原标题：夜读 | 深圳特区40年：为什么要定名为“经济特区”？
作者：黄金生
来源：国家人文历史（ID：gjrwls）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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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宝安只有三件宝，苍蝇、蚊子、沙井蚝。十屋九空逃香港，家里只剩老和小。”
这是在改革开放前的广东省宝安县流传的一首民谣。
民谣的背后，是一组惊人的数字：从1955年开始出现逃港现象起，宝安历史上总共出现过4次大规模的逃港潮，分别是1957年、1962年、1972年和1979年，共计56万人次，参与者来自广东、湖南、湖北、江西等全国12个省的62个市。
“我们的政策有问题”
1977年，正是中国大变革的前夜。1978年2月26日，五届全国人大一次会议《政府工作报告》中认为：“整个国民经济几乎到了崩溃的边缘。”据有关资料统计，当时至少两亿农民的温饱问题没有解决，许多农民甚至还处在赤贫状况。城市居民生活虽有国家保障，但职工工资20 年没有上涨，生活消费品凭票购买，住房严重紧缺，上千万知识青年、下放干部、知识分子和其他城市下放人员要求回城，全国城镇有2000 万人等待就业等等。
1977年11月，刚刚复出的邓小平把广东作为视察全国的第一站。在当时，大规模集体越境逃港被视为恶性政治事件，广东省领导在向邓小平汇报工作时，自然不能避而不谈。邓小平听了逃港问题严重的汇报后说：“此事不是部队能够管得了的。”“这是我们的政策有问题。”
穷则思变。广东的逃港潮怎么解决？1978年4月5日，习仲勋受命南下。第二天，即4月6日下午，在中共广东省委四届一次会议上，习仲勋当选为第二书记。会后不久，第一书记韦国清回京工作，广东的工作由习仲勋主持。
1978年，习仲勋（左）在五届政协第一次会议的全体会议上
中共广东省委原副秘书长琚立铭回忆，习仲勋刚来广东时，住在珠岛宾馆4号楼，交通科门口有个卖鱼卖肉的小档口。那时买鱼买肉要凭票购买，要排队。有些老人家凌晨三四点就去排队，为了方便，有人就放个小砖头、拿个小凳子占位。有时习仲勋也在早上5点多钟和群众一样去排队，体验群众的生活。后来，他在省委会议上说：“广东四季常春，是鱼米之乡，鱼米之乡没鱼吃，买来的剥皮鱼过去都是当肥料撒在地里的，现在都是香饽饽。这样不行，一定要解放思想，搞社会主义不是贫穷，要尽快提高生活水平。”
当时，广东省偷渡外逃人数在高峰时期能达到每月两三万人。7月上旬，习仲勋到达广东后第一次外出到地市县考察，就选择了逃港现象最严重的宝安县。在沙头角中英街，习仲勋看到香港那边车水马龙，宝安这边冷落萧条。一河之隔，生活水平一个天上一个地下。
1978年，深圳罗芳村民年收入134元，而河对岸香港的村民每年能赚13000多港币，而那时港币比人民币“值钱”。差距实在太大。
通过实地考察，习仲勋对问题的根源有了明确的判断：制止群众性外逃的根本措施是发展经济，提高群众生活水平。在听取宝安县领导关于吸收外资搞加工业、小额贸易的工作汇报后，他立即鼓励当地干部：“说办就办，不要等”，只要能把生产搞上去，让老百姓过上好日子就干。
在习仲勋的领导下，广东在全国率先放开政策，缩小统购统销的商品品种，从100多种减少到20多种，最后减少到8种，这样一来，物资大大丰富了，人民生活水平大大提高了。
“思想解放之火被迅速点燃”
对外部世界感受最深、对改革开放形成强大推力的是出国考察潮。1978年，由中共中央直接派出的考察团就至少有四个：3月10日至31日，以李一氓为团长，于光远、乔石为副团长的中共党的工作者代表团访问了南斯拉夫和罗马尼亚；3月28日至4月22日，以上海市委书记林乎加为团长的赴日经济代表团；4 月10日至 5 月 6 日，以国家计委副主任段云为团长的港澳经济贸易代表团；5月2日至6月6日，以国务院副总理谷牧为团长的赴西欧五国（法国、瑞士、比利时、丹麦、西德）代表团等。邓小平也访问了欧洲和亚洲多个国家。1978年10月，他访问了日本；11月5日至14日，又到泰国、马来西亚、新加坡访问。
1978年5月17日，谷牧副总理一行参观苏黎世玛格齿轮机制造厂
1978年4月初，国家计委和外贸部组织以国家计委副主任段云为团长的港澳经济贸易考察团前往香港、澳门进行实地考察。考察团成员目睹了港澳地区经济发展的繁荣景象，尤其是香港没有耕地和资源，却依靠引进国外先进技术、设备、资金，实现经济迅速发展的现实，使考察团成员思想受到猛烈撞击。5月6日，考察团与广东省委习仲勋、刘田夫等人共同商议，回京后向中央提出把靠近港澳的宝安、珠海划为出口基地的意见，获得同意。
1978年5月31日，考察团向中央提交了《港澳经济考察报告（汇报提纲）》。报告指出，广东省的宝安县、珠海县紧邻港澳，发展出口商品生产，条件十分有利，是任何国家和地区都比不上的。当年3月，国家计委、外贸部、广东省派人考察了这两个县，和港澳工委共同研究，拟定了一个规划，设想经过三五年的努力，把宝安和珠海“建设成为具有相当水平的工农业结合的生产基地和对外加工基地，建设成为吸收港澳游客的游览区，使其成为新型的边防城市”。报告大胆建议：对这两个县“有必要实行某些特殊管理办法”，建议把宝安、珠海两县改为两个省辖市(相当于地级)，派得力干部加强领导力量；两个县的商品收购、出口和所需材料及设备的进口，在统一计划安排下，直接同我驻港澳贸易机构联系，不再事事经过上报审批；两地开设供应入境旅客的专门商店，商品供应和销售，视同出口港澳；利用港澳大力发展对外加工业务等等。
这份报告第一次提出了在深圳、珠海设立经济特区的设想，并且创造性地提出在两地实行有利于加快对外开放步伐的特殊政策，呼吁把它作为工作重点来抓。可以说，这是中国创办经济特区的第一步尝试。
1978年10月26日，邓小平一行访日期间，乘坐新干线列车赴京都访问。他对随行的记者说乘坐新干线列车的感觉 ：就像推着我们跑一样，我们现在很需要跑
同样，在紧邻港澳、得风气之先的广东，为打开干部的眼界，省委也组织了考察团，由省委常委、秘书长杨应彬带队，组织全省的地委书记到港澳考察。琚立铭对此印象颇深：“习仲勋亲自为全省8个地市负责人，包括湛江地委书记林若、韶关地委书记马一品等打电话联系。那时，农民出国考察是从来没有的事，但中山小榄镇永大大队支部书记带队出国考察。当时，省政府批准了中山县小榄镇的出国申请后，又报国务院批准，农民出国考察，这在全国是第一宗。这次考察在全省改革开放、思想解放过程中起了很大作用。”“正是因为习仲勋思想解放，广东思想解放之火被迅速点燃。”
时间就是金钱，效率就是生命
在深圳蛇口港附近的路口，一块棕红色的标语牌立在一片绿地中。上面有几个金色的大字：“时间就是金钱，效率就是生命。”这条至今响彻大江南北的标语创作者，是有着“招商局集团原常务副董事长、招商局蛇口工业区和招商银行、平安保险等企业创始人、百年招商局第二次辉煌的主要缔造者、中国改革开放事业的重要探索者”等诸多头衔的袁庚。
1984年4月，建设中的深圳蛇口工业区矗立着“时间就是金钱，效率就是生命”的宣传口号
中央决定开发靠近香港“出口基地”的决定，恰好给陷入困境的香港招商局带来转机。时任交通部香港招商局董事局常务副董事长的袁庚用了两个月时间在香港招商局做了充分的调查研究后，起草了一份《关于充分利用香港招商局问题致党中央、国务院的请示》，提出“冲破束缚、放手大干”的方案。这个请示报告是1978年10月9日送上去的，3天后，即10月12日，中央五位主要领导人全部圈阅同意，指示“立足港澳，依靠国内，面向海外，多种经营，工商结合，买卖结合”的方针。但是由于香港地价太高，落实有很大困难。袁庚便想到了对面的宝安县，他的想法立即得到了广东省委的支持。
1979年1月6日，广东省、交通部联合向国务院报送《关于我驻香港招商局在广东宝安建立工业区的报告》。报告说：“我驻香港招商局要求在广东宝安县邻近香港的沿海地带，建立一批与交通航运有关的工业企业。经我们共同研究，一致同意招商局在广东宝安境内邻近香港地区的地方建立工业区。这样既能利用国内较廉价的土地和劳动力，又便于利用国外的资金、先进技术和原材料，把两者现有的有利条件充分利用并结合起来，对实现我国交通航运现代化和促进宝安边防城市工业建设，以及对广东省的建设都将起到积极作用。”
这份报告引起了中共中央副主席李先念的高度重视。他不久后就召见袁庚，在袁庚特意带来的地图上用铅笔在南头半岛上画了一个圈，慷慨地“给”了他一个半岛，袁庚竟然没敢要，只要了2.14平方公里的蛇口。几年后袁庚还后悔莫及，认为当时“思想不够解放”。就这样，“香港招商局蛇口工业区”先于深圳特区在1979年年初挂牌成立了。
据前深圳南山区宣传部部长陈禹生回忆，“时间就是金钱，效率就是生命”这两句标语来自袁庚在香港工作期间的一段经历。当时袁庚与一位香港老板谈生意，要买下一栋价值几千万元的楼房，双方周五下午两时签约，之后一起吃晚饭。但这名香港老板婉拒了会餐，因为他要马上把钱存入银行。因为星期六、星期天是假期，不能存钱，如果把2000万元星期五3时放到银行去，以当时的浮动利率14%来算，会多出几万元钱。
这件事深深触动了袁庚，被他认为是赴港学习的“第一课”。1981年3月，在一次工业区干部会议上，袁庚第一次宣读了一句后来广为流传的口号。口号当时有六句话：“时间就是金钱，效率就是生命，顾客就是上帝，安全就是法律，事事有人管，人人有事管。”
1980年，袁庚（左）在海上考察蛇口。从打破大锅饭到招商引资，从住房商品化再到全国人才招聘，在1979到1984的几年中，蛇口创造了“24项全国第一”
后来，蛇口工业区党委副书记许智明受袁庚委托具体负责落实口号上墙的事情。他找人做了一个标语牌，用红漆写上“时间就是金钱，效率就是生命”两句话，竖立在指挥部几栋楼房前面。
与“时间就是金钱”同时出现的，还有一条标语叫作“英雄不问出处，只论素质才能”。户口、档案一时间在蛇口都变得不是问题，“你能做什么”是蛇口老板面试时最常问的一句话。靠着这条标语，各行各业的人才涌入了蛇口，涌入了深圳。特区建设者们招兵买马，让这一角土地现出了史无前例的生机。
蛇口工业区的改革，以提高工作效率、经济效益和社会效益为基本出发点，按照经济规律办事，大胆推进，同步地配套进行。在质疑的声浪中，蛇口以占深圳2%的人口，创造了占全市16%的利润。从打破大锅饭到招商引资，从住房商品化再到全国人才招聘，在1979到1984的几年中，蛇口创造了“24项全国第一”。
“还是叫特区好”
蛇口的成功经验被媒体誉为“蛇口模式”，成为经济特区的开路先锋。其实，就在蛇口酝酿改革的同时，1978年12月，中共十一届三中全会在京召开，中国进入了改革开放的新时期。1979年1月，广东召开省委常委扩大会议，这次会议上达成共识，就是利用广东毗邻港澳的有利条件，利用外资，引进先进技术设备，搞补偿贸易，搞加工装配，搞合作经营。
1979年1月16日，广东省派吴南生、丁励松前往汕头地区宣传全会精神。汕头是吴南生的故乡。处于广东省“头”部的汕头市是“粤东之门户，华南之要冲”，一百多年前，恩格斯就说它是“远东唯一一座具有商业色彩的”城市。20世纪30年代，汕头有“小上海”之称。但这次回乡让吴南生十分震惊，那些他所熟悉的楼房残旧不堪，摇摇欲坠：街道两旁，到处都是用竹子搭起来的横七竖八的竹棚。
1980年5月，广东省经济特区管理委员会主任吴南生 ( 前排左三 )、珠海市市长吴健民 ( 前排右二 )陪同国务院副总理谷牧 ( 前排左二 ) 考察珠海
3月3日，吴南生在省委常委会议上说：“我提议广东先走一步。在汕头划出一块地方搞试验，用各种优惠的政策来吸引外资，把国外先进的东西吸引到这块地方来。因为：第一，在全省来说，除广州之外，汕头是对外贸易最多的地方，每年有一亿美元的外汇收入，搞对外经济活动比较有经验。第二，潮汕地区海外的华侨、华人是全国最多的，约占我国海外华人的三分之一。其中许多是在海外有影响的人物，我们可以动员他们回来投资。第三，汕头地处粤东，偏于一隅，万一办不成，失败了，也不会影响太大。”
此前，广东省委也收到宝安县关于把深圳办成出口基地的报告，因此，省委在讨论时一致同意这一设想，并且认为广东不单是应在汕头办出口加工区，还应该在深圳、珠海办。“要搞，全省都搞！”习仲勋当即表态，“先起草意见，4月中央工作会议时，我带去北京。”
4月1、2日，在杨尚昆主持下，广东省委常委会议同意向中央提出要求允许广东“先走一步”的意见。明确了在深圳、珠海和汕头搞出口工业区的意见后，大家又为名称发了愁。
在出席中央工作会议之前，习仲勋和吴南生先向正在广州的叶剑英元帅汇报了广东的设想，叶剑英元帅非常高兴，催着他们说：“你们要快些向小平同志汇报。”
1979年4月17日，中共中央政治局召开中央工作会议各组召集人汇报会。习仲勋汇报了广东的情况，郑重提出，广东邻近港澳，可以发挥这一优势，在对外开放上做点文章；并且提出广东打算仿效外国加工区的形式，在毗邻港澳的深圳、珠海和重要侨乡汕头划出一些地方，单独进行管理，作为华侨、港澳同胞和外商的投资场所，按照国际市场的需要组织生产，初步定名为“贸易合作区”。
1980年5月，习仲勋和叶剑英、许世友、杨尚昆 ( 从左至右 ) 在广州合影
邓小平在听取习仲勋的汇报时，插话说，新加坡吸引外资开厂，利润收入可以拿到50%，还有劳务收入、税收。广东、福建有这个条件，搞特殊省，利用华侨的资金、技术，包括设厂。只要不出大杠杠，不几年就可以上去。他非常赞同广东关于请求下放若干权力和搞“贸易合作区”等富有新意的设想。之前的1978年6月，他在听取谷牧的汇报时，就提到国外利用“加工区”“自由贸易区”等形式引进外资的情况。当时世界上有80多个国家和地区设立了500多个出口加工区、自由贸易区和自由港。
当听说“贸易合作区”的名称定不下来，大家意见不一致时，邓小平立即说：“还是叫特区好，陕甘宁开始就叫特区嘛！”
正式定名“经济特区”
1979年4月28日，中央工作会议结束后，习仲勋赶回广东，立即向广东省委常委传达中央工作会议精神。传达中，他特别强调广东要先走一步，不光是广东的问题，而是关系到整个国家的问题，是从全局出发的。习仲勋又说，广东这事，今天不提明天要提，明天不提后天要提。中国社会发展到现在，总得变，你不提，中央也会提。拼老命，我们也要干。
随后，广东省委于5月至6月召开了省委常委扩大会议和三级干部会议，传达中央工作会议精神和中央批准广东先走一步的决策，动员全省认真贯彻。会议期间，正在广州的叶剑英接见了省、地、市、县的主要负责人，语重心长地勉励大家努力工作，使广东在改革经济管理体制方面先走一步。
1979年7月15日，中央下发了具有重要历史意义的《中共中央、国务院批转广东省委、福建省委关于对外经济活动实行特殊政策和灵活措施的两个报告》，也就是广东干部、群众所熟知的中发［1979］50号文件。文件指出：
“中央确定，对两省对外经济活动实行特殊政策和灵活措施，给地方以更多的主动权，使之发挥优越条件，抓紧当前有利的国际形势，先走一步，把经济尽快搞上去。这是一个重要的决策，对加速我国的四个现代化建设，有重要的意义。”
“两省报告所建议的经济管理体制，即在中央统一领导下实行大包干的办法，中央和国务院原则同意试行。”
“关于出口特区，可先行在深圳、珠海两市试办，待取得经验后，再考虑在汕头、厦门设置的问题。”
12月17日，国务院第一次召开筹建特区的专题汇报会——京西会议。会议由谷牧主持，吴南生是主要的汇报人。参加会议的有广东的王全国、范希贤、秦文俊，福建的郭超及中央有关方面的负责人。
吴南生的汇报提纲为《关于广东建立经济特区几个问题的汇报提纲》。在汇报中，吴南生首次提出“经济特区”的概念。1980年3月24日，中央在京召开广东、福建两省参加的会议，正式将“出口特区”定名为“经济特区”。
1980年3月，中共广东省委第一书记、省长习仲勋（左二）和其他省市领导在广州机场
经济特区批准后，吴南生筹划的第一件事是研究、起草《广东省经济特区条例》。这个仅有2000多字的条例，从起草到公布，就用了一年多时间，做了13次修改。起草中借鉴了海外法规，但没有照搬，例如“地租”一词国际上通用，但却容易与旧中国的“租界”联系起来，经斟酌改为“土地使用费”。1980年8月26日，叶剑英委员长主持五届人大第十五次会议。时任国家进出口委员会副主任江泽民受国务院委托，在会上做了有关建立特区和制定《特区条例》的说明并获准通过。1981年11月26日，全国人大常委会又授予广东、福建两省制定所属经济特区单项经济法规的权力。
就这样，中国正式揭开试办经济特区的序幕。
深圳蛇口港集装箱码头，摄于2019年6月9日。2019年，前海蛇口自贸区按关区口径统计，进出口总额 8721.91亿元，增长29.1%，对全省进出口贡献率为12.2% ；前海湾保税港区进出口总额1285.5亿元，增长48%，在全国14个保税港区中位列第
（参考资料：《习仲勋传》；李军晓《筚路蓝缕先行一步:广东改革开放初期历史研究》；萧东连《探路之役》；张汉青《广东改革开放 “先走一步”》；陈枫《特区拓荒者吴南生》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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