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聚焦后疫情时代的人工智能国际合作与治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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来源:新浪新闻综合

近日,由清华大学人工智能国际治理研究院主办、联合国开发计划署作为国际支持机构的首届清华AI合作与治理论坛在中国北京召开。

本次论坛汇集世界各地相关领域的领军人物,共同探讨人工智能技术带来的机遇和挑战,分享人工智能合作与治理见解,交流国际治理智慧,提出未来人工智能治理研究议题。

以下是部分嘉宾分享的精彩发言及观点:

邱勇

清华大学校长

谈及大学在人工智能治理领域所发挥的作用,邱勇说,作为人工智能思想的起源之地、社会进步发展的创新之地、人类未来希望的孕育之地,大学要在人工智能合作与治理方面开创新局面、展现新作为:要引领人工智能的发展方向;要不断创新人工智能的理论与技术;要积极推进人工智能全球合作。

大学作为人类文明的灯塔,代表着人类的美好和光明。越是在不确定的迷雾中,大学越是要对人类掌握自身发明创造的能力和智慧充满信心,对人类发展出最终造福人类的人工智能技术充满信心,让永恒的文明之火,照亮人工智能发展之路。

他同时介绍,今年6月,清华大学成立人工智能国际治理研究院,面向人工智能国际治理重大理论问题及政策需求展开研究,努力构建公正合理的人工智能国际治理体系,为应对全球重大挑战提供智力支持。

白雅婷

联合国开发计划署驻华代表

“人工智能正在改变世界。科技的飞速发展影响着社会的运转,也影响着人们的生活、工作和交流。不可否认,人工智能在推动社会进步的同时,也存在风险。因此,我们必须谨慎,确保人工智能可以推动人类发展,避免加剧不平等或产生新的挑战,从而阻碍全球可持续发展目标的实现——这包括消除贫困和应对气候变化这些亟待解决的全球发展议题。

要想实现发展,我们还要确保人人都能学习并掌握这些技术,确保人人都能享受人工智能带来的红利,否则现有的‘数字鸿沟’将继续扩大。因此,我们需要在数字基础设施和教育领域进行投资,确保人们可以从技术创新中受益,增强能力以便于更好地适应由人工智能和自动化带来的新世界。”

法布里齐奥·霍奇尔德

联合国副秘书长、联合国秘书长特别顾问

“没有任何一个单一的国家或公司能够设计出全面、符合所有人预期的指导方针来管理AI的发展以及它在全球引起的连锁反应。我们必须团结起来,为AI创建一个可行的国际合作和治理框架。

在所有新兴技术中,AI最具潜力,但水能载舟,亦能覆舟。这也是为什么在这一领域的国际合作风险最高。AI应用技术的发展速度不仅快于其规范和监管进程,而且快于我们对其影响的了解,这一事实凸显了该呼吁的紧迫性。”

在主论坛:后疫情时代的人工智能国际治理——实现弹性未来,与会嘉宾就:“人工智能国际治理的多维透视”议题展开讨论:

主论坛:后疫情时代的人工智能国际治理

——实现弹性未来

傅莹

清华大学人工智能国际治理研究院名誉院长

在人工智能领域建设包容性强的国际治理委员会,共同去研究、探讨、吸纳各方面好的建议和意见,形成共同的国际规范。

她在会上重点介绍了在人工智能安全治理方面中美合作项目取得的进展。她说,既然人工智能武器化不可避免,专家们研究的方向是寻找合适的治理路径。大家都认为,人类必须汲取历史教训,例如对核武器的治理共识就发生的太晚,导致人类曾经面临巨大威胁,互联网的治理共识也没能在早期实现。大家希望这次对人工智能,尤其是智能武器的治理,人类能走在技术变革的前面,充分认识其风险,早些达成治理共识。

她谈到,中国国内在对人工智能技术应用的治理和立法方面已经在采取了实际行动。当然,从更大的角度看,这是人类共同的难题,不是一个国家、两个国家能解决的。中美两国乃至国际机构和各国围绕这个话题展开合作至关重要,我们希望也相信这不是一场零和游戏,人工智能最终应使得全人类受益。

薛澜

清华大学人工智能国际治理研究院院长

谈及人工智能治理的核心的要素,薛澜教授提到基本价值观、治理体系、参与者、治理对象、效果评价等几方面都非常重要。他提出,很多治理的问题可以通过技术本身来解决,目前人工智能发展面临的最大挑战是:人工智能技术发展太快,而治理准则作为一种社会体系,其发展有其程序,又是缓慢的,因此我们需要“敏捷治理”。

谈及国际合作,薛澜教授表示,“人工智能可以学习已有的国际机制,未来不断加强AI领域的国际合作,我们可以在合作过程中找到各方的共同点,并不断探讨、沟通,一同寻找人工智能共同的准则和规则,引导人工智能的健康发展,为人类造福。”

在本次会议分论坛“人工智能治理促进可持续发展”中,联合国儿童基金会创新主任托马斯·戴文、麻省理工学院物理学教授马克斯·泰格马克、中国科学院自动化研究所中英人工智能伦理与治理中心主任曾毅就以上问题发表主旨演讲:

分论坛:人工智能治理促进可持续发展

托马斯·戴文

联合国儿童基金会创新主任

人工智能的潜力非常大,我们需要释放这一潜力,同时也要学会规范地使用它。在他看来,目前人工智能发展有以下两方面问题:一是能力问题;二是技术方面的差距:由于人工智能学习是基于数据集的,然而全球仍有37亿的人没有联网,也就是说现在的数据集主要来自相对富裕的人群,从数据产生的维度上来说就已经是不平等的。就如何解决这一问题,他认为:首先我们要加大投资,先让更多人可以用上技术,进而再寻找更好地解决方案;其次是我们需要一个第三方评估机构来保证人工智能的使用是不倾斜于任何人群的。以UNICEF为例,我们认为是可以使用人工智能并帮助社会和#可持续发展目标#的实现,UNICEF也有一个专门的基金来投资早期的创新、创意的想法,帮助使脆弱人群受益,目前该基金已经在50多个国家有投资项目。

马克斯·泰格马克

麻省理工学院物理学教授

促成一个成功的人工智能国际合作,首先需要大家有一个共同的积极愿景,例如可持续发展目标就是一个很好的技术合作着力点;其次在技术使用时,我们需要一个清晰的“红线”,这不仅是人工智能领域要面临的问题,也是生物、化学等所有技术领域都需要考虑的问题。而如何划分这一“红线”,则是人类共同的责任。

曾毅

中国科学院自动化研究所中英人工智能伦理与治理中心主任

据目前数据分析,已有八百多万的科学研究论文是跟人工智能相关的,但其中只有0.1%是同时与可持续发展目标相关。因此思考如何将人工智能与可持续发展目标相结合,是科学家们的责任,这也是为什么今年我们发布了《面向儿童的人工智能北京共识》——这也是我国首个针对儿童的人工智能发展原则,并成立人工智能与生物多样性工作组,推动人工智能保护动物。谈及人工智能发展的未来,他希望未来我们可以建立“可持续的共生社会”,实现人工智能与人、动物、环境之间的和谐共生。

那么人工智能可以为可持续发展带来哪些潜在的益处和挑战?我们如何制定政策以确保人工智能具有包容性,并且不会加剧数字鸿沟?有哪些潜在的政策解决方案可以降低人类工作被机器自动化替代的风险?人工智能在抵御(或促进)气候变化方面有什么潜在作用?

UNDP助理驻华代表张薇与北欧人工智能研究所执行董事克里斯蒂安·古特曼、清华大学公共管理学院副院长及清华大学全球可持续发展研究院执行院长朱旭峰、斯里兰卡技术基础设施智库主席罗罕·萨马拉吉瓦、联合国全球脉动行动数据隐私专家米拉·罗曼诺夫、、地平线首席战略官郑治泰,六位座谈专家共同讨论以上议题。

瑞典大使馆创新参赞南南·伦丁:“当我们谈论实现可持续发展目标时,不能让眼光局限在这些目标本身,而是要系统性的看待可持续发展问题,并转变思路,避免政策疲于追赶技术创新,推动实现真正的变革。”

清华大学全球可持续发展研究院执行院长朱旭峰:“可持续发展目标之间是相互关联的,因此我们不能只考虑人工智能与单个可持续发展目标的关系,我们要从综合的角度来看待和使用人工智能,从而应对整体实现可持续发展目标的挑战。”

斯里兰卡技术基础设施智库主席罗罕·萨马拉吉瓦:“对发展中国家而言,数据可用性是一个亟待解决的挑战;我们需要相关政策,推动可信数据的获取与合理利用,用于建立人工智能模型。”

联合国全球脉动行动数据隐私专家米拉·罗曼诺夫:“从治理的角度来看,在使用人工智能、采集使用数据等方面,仍然存在信任问题。我们希望能建立合理的框架和责任制度,在这样的框架和制度下来使用数据,确保可持续发展目标的实现。”

北欧人工智能研究所执行董事克里斯蒂安·古特曼:“保证企业和组织的领导者能应用人工智能这项技术,并将相关讨论落到实处,这一点至关重要。”

地平线首席战略官郑治泰 :“我们的长远目标是让人工智能推动人类发展,而非追求人工智能的单向发展。”

以下是部分其他分论坛嘉宾分享的精彩发言及观点:

分论坛:人工智能治理国际合作

齐亚·汗

洛克菲勒基金会高级副总裁 

我们要正视人工智能所带来的挑战,一起思考什么才是“好的人工智能”?在人工智能的发展过程中,都需要避免什么?人工智能的发展非常迅猛,目前监管框架可能还无法全面覆盖人工智能治理的相关问题,我们需要国际合作,需要国际组织和各国政府一起来对人工智能的发展进行评估,确保人工智能可以惠及每一个人。国际合作的必要性也在疫情期间更为突出。

杨子健

新加坡信息通信媒体发展管 理局(IMDA)首席执行官助理 

毫无疑问,促进更多人工智能治理方面的国际合作是当务之急,这样的合作将有利于产业发展和创新,并有助于相关从业人员间的交流切磋。 

国际人工智能治理框架应具有较高的包容性,比如能适用于不同的社会经济、国际司法体系等。同时由于人工智能是一个需要“应用”的技术,人工智能治理框架也应当是贴合实际的。 

在人工治理层面,良好的“伙伴关系”应符合两个要点:首先,要符合现行的政策治理框架;其次,需要了解人工智能开发者、产业发展的挑战是什么,创造一个能为他们赋能的良好环境。 

加强跨国及全球合作以解决人工智能面临的哪些主要问题/ 挑战?在人工智能领域,我们如何从国际合作与协作中获益?开展国际合作,特别是针对新兴技术领域的国际治理合作,是否存在障碍或阻碍?是否有联合国等国际机构的现有举措/ 工作为全球人工智能合作提供了发展机会?

UNDP驻华副代表戴文德与韩国延世大学未来政府研究所所长文杰,印度Omdena创始人鲁德拉得·米特拉,马来西亚数字经济发展局首席执行官苏里纳·舒克里,香港中文大学数据科学与政策研究所所长黄伟豪,未来社会AI 倡议联合创始人兼主任赛勒斯·霍德斯,新加坡管理大学法学教授、人工智能与数据治理中心副主任马克·芬德利,南非Webber Wentzel 律师事务所首席信息官沃伦·海罗就以上问题进行线上探讨。

韩国延世大学未来政府研究所所长文杰:我们研究了多个国家的人工智能道德准则,我们发现其中最缺乏的是来自社会,尤其是底层群众的声音。举个例子,收入高的人群对人工智能的未来更为乐观,收入低的人群反而比较抵触人工智能,担忧人工智能会对他们的未来造成负面的影响。因此在政策制定的过程中需要充分考虑脆弱人群的需求。

印度Omdena创始人鲁德拉得·米特拉:与其采取自上而下的方式,由政府决定如何管理人工智能,不如让人们也有机会从自身的角度出发,决定他们想要构建什么和使用什么。我们可以通过“知识民主化”去赋权公众,让他们也有机会参与人工智能治理层面的解决方案。

香港中文大学数据科学与政策研究所所长黄伟豪:我们不应该为所有国家制定统一的人工智能发展模式。对有些国家来说,与其把所有人都变成人工智能专家,不如取长补短,让人们去做一些人工智能还做不到的事情,例如,需要创造力和社交能力的工作。

未来社会AI 倡议联合创始人兼主任赛勒斯·霍德斯:如果在构建和部署人工智能治理解决方案时缺乏国际合作,人类能承担得起相应的代价吗? 因此我坚定地相信,各国自身的人工智能治理体系的建设,都需要一个由全球科学家和相关专家组成的资源网络来支持。

新加坡管理大学法学教授、人工智能与数据治理中心副主任马克·芬德利:人工智能在解决全球危机方面有着巨大的潜力,但没有任何一个国家凭一己之力可以应对全球危机。因此我们不能只关注数字主权和经济利益,否则就人工智能就无法起到促进全球社会效益的作用。我们需要更全面地思考负责任的人工智能准入问题,国际间通力合作,而不是把一切都当做国家利益保护起来。

南非Webber Wentzel 律师事务所首席信息官沃伦·海罗:我们需要在全球范围内明确人工智能的现状是什么,以及我们想要什么样的未来。根据普华永道的一项研究,其中有86%的CEO表示,数字化是他们的第一要务。企业需要从根本上思考自己的商业模式,才能在这些变化中生存下来。 

马来西亚数字经济发展局首席执行官苏里纳·舒克里:举个例子,审计在检验政策是否被贯彻起到了很重要的作用,然而传统的审计人员却往往对人工智能知之甚少,我们迫切需要大量了解人工智能治理领域的审计人才,以确保我们提出的很多治理框架是可行且有效的。

香港中文大学数据科学与政策研究所所长黄伟豪:我们不应该为所有国家制定统一的人工智能发展模式。对有些国家来说,与其把所有人都变成人工智能专家,不如取长补短,让人们去做一些人工智能还做不到的事情,例如,需要创造力和社交能力的工作。

未来社会AI 倡议联合创始人兼主任赛勒斯·霍德斯:如果在构建和部署人工智能治理解决方案时缺乏国际合作,人类能承担得起相应的代价吗? 因此我坚定地相信,各国自身的人工智能治理体系的建设,都需要一个由全球科学家和相关专家组成的资源网络来支持。

新加坡管理大学法学教授、人工智能与数据治理中心副主任马克·芬德利:人工智能在解决全球危机方面有着巨大的潜力,但没有任何一个国家凭一己之力可以应对全球危机。因此我们不能只关注数字主权和经济利益,否则就人工智能就无法起到促进全球社会效益的作用。我们需要更全面地思考负责任的人工智能准入问题,国际间通力合作,而不是把一切都当做国家利益保护起来。

南非Webber Wentzel 律师事务所首席信息官沃伦·海罗:我们需要在全球范围内明确人工智能的现状是什么,以及我们想要什么样的未来。根据普华永道的一项研究,其中有86%的CEO表示,数字化是他们的第一要务。企业需要从根本上思考自己的商业模式,才能在这些变化中生存下来。 

人工智能技术的发展速度非常快,如何在这一关乎全球发展的领域内,将“治理”与“合作”前置?本次由清华大学人工智能国际治理研究院主办,联合国开发计划署作为国际支持机构的首届清华大学人工智能合作与治理国际论坛,提供了有力的回应。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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