作者：段羡菊
来源：《品读》2020年第8期
太阳移到屋顶上，快中午了，放学后的我们从老屋里跑出来，站在晒谷坪前向田野眺望母亲。
有时还跑到村口，睁大眼睛，搜索小路上母亲的身影。一个点，模糊的身影，越来越清晰……是从腰陂街上逢墟归来的母亲!我们冲过去帮她提篮子，兴冲冲跟着回家。
母亲第一件事，就是蹲在地下，从篮子里买回来的菜旁边，找出食物给我们。
有香喷喷的肉包，黄澄澄的油条，或者几个苹果，一把板栗——不管怎么累，母亲总不会忘记给我们买点“美食”。
哪怕在墟市蹲了整整一个上午地摊，没有卖出一点东西、得到一分钱，母亲也不会空手而归。
童年时记忆最明快的一部分，就在腰陂墟上。北方称赶集，我们那里称逢墟。
“墟”据说是客家语，山里面不远是住着客家人。湘赣边界大山里的腰陂镇，两头高翘、中间低平，是从湖南连通江西、福建的必经要道之一。
从这里再往东北方向行二十公里，就是一村跨两省的界化陇村。钱钟书先生《围城》里面写道，方鸿渐和一干人到湖南三闾大学求教职，坐长途汽车西行到达的两省交界的界化陇，正是此地。
每逢农历每月“三、六、九”日子就开墟的腰陂墟，自古以来，不仅仅是茶陵县，也是附近湘赣边界数县的第一墟场。
依照传统的逢墟习俗，不需任何人号召组织，四乡八里的数千人或步行，或骑自行车，或赶马车，或搭车，手提肩挑，潮水般涌向这里。
长大后，到过湖南很多名镇、大镇，比如永顺的芙蓉镇、浏阳的大瑶镇、嘉禾的塘村镇。腰陂集镇的规模与它们相比，还相形见绌，但如果论当年墟市的繁华，可有一比。
墟市的长度当不下三里。先是一个木材市场，接下来为核心墟场。路边的农民摆地摊，背后则是一些堆放廉价工业品的桌台和各种小店。
过了清亮河水上的腰陂桥头，小巷里是一个热闹的生猪市场，一排排长长的竹笼里，装着拼命地嗷嗷大叫的小猪崽。
河滩上，则是牛市，牛要拖犁拉耙，牛生意可能是墟上最大的生意。这单买卖的风险很大，如果买回去，病死了，那就亏大了。
因此，买牛的人总是邀请一些有经验的农民做参谋，磋商很久时间。
那时乡村没有电话，更没有如今常用的手机，农民如果要通知隔壁乡、村的一个亲戚什么事，比如娶亲、嫁女或者建房，邀请喝红喜酒，或者有人病故，通知做白喜事，简便的办法，就是去逢墟。
在墟上，很容易碰到亲戚，即使碰不到，也可以遇见亲戚的邻居或同村人，给亲戚带个口信。
各种各样的商品，形形色色的人，五花八门的信息，千奇百怪的事……对于众多一辈子辛勤劳作、艰苦生活的农民而言，对于小农经济支撑下的乡土社会而言，腰陂墟既是买卖东西的市场，触摸外界的地点，也是人情社交的集会，享受一点惬意，寄托人生梦想的乐园。
有谁知道，多少人是在墟上饮一碗米酒当中感觉到人生的轻松，多少青年男女是在墟上一见钟情而订婚，多少生死悲欢的消息在墟上传递?
而对于母亲而言，墟市承载了她和父亲的梦想，就是养育我们。
田里种的稻谷是必须按照唯一渠道、统一定价销给粮站，母亲拿到墟上卖出的，则是一家人在土里栽种的花生、黄豆、绿豆等农副产品。
相比有的村民而言，我们家因为辛勤地到山上开荒，拥有的土，是他们的几倍。土比田更难侍候，父母付出的劳动也要比村邻多几倍。能够挑到墟上卖的东西，也就比人家多多了。“墟墟有东西卖”，我还记得村邻对母亲的这句感叹。
父母的梦想也不同一般，是尽可能地送我们三兄妹多读一点书。孩子大了，不但不能当劳力，还要为他们筹足学费，这意味着要付出不同一般的代价。
当然，幼时的我难以理解他们的梦想与艰难。我们是快乐的，犹记得，母亲每次去逢墟，我们三兄妹的心也飞到了墟上，充满了期待。
一根扁担挑着两箩筐东西出去，又原样挑回的情形，于母亲不止一次。方圆辽阔的农民，来叫卖自己的农产品，而消费能力较强的，却只有镇农业银行、供销社、邮政局等估摸数百名各单位工作人员，以及一所小学、两所中学。竞争太激烈，价格难免不一跌再跌。
“今天没人要。”“今天卖不起价。”疲惫的母亲弯下身体放下担子，直起腰，对迎上来的奶奶说。从来都不叫苦叫累的她，偶尔掩饰不住失望的神色。
“少年不识愁滋味”，不知道幼时的我是否也曾同情过母亲?如今想来，来回六七里路，她挑着去，蹲半天，挑着回来的步子，有多重呢?挑到墟上的东西卖出，所得有几？
墟市也是证明母亲聪慧的地方。
村里很多妇女，甚至一些年轻的姑娘，都愿意跟母亲靠近摆摊。因吃不饱饥饿而无力上学，在腰陂小学辍学的母亲口算厉害，火速就可以算出成交价，分毫不差。很多村邻卖东西，都要向她求助。
跟着母亲逢墟，每次她去摆地摊卖东西，我则按约定守在书店等她。与供销社相比，书店的书好多啊!我买的第一套上下两本《三国演义》，1984年人民文学出版社出版的，就是在此买的。
多年过去，辗转数地，几次搬家，这套书脊要靠胶布固定的两本书，依然摆在我的书架上。
一本新书，在那个贫困的年代，不啻一件奢侈品。尽管母亲从来没有拒绝，但提出买一本书，年少的我依然要鼓足勇气。
记得有一次母亲到书店，从口袋里掏出刚刚卖东西换得的钱，帮我付买书的款时，对书店经理说：“我这孩子，就喜欢看书！“我能感觉到，身为农妇的母亲不但没有一丝心痛，反而为一个爱读书的孩子而喜悦、自豪。
如今的我在想，不知道换回一本书，母亲要卖掉多少只辣椒、多少粒黄豆、多少颗花生？要费多少心思种？卖的时候要在地上蹲多少时间?到县城读高中之后，我就远离了腰陂墟。
参加工作后，曾经专跑“三农”，我联想腰陂墟的繁华，找到了思考观察湖南农民负担问题的一个极有价值的视角，这令我非常兴奋。
一年又一年，腰陂墟的变化，我从母亲的嘴中随时听得到。比如，建房大量使用水泥板，木材市场消失了;镇上新建了农贸市场，交易已全部转移到那里。
回乡看望父母的我，走在腰陂的老街上，已经看不见当年沿路为市的墟场了。如果不是桥头孤零零的铁铺，还叮叮当当传出似曾相识的打铁声，镇上当年万人空巷逢墟的丝丝印迹，已经荡然无存。
恍惚之间，此时此地的我甚至怀疑，三十年前的繁华记忆是否一场梦，是否来到了记错了的一个地方…… 是的，这消失的腰陂墟，不由不使我泛起了淡淡的乡愁，但我却并不悲伤。
记忆中的逢墟，虽然是那么一幅美丽丰富的乡村风情画，但画后的底色，却隐藏着让人不堪回首的贫困、艰难，告别是多么正确的事情!
所幸，这幅画给我留下了特别温暖的一笔：这里曾流淌着一个母亲对孩子的爱护，见证了一个懵懂乡村孩子对知识的喜好。
那个年代的中国乡村，有多少这样卑微生存却勤劳聪慧的母亲，有多少这样土里土气却一样充满向往的孩子?此时此刻，我的脑海里又浮现了那幅场景：幼小的三兄妹在村头翘首以待，田野小路上，那逢墟归来母亲的身影。
作者：段羡菊，新华社贵州分社高级记者
来源：《品读》2020年第8期
原标题：《墟场的母亲》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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