位耄耋之年的西迁人，辛勤耕耘在医疗卫生岗位上。
在艰难岁月里，西迁前辈们艰苦创业，于贫瘠的土地上耕种出一批优秀的学术之“花”与科研之“果”。现场还展出了一批西迁老专家主编或参编的著作，统计罗列了老专家取得的一系列医学科研成果。
国有号召，我有响应，西迁精神世代相传
前辈们的西迁精神在今日得到了传承与弘扬。展览现场还展示了当血吸虫病横行时、当甲肝流行时、当非典来袭时、当洪水和地震肆虐时、当禽流感疫情暴发时、在新冠肺炎疫情蔓延时，每当有国家召唤，上医人迎难而上、挺身而出的责任担当。同时也以影像的方式呈现了当代上医人援藏、援疆、援滇、援青，以及参与更多医疗扶贫工作的生动事迹。
截至目前，上医对口援建的医疗机构达到53家，以近8年数据为例，累计派出医务人员近500人次，建立特色专科12个，在当地开展新技术、新项目近400个。
上医学子也主动担当，积极投身国家健康事业发展。成立于1994年的复旦大学博士生医疗服务团，坚持每年在专家教授的带领下前往贫困地区、革命老区、边疆地区为当地百姓送去健康。26年来，博医团的足迹遍布13省19个贫困县、29所医院，累计行程近10万公里，先后接诊上万人次，开展医疗培训近500余场，培训基层医护人员近千，为所到之地留下了“带不走”的队伍。
在今年的新冠疫情期间，复旦大学各附属医院派出497名，以及中山厦门医院14名共511名医护人员奔赴武汉支援,上海的两家新冠肺炎患者定点收治医院均为复旦大学附属医院，上万白衣天使守护国门与城市。不论是驰援武汉前线还是坚守上海的复旦上医人都向人民交出了满意的答卷。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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