原标题：李琳之：元中国就是开始的中国
2020年10月，李琳之新著《元中国时代》在商务印书馆出版，这是他古史研究的又一部作品。为了写这部书，他花费了9年时间，翻阅了大量古代文献、考古学论文，也跑遍了书中提到的所有文化遗址。“这本书与其说是写出来的，不如说是跑出来的”，李琳之说。
李琳之以考古成果为基础，并综合运用文献学、民俗学、人类学、社会学等研究方法，用严谨和规范的学术文章，为我们还原出公元前2300年至公元前1800年这500年史前中国的社会场景——进步而又蒙昧、文明而又野蛮，充满着战争和洪水种种灾难，但也处处显露着文化肇始的勃勃生机——这就是“元中国时代”。
陶寺古国的毁灭 是底层的暴动，还是外来侵略？
山西晚报：您把公元前2300年到公元前1800年这五百年定义为“元中国时代”，而一般的说法是最早中国或最初中国，您为什么要这样命名，和后者又有什么区别？
李琳之：公元前4000年至公元前1046年，是“中国”孕育、诞生和初步发展的一个特殊时期，相应地，我根据考古学成果，把它分为前中国时代、元中国时代和早期中国时代三个阶段。
元中国实际上就是最早或最初中国。最早中国更强调时间，而最初中国更强调形态。这两个概念在20世纪80年代就已经由考古学家张光直先生提出来了，后来又有很多考古学家参与进来。但在不同考古学家那里涵义是不相同的。为了避免概念混淆，并跳出这个争论的旋涡，同时响应从2018年以来，国家新闻出版部门要求在书名中禁止使用“最”一类词语，我用了“元中国”这一概念。元者，始也，原点也。元中国就是开始的中国、原点中国。
不过，“元中国时代”并不完全是最早中国或最初中国，它比最早中国或最初中国时空范围要宽泛很多，因为最早或最初中国仅指公元前2300-1900年以陶寺遗址为核心的陶寺文化所覆盖的临汾盆地，以及之后100年内豫中、豫西部分地区，而“元中国时代”的叙述对象超越了“元中国”这一范围之外，几乎涉及到了这一时期所有发生在中国大地上重要的考古学文化或历史事件，譬如山东日照的尧王城、湖北天门的石家河、陕北榆林的石峁等遗址。
山西晚报：在您的描述里，我们发现“元中国时代”是这样一幅图景：来自山东沿海的东夷部落，驱逐了定居于陶寺的夏人部落，并建立了中国最早的王权国家，即我们俗称的陶寺古国，其首领是尧舜一脉。四五百年后，夏人在大禹的带领下，从西北复仇而回，覆灭了陶寺古国。这是一场延续了数百年的历史恩怨，您做出这样的判断，主要有什么证据？有种说法，陶寺古国的毁灭，是来自底层的暴动而非外来的侵略，您怎么看待这两种说法？
李琳之：回答你这个问题之前，首先要明确的一点是，陶寺遗址早期是尧都，中期是舜都，这在考古学界和历史学界基本上是定论。
陶寺遗址所在的晋南地区在公元前2300年前属于庙底沟二期文化覆盖范围。庙底沟二期文化是先夏人生活的遗存，这已成为众多考古学家的共识。在晋南，不是只有几个地点称作大夏，也不是只有几个地点称作夏墟，而是因为整个地区都是夏人之居。所以，凡是夏人居住的地方都可称大夏，夏亡后称为夏墟。被称为禹父的崇伯鲧，正是活动在陶寺遗址一带的先夏族群中的一个支族。鲧被称作“崇伯”，是因为这一带正是陶寺遗址背靠的崇山山脉绵延所在。
尧征伐先夏的战争，《逸周书》和《博物志》都有记载。考古发掘也证实，包括晋南在内的庙底沟二期文化势力范围以内至今没有发现该时期有古城遗址出现。而陶寺文化早期遗址则是建立在庙底沟二期文化遗址之上的。换句话说，早在陶寺遗址建立之前，这里就是庙底沟二期文化主人的一处重要活动场所。但以侵略者面目远征而来的尧族群也仅仅是实现了对临汾盆地的控制，尽管其文化发展程度远远高出了周围文化，但他们向更南地区的拓展却受到了其他先夏部族最坚决的抵制，这可能就是陶寺文化基本上局限在临汾盆地的原因。
战败后的夏鲧部族，一小部分留在当地做了陶唐氏部族的顺民百姓，大部分北上逃亡到晋中、晋西北、冀西北、蒙南、陕北等地，和当地文化碰撞、融合后进入了老虎山文化系统，进而形成了石峁文化；还有一小部分南下越过黄河逃亡到了今河南郑州、洛阳一带，和当地文化碰撞后融入庙底沟二期文化谷水河类型之中。谷水河类型被众多考古学家视为夏文化即河南王湾三期文化的源头。老虎山文化是辽河一带红山文化后人南下、西进，与庙底沟二期文化前期中段的先夏人在此相遇，经过碰撞、融合后形成的一支考古学文化，时间大致在公元3世纪中叶。可以体现夏鲧部族向北逃亡的依据是，这一阶段晋中、晋西北、冀西北、蒙南、陕北等地遗址和人口出现了猛增的现象。据统计，该地区在这一阶段比前一阶段的遗址增加了3.5倍以上，而且出现了大量的大面积石城遗址。譬如，仅在陕北榆林地区就发现有面积在50万～100万平方米的大型遗址11处，另外还发现了400万平方米的石峁遗址。
山西晚报：那夏鲧部族和石峁遗址的关系？
李琳之：夏鲧部族在陕北榆林地区建立了新的崇国，亦即石峁遗址。之后，慑于陶寺人的威势，并鉴于周围敌寇的虎视眈眈，不得已和以尧为首的华夏联盟集团建立同盟关系，后受派至黄河中下游一带治水，不慎因治水淹灌了祝融部族的驻地——今新郑古城寨遗址及其周围地区，遂被尧借祝融及其同盟之手谋杀。这里需要提醒的是，鲧和禹都不是一个具体的人，而是这个族群在先夏和夏初时期两个延续了若干代首领的统称。末代鲧死之后，二代或三代禹重新接受尧舜的任命到中原治水，王城岗大城遗址就是禹治水的临时指挥所，也是他治水工具制作和派发基地。由于天气等主客观因素的综合作用，大禹治水成功，由此获得了极大的政治声誉和资本，成为继承舜位的不二人选。舜在华夏联盟既定的民主禅让制约束下，不得不接受众人的推荐，让禹和其子商均做最后的角逐。禹受到众人的拥戴在阳城即今河南登封王城岗古城成功上位，而留居陶寺古城的商均不甘心失败，不予退让，于是禹一怒之下率领石峁古国部将血洗了陶寺古城，成功复仇，并将陶寺古城沦为夏人南下中原最大和最重要的军工武器制造基地。
而关于陶寺古城被毁是由于底层暴动这一说法，最早是来自于陶寺遗址发掘者何驽的判断，后来被许宏在《何以中国》中引用得以广为流传。这一说法赖以成立的根据是，陶寺晚期造反的人是被陶寺中期统治者压迫的早期统治者的后裔。但这一说法解释不了这样一个问题：造反的人既然是早期统治者的后裔，何以在捣毁中期王陵和重要的贵族墓葬后，还要捣毁早期王陵和一些贵族大幕？何况，在陶寺被捣毁的大中型墓葬及其他相关领域还发现了石峁人南下毁灭陶寺的大量证据！何驽先生后来修正了这一说法，认为捣毁陶寺古城的凶手是石峁人。石峁人也就是大禹领导的夏人。正因为以鲧、禹为首的夏人和尧舜部族有着数百年历史的国仇家恨，毁墓者才会在扒城墙、毁宫殿之后，进而挖了他们的祖坟，劈棺扬尸。我在书中用了这样一句话来概述大禹当时的心情：“可以想象，当大禹指挥着他的大军在踏平陶寺古城时，他该是一种怎样复杂的心情！数百年积攒下的刻骨仇恨可以说是在一种大规模的报复性的残忍破坏行为中，得以尽情宣泄。”
山西晚报：您下的这个结论，和通行的“尧舜禹”禅让以及“尧都平阳，舜都蒲坂，禹都安邑”的说法有很大的出入。您会怎么调和这之间的矛盾，或者，您认为那只是后人美化的传说，而您的看法，才是最接近历史真实的？
李琳之：我们现在看到的文献记载都是作为正统华夏人的文字记录。一定意义上说，都是神化后的传说，其中的溢美和虚饰不可避免。所以文献记载不能作为证据来看待，但不能否认里边有史实的影子，这就需要用相应的考古学证据给予证伪。这种证伪主要是从某支或某几支考古学文化的性质、面貌，及其滥觞、发展、裂变，包括彼此之间的碰撞、纠缠、交融等方面来同文献记载、民俗传说、人文遗迹进行比较、鉴别。凡能被考古类型学说证实的，无疑就是确凿的史实。譬如尧舜禹，主流文献记载都认为是某个具体的人，但事实上他们都是其所在族群数代领袖的一个统称，这从陶寺早期200年间出土的6座有承续关系的王陵即可看出一斑。说明在陶寺早期，至少有6代尧先后存在。再譬如众所周知的民主禅让制，从陶寺遗址早中期人种学鉴定来看，其统治者不是同一个族源，但其前后的统治思想、布局，乃至有些风俗习惯都如出一辙，并且二者之间在政权交替转换时，也没有出现战争一类的打斗痕迹。这和民主禅让制的记载传说趋向一致。而在晚期，陶寺古城出现了扒城墙、毁宫庙、掘祖坟等行为，则是从另一个侧面证实了《韩非子》等文献关于“舜逼尧，禹逼舜”的记载也并非空穴来风。
至于“尧都平阳，舜都蒲坂，禹都安邑”的说法都仅仅是文献记载，而且多来自汉代以后。从考古学角度来看，“舜都蒲坂，禹都安邑”迄今为止都没有发现相应的遗址。但也不能把这种说法视为向壁虚造，我的看法是，大禹为了打通从石峁古城到豫西的道路，曾经在作为重要通道的运城盆地建立过临时战略指挥部，或者叫临时辅都，这可能就是“禹都安邑”的来源所在。因为是临时，相关的文化层遗存较浅较薄，所以未能保留下来。
最早中国是指政治意义上的中国 文化只居于从属地位
山西晚报：在书的前言中，您说您要“重新建立属于这500年的古史体系”，您认为，这个任务完成度怎么样？
李琳之：首先要说明，这里的所谓“这500年的古史体系”是指我的一个解释系统，从这个意义上讲，我大体已经完成，也就是说我已经搭起了一个大的框架。但真正完成还需要进一步修正、补充和完善，这取决于两点，一是考古年代测定的进一步精确化，二是考古类型学的进一步完善和更多考古成果的出现。
山西晚报：在您的书中，用了大量考古成果作为立论的根据。这比单纯运用文献资料要有说服力得多。然而，您怎样保证对这些考古材料的解读和当时的历史真实是吻合而非我们后人的臆想？
李琳之：如果你注意的话，我所引用的所有的考古学证据和相关解读都有相应的出处，也就是说，我是在参考了众多考古学工作者观点基础之上，取各家之所长，使其由彼此隔绝的、静态的、局部性的看法而变成彼此之间可以发生联系的、动态的、整体性的系统理论。这个系统中包括着众多族群的起源、分化、迁徙，以及彼此之间的碰撞、纠葛、融合等，可想而知，如果其中有一个环节错了，其他环节就都联系不上了。在我业已形成的这套解释系统中，各族群之间的相互关系和上下繁衍传承关系，以及与此相对应的考古类型学都可以说是脉络清晰、有条不紊。这其实也就意味着《元中国时代》叙事的文本逻辑和这段历史本身发展的内在逻辑是趋向一致的。
山西晚报：为了写这本书，您考察了全国大量的文化遗址。做一对比，山西临汾、运城这样的地方，以“最早中国”为口号，是不是能够成立，成立的最大理由又是什么？这个“中国”，是文化意义上，还是政治意义上的。
李琳之：我需要纠正一下，“最早中国”主要是指陶寺文化覆盖的临汾盆地，运城南面只有绛县等一小部分地区包括在其中。
作为最早中国，必须同时具备以下四个基本条件。
其一，从文明进程角度来说，最早中国必须具备最基本的国家形态。自公元前1800年上溯，迄今为止在中国大陆范围以内，能够被考古学家认定为大型都邑的遗址，只有良渚古城、陶寺古城、石峁古城和二里头古城。其中，对于良渚遗址、良渚文化以及石峁遗址和石峁文化所代表的社会是否进入了“国家”阶段还存在不同看法，但对陶寺遗址、陶寺文化所代表的社会，以及二里头遗址和二里头文化所代表的社会进入“国家”阶段，已是学界的共识。
其二，从指导思想上来说，最早中国必须是以“地中”为指导思想建立的国家。“居中以立国”是中国之所以为中国的根本原因。居中以通天，乃“朕即天子”的原始要义，换句话说，就是只有居中才能通天，从而领受天命，治理国家。良渚、石峁、陶寺和二里头四个遗址中，能够明确看出以“地中”为指导思想建立的国家，只有陶寺和二里头。良渚遗址和石峁遗址到目前为止，还找不出明确的相关证据。
其三，从地理方位上来说，最早中国必须是建立在诸夏或华夏族生活区域的国家，即所谓的中原国家。在诸夏或华夏族居住的地区建立国家，是祭祖以立国，此所谓祖国的本真含义。良渚遗址位居长江下游的今杭州余杭地区，石峁遗址位居今陕北榆林地区，两者分别属于被古华夏族视为“南蛮”和“西戎”的所在，自然被排除在外。符合上述条件的仍然是陶寺遗址和二里头遗址。
其四，从时间上来说，最早中国当然必须是最早。陶寺遗址诞生的时间是公元前2300年，二里头遗址诞生的时间是公元前1800年。陶寺遗址诞生的时间比二里头早了500年。
由以上分析可知，能够同时满足作为最早中国四个条件的，就只有临汾地区的陶寺遗址和陶寺文化所代表的陶寺古国了。而这个最早中国显然是指政治意义上的中国，文化只居于从属地位。
《元中国时代》刚出版后续还有两部
山西晚报：做古史研究，您还有《中华祖脉》《祖先，祖先》《山西笔记》一些书，这些研究对您这本书有什么帮助，您有哪些观点又在本书中得到修正？
李琳之：这几本书，包括《家国往事》，都是我阶段性的研究成果，是我整个研究过程不可或缺的几个环节。但这几本书有着明显的缺陷，一是关注晋南，关注山西比较多，二是使用文献比较多，这样得出来的一些结论就显得过于狭隘。但是客观地说，从《中华祖脉》到《祖先，祖先》，再到《山西笔记》，每本书都比前一本有所进步，这主要体现在我作为写作者的视野逐渐变得更加开阔这一点上。到写作这本《元中国时代》时，我的视角范围不但跨越了国内各地区和各学术门派之间的认识堡垒，把其中的文献记载、民间传说、人文遗迹和考古学遗存纳入到一个共同的体系中去考察，而且把最早中国的诞生放到彼时世界文明发展潮流的大背景下去观照，亦即将最早中国作为世界文明体系的一个有机组成部分来对待。这一方面使得我在写作时可以把不同地区的考古学文化和遗址联系起来，并找到他们之间联系的契合点，由点成线，再由线成面，最后形成一个由各个互相关联的局部组成的整体；另一方面，我由此可以观察到那个时段作为世界文明起源先行者的埃及、阿卡德等古国文明对最早中国的诞生发生了怎样的影响，这种影响又是以什么样的方式，通过什么样的途径发生的，这就避免了盲人摸象的夜郎自大行为，最大程度上保证了研究的科学性和公正性。
山西晚报：这本书提出了一些非常有趣的观点，但偏学术化的风格让阅读有些困难，您有没有考虑过把您的思考用一种大众化的、故事性的方式重新表达出来？
李琳之：不是考虑过，而是一直在考虑。《元中国时代》刚出版，后续还有两部，分别是《前中国时代》和《早期中国时代》。这三本书都是非常学术的历史学著作。尽管在《元中国时代》的写作中我已经做了尽量通俗化、大众化的努力，但对于纯粹没有关注过这段历史或没有相关文化背景知识的读者来说，可能还是会有一点障碍。不过，雾中观花、水中望月，有时候也有它独特的魅力（笑）。
我打算等这三部书都完成以后，从大历史的角度，以更加明快的笔触，更吸引读者的方式，把中国上古这几千年历史以多卷通俗本的形式呈现给大家。
山西晚报记者 白洁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