原标题：追溯《人证》，往事并不如烟
15年前，为纪念抗战胜利60周年，为了让更多的人了解和记住一段历史，我作为电视工作者，作为总撰稿和总编导参与了十五集大型口述历史纪录片《人证》的采访与拍摄，以电视人特有的责任和担当、用影像记录了这样一些人——她们当年只是手无寸铁的妇女、甚至儿童，她们遭受了侵略者兽性的摧残，又不得不用柔弱的身躯去承受伤痛。
许多国家的历史学家和法律学家指出，在第二次世界大战中，有两种罪行令人发指，那就是德国法西斯对犹太人的集中大屠杀和日本法西斯实施的慰安妇制度。据统计，当年日本侵略者在中国二十多个省市的占领区普遍设立了慰安所，其数目不少于一万个，至少有二十万妇女被逼充当过“慰安妇”。中国“慰安妇”平均“慰安”日军官兵的比例是1：89。而在一些位置险要、交通偏远的山区，日军虽然没有设立正规的“慰安所”，但他们强行把山区的良家妇女掳掠进据点，对她们进行惨无人道的摧残。山西盂县的性暴力受害者就是这种情况下产生的。
《人证》共记录了20位曾经在日军侵华期间被日军残忍蹂躏的受害女性，她们中的许多人都是首次接受电视媒体的采访。
肩负起捍卫历史真相的使命
盂县位于山西省东北部，南距正太铁路上的重镇阳泉45公里，北临五台，西经阳曲达太原，东通河北平山县，地理位置十分重要。1938年1月，日军独立混成第四旅团第十四大队占领了盂县城，日军在盂县四周修筑炮台，到处烧杀抢掠、无恶不作，更把许多中国女性拖入一个一生都无法摆脱的梦魇！据专家估算，盂县受害女性至少达千人以上，她们当时年龄最小的只有十二、三岁，年龄最大的也不过十七、八岁，有的初为人母，有的刚作新娘，而更多的还是豆蔻年华的少女。其中大部分被日军凌辱致死，幸存下来的妇女，因为遭受了日军惨绝人寰的折磨，绝大多数丧失了生育能力，不少人在痛苦煎熬中悄然离世。现在还健在的，不仅在肉体上经受着病痛的折磨，还要在精神上承受世俗歧视，她们的晚年生活大都孤独潦倒、凄惨悲凉。
上世纪九十年代，中国、朝鲜、韩国、菲律宾、荷兰等国的受害女性相继站了出来，揭露日军的性暴力，并向日本政府提起诉讼，要求日本政府谢罪并赔偿经济损失。
1995年，首例中国大陆日军侵华期间性暴力受害诉讼案在东京地方法院开庭，先后有16位山西盂县籍女性站了出来，她们分别是刘面换、李秀梅、周喜香、陈林桃、郭喜翠、侯巧莲、万爱花、赵润梅、赵存妮、高银娥、杨时珍、尹玉林、张先兔、杨喜荷、王改荷、南二朴，她们都已是耄耋之年的老人，她们坚强地活着并勇敢地站了出来，成为中华民族那段苦难历史的见证者。
时光流逝，这些生活在历史暮色中的老人所剩之日无多，从1982年开始，盂县被寻访到的性暴力受害女性有七十多位，截止到2005年健在的仅有十五人。作为新闻工作者，当时的我们有一种强烈的紧迫感，觉得自己有责任、有义务抢救那段正渐渐被人遗忘的历史，告慰那一个个在屈辱中饮恨离开人世的魂灵！
零距离的接触揭开一段尘封的往事
关于性暴力受害者这一题材以前少有节目涉及，如何反映她们受害之前日出而作、日落而息的欢愉和受害之后在漫长的岁月里忍气吞声、抚慰伤口的苦痛呢？
2005年4月6日，摄制组一行六人奔赴盂县。我们先找到了在盂县长期调查日军侵华战争中性暴力受害者问题、十几年与受害老人们紧密联系的乡村小学教师张双兵和农民李贵明，他们以山里人特有的热情向我们介绍了健在的十几位受害者的情况。
西烟，小镇，集中居住着五位受害者——
在柏油路旁一间低矮阴冷的平房中，满头银发的赵润梅正躺在自家的土炕上输液；到了郭喜翠家，我们看到老人拥被和衣而眠、怀抱着和她一同起诉的侯巧莲老人的遗像，她儿子说母亲从东京听取二审判决回来没几天，再次败诉的结果使得她情绪十分低落，几乎无法与外人交流；在西村居住的张先兔老人也正患着感冒；万爱花老人生病，当时在太原一家医院接受治疗。
其余的受害老人分散居住在盂县的各个山村，那时北方的大部分地区已是春光灿烂，但那里却依旧春寒料峭。从几天的走访情况看，老人们的生存状况和健康状况都令人担忧。我们的心情也渐渐沉重起来，这些沉默了60年的老人们能否开口本来就是个未知数，但当时的情形是，即使她们心里愿意接受采访，身体状况能不能允许又是一个未知数！
我们感到了时间的紧迫和肩上责任的重大，如果眼前这一个个老人都在屈辱中含冤弃世，那么，那段不堪回首的往事也只能随着她们散入尘埃中……
盂县山区的春天在四月下旬才初见端倪，当五月来临，天气转暖，老人们的身体状况也逐渐好转。当时羊泉村的刘面换身体稍显硬朗、表达能力也强，我们正式拍摄就是从她开始的。
屋里光线暗淡，拍摄只能在室外进行。由于身体方面的原因，老人始终是戴着手套接受我们的采访，她的气质与大多数农村妇女迥异，干净利落，她有着传奇般的幸福童年：独生女，家里做些小买卖，父母用面人换来她的健康成长，视若珍宝。十六岁那一年突如其来的灾难毁灭了她的一切……蓄积60年的悲愤使得老人的眼中已没有泪水，只有饱经苦难后的那份沧桑。走过弯曲不平的山村小路，刘面换老人把记者领到了当年关押过她们的窑洞。老人告诉我们，因为被日军强暴，她不得不嫁给一个曾结过婚的男人做妻子，而少女时代她最美好的憧憬就是找一个英俊的男人做丈夫，日军的兽行击碎了她美丽的幻想，为此她一辈子心里不痛快。如今她最大的心愿就是要同日本政府打赢官司，正是这一信念支撑着老人坚强地活着，支撑着老人勇敢地面对我们的镜头。
当我们到达距西烟镇几十里外的侯党村时已是傍晚时分，盂县健在的性暴力受害者中年龄最大的86岁的王改荷老人独居一室。一锅小米粥、一碟野菜、几只“素盒子”是她的晚饭。得知我们来意后，王改荷热情地把编导葛丽娜拉到炕上，紧紧地攥着她的手说：“可把你们盼来了，我的冤屈总算有人能帮我出了……”老人把摄制组的记者当成了亲人，吐出了埋藏在心中60年的隐痛。告别时，王改荷颤巍巍地挪动着小脚倚在门框上，她说：“我到死也要把官司打下去……”
由于日军的性摧残而丧失生育能力的周喜香老人独自一人居住在不足十平米的阴暗潮湿的老房中，陪伴她晚年的只有孤独和难言的凄凉。因行动不便，吃饭全靠村里人接济，邻居说她现在很少进食，更多的时候她是盘腿坐在炕上，抽着烟默默凝望着窗外……
采访郭喜翠时，她始终不愿过多地回忆当年那段经历，一直说：“就这些了，就这些了，不记得了。”采访只进行了45分钟，虽然事先我们做了充分的准备，准备了许多问题，可是郭喜翠大娘痛苦的眼神让摄制组不得不中止了拍摄。那天本来阳光和煦，采访中忽然起风，飞落大片雪花，气温骤然下降。
一个月后我们又对郭喜翠进行了第二次采访。这次采访只让摄像李胜和编导葛丽娜俩人面对郭大娘，这才知道老人曾经在两个月的时间被三次抓进据点，遭到几十个日军的强奸，死里逃生，苦苦等回了参军的未婚夫，但因为被日军强暴，婚后并不幸福。她痛苦但坚强地活着，把这段经历埋藏在心底，她鼓励四个儿子去参军报国，用自己孱弱的身体支撑了一个家。中国女性面对苦难的那份坚强在她身上显露无遗。
采访结束时，郭喜翠的儿媳蒸好了一大锅土豆饼，一家人硬要留下我们吃饭，这是她们能准备的最好的晚餐。
李秀梅大娘专门请我们吃刚刚出锅的鸡蛋烙饼；高银娥大娘把保存了很久的、舍不得吃的18颗鸡蛋给我们煮了；张先兔大娘特意到邻居家给我们要来了橘子粉……随着时间的推移，我们同大娘们的距离在一点一点地缩短，感情也在一天天地增加，采访顺利地进行着。
被采访的15位受害女性当年遭受屈辱时，都是十几到二十几岁，最小的只有十四岁。几十年过去了，她们依然经常在噩梦中哭醒，但她们不愿意向别人说起，即使是最亲近的家人，她们想求个安宁。可是生活要想求个安宁太难了，流言如刀，切割的是深藏在肉体里的灵魂！拨开伤口撒盐的，已经不再是她们的敌人，而是她们身边的父老乡亲，甚至就是她们的骨肉亲人！摄制组曾去寻访一个已故的、绰号“盖山西”的老人，从名字上我们也不难想象她年轻时的风采，但老人的孙子拒绝了。据说因村里人领着某家新闻单位去他奶奶坟头，他差点动起武来，奶奶已成为他想摆脱而又无法摆脱的耻辱！因为种种原因活下来的受害者只能把苦难和辛酸深深地、深深地埋在心底……
在我们的努力下，她们把苦水倒出来了，这些风烛残年的老人们活得多少能放松一点，了解了她们的悲剧，左邻右舍、亲朋好友多少会多一些同情，多一些关爱。
那段日子摄制组成员睡眠严重不足。从招待所到受害人所在的村庄大约130公里，行程三小时左右，山路崎岖，每天早晨五点多起床，九点钟到达老人们家中开始采访，拍摄到天黑，晚上九点多回招待所。把当天所拍的素材回放一遍，再商量第二天拍摄计划，往往是一两点才能入睡。
盂县的许多村子严重缺水，摄制组只能自己带水，由于水量有限，常常整天处于“干旱”状态，为了节省时间，摄制组早饭大多和午饭一起解决，“忍饥挨渴”是常有的事。
虽然条件艰苦，但从没有人叫苦叫累。面对一群在六十年前经历了苦难而嗣后六十年来依旧命运坎坷的老人们，我们所经受的又算得了什么？都说媒体是社会的良心，能够与六十年前那场民族悲剧的特殊人证面对面、零距离地交流，能够聆听她们的倾诉，能够帮她们分担哪怕一点点痛苦，对一个新闻从业者来讲都是可遇不可求的事情。参与本身已是一种幸运，见证这样的事件是对我们灵魂一次整体的洗礼！
让更多的人了解历史的真相
2005年6月，告别了那些热情、淳朴、善良的老人们，摄制组从盂县回到了电视台，开始了后期编辑工作。
首先遇到的难题是老人们讲述都是盂县方言，个别语句十分悔涩难懂；大多数老人都已是耄耋之年，思绪有些混乱，编导便想方设法用解说和音乐来弥补语言表述上的缺憾。后来台里将原定的8月1日播出改为7月22日，《倾诉》栏目必须在有限的时间里赶制出高质量的节目，编导们常常通宵达旦地加班，而作为总编导和总撰稿的我夜以继日坚守在机房。大家硬是在一个多月的时间内完成了十五集大型口述历史纪录片的后期制作。
该片运用独特的表现手法，通过当年性暴力受害者的口述和她们目前生活状况的真实纪录，在大跨度的时空中展现了历史全貌，完成了国内电视媒体首部关于日军侵华期间性暴力受害者最完整、最详实的十五集大型历史纪录片《人证》的制作。
7月22日至8月5日，《人证》如期播出，社会反响强烈，好评如潮。有三十多家电视台和海外影视机构纷纷来电商榷此片的购买事宜。河北电视台生活频道和南方电视台等抢先已在2005年购买并播出。
在“中国国际影视节目展”中《人证》以其独特的视角，引起了许多国外媒体的高度关注，美国、日本、法国等国家都欲购买该片的版权。
中国“慰安妇”问题研究中心主任苏智良将《人证》作为珍贵的历史资料在“慰安妇”纪念馆中收藏。
日本“支援会”律师认为《人证》客观真实地再现了一段苦难的历史，让更多的人了解了历史的真相。
为了使这段珍贵的历史资料不仅能用影像而且也用文字记录下来，让更多的人了解这一切——创作《人证》的初衷和那段历史的真实，我们出版了关于《人证》的书。
文稿忠实于电视作品的语言运用，原汁原味地将解说和讲述人的同期穿插进行，并配以照片，客观真实地记录了历史证人的话语，原生态的再现，读起来更耐人寻味。凭借丰富生动的细节描述、口述者的一举一动，给历史叙述增添了生命的体温，让观众容易产生情感共鸣。
从春天的拍摄采访，到夏天的制作播出，秋冬的书稿校对，到来年春天的出版发行，《人证》走过了一年的四季，《人证》摄制组的每一个成员也都经历了有生以来一段不平凡的岁月。
《人证》表现手法独特，通过当年性暴力受害者的口述和她们目前生活状态的真实记录，在大跨度的时空中展现了历史的全貌，是当时国内电视媒体最详实、最完整的关于日军侵华期间性暴力受害者的记录。
《人证》获2004-2005年度中国电视纪录片入围奖，获中国文献纪录片二十年提名作品；获2005年山西广播电视奖一等奖；获2005-2006年度中国广播影视大奖广播电视节目优秀对外电视新闻大奖。
我们也知道，对于这些老人而言，我们所做的一切还远远不够；对于一段惨痛的历史，仅靠记录也是远远不够的。
了解和铭记历史，是为了更好的未来；赢得和平比赢得战争从某种意义上讲更为艰难。在人们的思想中筑起保卫和平的屏障，仍需全中国乃至整个人类的共同努力。
十五年过去了，《人证》已成为我记忆中永远的珍藏。再回首，所有创作过程中经受的辛酸苦辣，都已化作一种甘甜的回味。那种欣慰与百感交集，只能在无言中静静冥想。而站在一个特定的角度和高度，我们共同的感言是：幸而不辱使命！
但愿《人证》能够经历时间的淘洗，成为历史证言中不可或缺的形象章节！
郝江涛（太原）
1.记者当年采访郭喜翠老人。
2.作者和刘面换老人交谈。
3.摄制组当年采访高银娥老人。
4.李秀梅老人接受记者采访。
这些当年接受采访的老人已都过世。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