原标题：一家人的四代“书缘”
叶 子
太爷爷的老书橱
新书房一角
今年入梅以来，我忙着帮老爸理书，把书房从龙江搬来下关。连着好几个闷热无比的周末，我和先生带着大瓶冰水，给书下架归档，打包打到天昏地暗。书房搬迁过程异常曲折，搬家公司一看是搬书，一共两百多箱，立刻将说好的价格翻了整整两倍不止。
幸好直脾气的老爸并不在场，否则少不了又追忆一遍当年他搬爷爷藏书的壮举。爷爷是首届金陵藏书比赛的状元，在半真半假的回忆中，老爸用蛇皮袋和借来的黄鱼车，凭一己之力，就独自搬完了一对老书橱和爷爷的所有藏书。
老书橱是太爷爷送给爷爷的，没人记得它们是怎样从苏州运来南京的。经历了无数次搬家，如今两对上下叠放的书橱，碎了玻璃门，掉了几个木把手。入驻老爸的新书房后，上排的柜子被左右颠倒。谁也没看出其中的不妥，除了老爸。这是他绝不会犯的错误，他的秘诀说起来奇怪又冷门——寻找钉子留下的痕迹，通过橱门上米粒大小的洞眼，来辨别书柜的左右。
这都是爷爷留下的钉眼。许多年以前，为了阻止少年时代的老爸看书，爷爷会钉上两米长的木条拦死橱门。给世界名著上锁，是因为他不愿意老爸和阅读写作打上交道。其实不用钉木条那么复杂。爷爷做过开明书店的店员，在排书上堪称职业选手。一本书一丝不苟地码齐后再码下一本，到最后书与书之紧密，之整齐划一，任谁动过都有痕迹。家里有许多“不能看”的书，又有一位疯狂找书看的少年，当年的爷爷一定苦恼极了。他大概也知道，所有的预防都是徒劳。常常，习惯深夜里写作的爷爷，下楼撞见老爸躲在被窝里，一边读雨果一边泪如雨下，这时候爷爷多半会悄悄走开，也有些时候，他会忍不住轻敲老爸小房间的玻璃窗，提醒他早点睡觉。
嗜读的爷爷完全不是爱德华·纽顿式的藏书家。他既不收古籍善本，也没有信札手稿，藏书多半是翻译过来的外国文学，也不讲究版本和品相。这其中，有大量的莎士比亚，包括《亨利第六遗事》和万有文库的《哈孟雷特》，有不同版本的巴尔扎克全集，也有八十年代之前几乎所有汉译的俄国与苏联文学。
与此同时，爷爷不可避免地跟风苏联，书柜里挤满了“资本主义的掘墓人”。如果不是因为爷爷颇具规模的红色收藏，教授外国文学的我，根本不会晓得写《共产党人》的路易·阿拉贡，也不会注意到美国有位左翼作家霍华德·法斯特，曾在五十年代红遍中国。这些早已被人遗忘的作家，过去在爷爷的阅读中占了相当大的比重。在爷爷的藏书中，那些解放前和十七年中的外国文学读物，以及许多内部发行的“黄皮书”，是催发老爸早年写作最重要的养料。
一辈子钟爱藏书的爷爷，在别人看来或许是阅读者的不二榜样。书给了爷爷现实中没有的自由，但在书房伏案写作的他并非置身于全然的解放。尽管收藏了相当多的高尔基和罗曼·罗兰，但无论哪一位落笔成章的大作家，最后都没有成为爷爷书桌前的守护神。阅读像一个巨大的黑洞，给爷爷带来愉悦，也带来真实的焦虑和怀疑。爷爷至死也不愿相信，书的世界是有限的，而自己的写作可以不确定，也可以不完美。老爸为爷爷浪费掉的才华和人生难过不已，实际上，爷爷不仅需要书里的智慧，也需要一种自己的声音。在与阅读的恶战中，一度雄心勃勃的爷爷令人惋惜地败下阵来。
说到底，书架上的书，也可能只是文学生活的一种假象。重读《纪念》，我羡慕老爸年轻时，即对阅读有反省的自觉，他执意成为一位鲁莽专横的强力读者。在两百箱书重新上架的浩大工程中，我的错误分类，不恰当地厚此薄彼，都被他推倒重来。倘若我束手束脚，想要坚持什么编年或开本的秩序感，也必定会遭到冷酷的嘲笑。一连几日，我们就年谱和日记做不做分类，自传和传记放不放一起，资料汇编应该怎么排序等等无解的问题争吵。老爸不断愤怒地重申，读书人自己的书房，首先是自己的，其次才是书房。
关于书，老爸有太多在我看来不可思议的执念。八年前，刚刚毕业的我从上海回到南京，因为书多，不得不找物流公司搬家。我在短短几年内买了那么多书，让老爸很气恼。身为作家，老爸靠写书、靠拥有更多的读者生存，但他偏偏又是最不愿买书的人。在老爸看来，买书是浪费，买书不看更罪大恶极。或许因为家里已经有了太多的书，或许因为他的眼睛越来越不好，无法再将阅读作为消遣，老爸不再漫无目的地看闲书，但他从不掩盖对阅读的实在需求。在他看来，阅读几乎一定是为了某种写作，一刻不停地写，才会一刻不停地读。
老爸邀请我重建书房，于我来说，真是一次脱胎换骨的整理。此刻，大概也仅限于此刻，井井有条的书房整齐到失真，老书橱也修旧如新。不过，伴随新的写作的开始，伴随下一轮阅读的启动，书房应该很快就会恢复它应有的狼藉。
（本文转自公众号“南京大学图书馆”，作者叶子，1984年生，南京大学文学院老师，父亲是叶兆言，爷爷是藏书家叶至诚，曾祖父是著名作家叶圣陶）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