原标题：朝鲜战争期间访华的哥伦比亚作家：难忘清晨六点的中国
1952年，冷战使世界两极分化，并离间包括哥伦比亚在内的许多国家，来自37个国家的400多名代表聚集在了北京，参加亚洲及太平洋区域和平会议。
编者按：2020年是中国和哥伦比亚建交40周年，也是哥伦比亚著名作家、人类学家、民俗学家及医生曼努埃尔·萨帕塔·奥利维拉（Manuel Zapata Olivella）诞辰100周年，哥伦比亚文化部为此再版了1952年曼努埃尔访华的笔记《中国，清晨六点》。现任教于四川大学的哥伦比亚艺术家路易斯·坎蒂略（Luis Cantillo）为本书第二版撰写了序言，由张贝贝翻译，并授权第一财经刊登。
“我们所看到的这个民族的新生活是中国的一个大舞台，中国就像传说中涅槃的凤凰一样，从它的历史余烬中获得了重生。”
——曼努埃尔·萨帕塔·奥利维拉
多年来，在北京的军事博物馆的朝鲜战争（1950~1953）展区，一直陈列着一面哥伦比亚国旗。朝鲜战争是冷战时期的第一场国际冲突，而这面旗帜是留下来的遗迹之一。哥伦比亚是拉丁美洲唯一参与朝鲜战争并支持美国军队的国家，时任总统劳雷亚诺·戈麦斯的这一决定，让中国人民在这几十年来对我们国家的第一印象就是：哥伦比亚曾是侵略朝鲜的那支军队的成员之一。曼努埃尔·萨帕塔的挚友、自20世纪60年代起多年旅居北京的哥伦比亚汉学家恩里克·波萨达曾经写道：
“这场无用的冒险给我们带来的结果是……在他们的军事博物馆中陈列着一面被中国志愿军的子弹打穿的哥伦比亚国旗……我看到它就会脸红。”
恩里克·波萨达不是唯一看到此情此景会脸红的哥伦比亚人。多年后，也就是上世纪90年代初，时任哥伦比亚驻华大使何塞·马利亚·戈麦斯为了改善我们国家的形象，发起了一场宣传运动，即利用北京的公交车来推广哥伦比亚的咖啡品牌，这比北京出现第一家星巴克的时间早了整整9年。鲜为人知的是，在朝鲜战争期间，虽然一方和另一方在“三八线”处打得不可开交，但是一群哥伦比亚知识分子毅然前往北京，为和平做出贡献，其中就有曼努埃尔·萨帕塔·奥利维拉。《中国，清晨六点》一书就是来自这位哥伦比亚作家的最佳见证。作者详尽地向我们讲述了那个在新中国苏醒的社会是怎样的，那个有着几千年历史的民族，在长达一个世纪中，遭受帝国主义势力的压迫，背负着“来自寄生虫王朝、堕落官僚、各地军阀——这些永远不会让国家进步的势力——的重担”，而如今她将赌注押在了一个崭新的乌托邦之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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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面面绿色的旗帜，带着毕加索画的和平鸽，飘荡在沙漠的微风之中。”
——曼努埃尔·萨帕塔·奥利维拉
1952年9月底，曼努埃尔·萨帕塔乘飞机从苏联的伊尔库茨克飞往中国，中途经停蒙古首都。在那里，他看到了绘着和平鸽的旗子，这仿佛预示着他此次旅行的使命。数小时后，飞机降落在夜晚的北京。“在远处，我们看到了北京万家灯火的璀璨光芒，机舱内的所有人都在激动地念着这座城市的名字。”曼努埃尔·萨帕塔时年32岁，是一名医生兼作家。他曾从哥伦比亚出发，步行至中美洲再到美国。那是一桩堂吉诃德式的壮举。而这次，他抵达了世界的另一端：“此时此刻，在我的脚下，是一方有着几千年历史的土地。自马可波罗的冒险故事开始，它就令我感到惊奇。”
与毕加索、达尔顿·特朗勃、弗里达·卡洛和许多其他人一样，曼努埃尔·萨帕塔也是共产党的支持者。他来中国是为了参加10月2日至12日举行的亚洲及太平洋区域和平会议。这可能是中国组织的首次，也是最隆重的一次“软实力”会议，旨在为世界和平做贡献。在当时，新出现的冷战使世界两极分化，并离间包括哥伦比亚在内的许多国家。来自37个国家的400多名代表聚集在了中国首都。
除曼努埃尔·萨帕塔之外，参加亚太和平会议的哥伦比亚知识分子还包括：律师迭戈·蒙塔纳·古埃亚尔（DiegoMonta[n][~]aCuéllar），作家豪尔赫·萨拉梅亚（JorgeZalamea）、豪尔赫·盖坦·杜兰（JorgeGaitánDurán），以及画家阿里皮奥·哈拉米约（AlipioJaramillo）等。曼努埃尔·萨帕塔曾与前三位成员共同经历过1948年4月9日的波哥大事件，他们和其他知识分子一同占领了国家电台总部，支持革命。此外，正如乔治·帕拉西奥斯在其《叛乱与革命：曼努埃尔·萨帕塔·奥利维拉思想中从底层和东方出发的批判性观点》（2018）一文中写的那样，这些知识分子“游走在艺术、文学、社会行动主义和政治等多个领域”。这篇文章鞭辟入里，可以让人们更深刻地了解波哥大事件的社会政治背景和影响——这些为曼努埃尔·萨帕塔的中国之行埋下了种子，“从另一方面来讲，（使人理解）政治责任所产生的美学创造力中蕴含的力量”，我们会在曼努埃尔·萨帕塔的文学作品中发现这一点。
参加这场北京会议的并不全是外交人员，还有各行各业、有着不同意识形态的人们，只有五分之一是共产党员，大部分是来自文化界的代表。萨拉梅亚认为，这种异质性赋予了这次会议一种特殊性：“这里召开的并不是一场由外交官、政客和国际事务中所谓的‘技术人员’作为代表出席的政府会议，而是一次人民的代表大会。”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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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展现在我们面前的，是一个全新的国家。我们正目睹着世界上最古老民族所焕发的青春活力。中国的‘青春复兴’源于一种为全世界的和平效力的团结精神。”
——曼努埃尔·萨帕塔·奥利维拉
值得指出的是，在那个年代，如果没有邀请，外国人是无法访问中国的。因为直到1978年，中国政府才决定向世界敞开大门。在遭受了多年的日本侵略和解放战争之后，中国正在重塑自己的社会结构。萨帕塔在这本书里向我们展示的中国，是一个拥有6亿人口的农业大国，大多数中国人身穿蓝色卡其布衣服，骑自行车出行。
尽管经济封锁禁止了外来投资、贸易和技术采购，但这并不能阻碍人们的创造力，例如，萨帕塔看到人们在建设天津大学新校区时，“使用（美国的）飞机引擎来充当吸泵”。在那里，他惊讶地看到师生穿成工人的样子，携手建造他们自己的校区。在佛子岭大坝的建设中，萨帕塔也见证了这种协作精神和手足般的情谊：战士和农民，不论男女，齐心协力帮助移除整座山，仿佛正在把那个《愚公移山》的中国神话变为现实。
萨帕塔的这本书犹如一个窗口，让我们得以窥见这个仅成立三年的国家在落实新的社会主义制度方面仍然存在空白。例如，在《你们去问我的儿子》这一章中，他讲述了自己参观一家纺织厂的经历。在那儿，他们先是见到了一位能干的工人，他发明了一种可以使生产率提高4倍的新纺纱机。然后，这些外国代表采访这家工厂的厂主。一位美国人问他：“如果共产主义将私营企业国有化，那你们的工厂将会怎样？你想过这个问题吗？”厂主对此的回答是：“你们去问我的儿子吧，因为将来面对这个问题的是他。”厂主的儿子恰好是陪同这些和平使者的译员之一，他回答道：“我是共产党员，我知道共产党会找到最好的解决方案，不仅是为了我自己，更是为了国家。迄今为止，共产党一直都是这么做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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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在他们热闹的载歌载舞中，我们也编排着属于我们自己的舞蹈。之后，中国姑娘教我们跟着她们的节奏跳舞。随着她们的舞动和歌声，我们加入了这场传达出自由人民情感的舞蹈。”
——曼努埃尔·萨帕塔·奥利维拉
10月1日，也就是会议开始前一天，正如豪尔赫·萨拉梅亚在文章中写的那样，“为了谈论和平、和平问题以及和平问题的解决方法”，外国代表被邀请观看庆祝中华人民共和国成立三周年的阅兵式。当晚，天安门广场上的庆祝活动还在持续，代表们与当地人民一起跳舞：
“作为参加这次和平会议的代表，我们无法看到远处的节目表演，我们被裹挟在一队用不同方言歌唱的人马之中，我们进入了人群的中心。当地年轻人带着一如既往的喜悦，拍拍手掌，拉着我们跳起舞来。”
在这本书里，曼努埃尔·萨帕塔在提及民间舞蹈时，总是把它当成一种在欢迎外国代表的庆祝活动或庆典中不可或缺的艺术表现形式。这让我觉得，这种跨越了语言隔阂的肢体艺术是令他印象最深刻的文化表达方式之一，他乐在其中，并肯定受此启发，因为在这之后，他与其胞姐德莉亚·萨帕塔创建了一个组织，向全世界宣传哥伦比亚的舞蹈和民间文化。
在豪尔赫·萨拉梅亚的文件里，有一张曼努埃尔·萨帕塔拍摄于这次旅行的照片：曼努埃尔面带微笑，两臂交叉，与一群亚洲和拉丁美洲代表握手。从照片上女士的着装来判断，有几个似乎是朝鲜人或是韩国人。6年后，作为哥伦比亚文化使者，萨帕塔与姐姐德莉亚·萨帕塔以及他们创建的民间组织一同回到中国，并由此开创了一项传统。25年后，哥伦比亚“自由剧团”（TeatroLibre）和“人民之声”（ElSondelPueblo）音乐团承继了这一传统，继续让中国人民感受哥伦比亚舞蹈的无穷魅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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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如果说欣赏这湍急的、如大海一般携卷着波浪的水流令人兴奋，那对我们来说，更令人激动不已的则是发现我们身处同一间车厢，在一艘船上，穿过广阔的河流，而河岸消隐在地平线的雾气之中。”
——曼努埃尔·萨帕塔·奥利维拉
当时，资本主义国家对中国经济封锁，阻碍人们去了解新中国的真实情况。作为东道主的中国政府就借此机会邀请外国代表观光旅游，让他们了解中国，并见证新中国的发展。这样便跳过了经济封锁带来的诸多限制。
这次旅行是一次深刻了解中国的绝佳机会。正如预期的那样，中国政府为他们安排了一份正式访问日程表。曼努埃尔·萨帕塔对此次行程充满好奇，而且他喜欢早起。于是，他得以独自一人去探索他们参观的地方。他并不在意身旁是否有译员陪同，因为他靠自己的英语或手势就能与人交流。多亏了曼努埃尔·萨帕塔，我们才得以了解当时中国的教师、学生、农民、军人、劳改犯人等人群的所做和所想。他时时刻刻都惦记着受压迫的人们，对他而言，让一位农民发声与让一位领导发声同样宝贵。
在这本书中，萨帕塔所走的路线给人的印象是按时间顺序排列的。值得注意的是，书中提到的中文地名采用的是旧拼音法，也就是我们现今使用的汉语拼音之前的拼音法。旅程的第一部分可以概括为中国北部之旅，包括北京、天津和沈阳。他们参观了北方的几个村庄、一处煤矿和一个建造中的大坝。他们对当年的第一场雪感到惊讶。除了乘坐火车，他们还乘公共汽车在土路上旅行。他们还遇到过半路抛锚和延误等经历，这让他们体验到一些正式行程之外的冒险。萨帕塔在书中提到了同行代表中的智利记者胡安·阿拉亚，还有在布拉格广播电台工作的西班牙人奥罗拉·费尔南德斯、萨帕塔的尼加拉瓜朋友佩恩，以及一位英国女教师，后者“不停地在她的本子上做记录，仿佛她这辈子都是一名学生”。旅程的第二部分是在南方旅行，在渡过扬子江时，萨帕塔描绘了一幅明信片般的景象：渡轮载着火车车厢穿过河流。
抵达上海的过程似乎是一个长镜头，萨帕塔在书中描述了郊区连绵无尽的平民街区，它们与之后出现的市中心的西式高大建筑形成了对比。他们在那里参观了纪念革命烈士的照片和文物展览，之后，他们被带去参观一处妓女改造中心和另一所犯人改造中心；这些例子体现了新中国是如何终结旧恶习并塑造新社会的。
本书的倒数第二章写的是杭州，萨帕塔写道：“‘杭州是世界上最美丽的地方’，我经常听到来自不同国家的代表们这样感叹道……似乎大自然和中国建筑师把他们最美丽的作品都倾注在了这个花园里。”我本人曾就读于杭州西子湖畔的中国美院，所以，我知道萨帕塔所言并非夸大其词。但实际上，此章讲述的是著名的中国作家鲁迅，他曾从事过编辑工作，还是杰出的散文家、翻译家和作家，他推动了中国文学的现代化进程。他的代表作有《狂人日记》《阿Q正传》等。在杭州，萨帕塔的收获是从一位年长作家那里听闻了鲁迅的生平，得知鲁迅和他一样，一开始学医，后来投身于文学：“早年，我也决定放弃医学，事实上我也做到了。这么做是为了用我所有的力量、以一个作家的身份去和令人们不堪重负的社会环境做斗争，我很确定这样做会比仔细研究他们身上的溃疡帮助更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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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中国的清晨是美丽的清晨，一句‘和平万岁’是人们之间的问候语。”
——曼努埃尔·萨帕塔·奥利维拉
这些来过北京的哥伦比亚知识分子中的每个人都有一种使命感，并勤恳地为自己的中国之行留下见证：豪尔赫·萨拉梅亚于1952年写了《北京会议》一文，详尽描述了当时的地缘政治问题；和萨拉梅亚同为世界和平理事会成员的迭戈·蒙塔纳于1953年写了《从北京到维也纳——和平之路》；1954年，曼努埃尔·萨帕塔在塞缪尔·里斯曼·鲍姆（SamuelLismanBaum）的出版社出版了《中国，清晨六点》一书；1956年4月，豪尔赫·盖坦·杜兰在《神话》杂志上刊登了他在苏联和中国的旅行日记的一些片段。此外，阿利皮奥·哈拉米略在北京完成了一幅名为《盛宴》（1952）的壁画，描绘的是人们在哥伦比亚乡村庆祝和平的场景。他将这幅作品捐赠给了中国历史博物馆。不幸的是，目前这幅画下落不明，有关它的短暂记忆仅留存于一张照片中。照片里，几位中国和拉丁美洲代表站在这幅巨大的作品前。尽管萨帕塔并未出现在照片上，但我乐意把他想象成那位在画中央跳舞的人。
当时，处于冷战中的世界被两极分化，国际旅行实非易事。豪尔赫·萨拉梅亚在文章中记录了此次行程之艰难：“为了来北京，他们当中的一些人是秘密离境的，而且，几乎所有人都隐瞒了旅行的最终目的地。”在一次采访中，曼努埃尔·萨帕塔向威廉·米纳教授讲述了他回国时的经历：“回到哥伦比亚后，我们被视为祖国的叛徒。由此导致的结果是，我被看成是一个共产党、一个破坏分子。在当时那种环境下，他们逮捕了我，将我拘留了三天后才释放。”
如今，距那次会议召开已近70年。在新冠肺炎疫情和全球抗议种族主义的浪潮中，似乎正在酝酿一场新的冷战。我们应该回顾历史，并更好地了解中国。正如作家多米尼克·罗德里格斯说的那样，“因其巨大的财富，因其难以置信的内部矛盾”而去了解中国。时移世易，但如今仍然存在诸多对中国及其文化的偏见和无知。这本书可以帮助我们了解当代中国历史上一个近乎乌托邦式的浪漫时代。没有比曼努埃尔·萨帕塔·奥利维拉更好的导游或陪同了，人们都说他是一位很有魅力的人、一名出色的对话者。此时此刻，我听见闹钟清脆的铃声。那么，就让我们走进“清晨六点的中国”吧！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