原标题：TikTok微信被禁！面对中国发展，西方为什么忧虑？
△《人民论坛·学术前沿》5月下
根源一：西方中心主义的利益驱动
Frontiers
西方对中国崛起的忧虑，源于担心中国崛起会动摇美国主导的二战后国际秩序对西方的利益满足。当前的国际秩序既保留了二战后国际秩序的基本要素，同时，也受到冷战结束和全球化进程的深刻影响。尽管同为世界霸权国家，美国对于战后世界政治中的规则、价值、国际制度和国际规范的影响力，要远远超过苏联，这突出地体现在二战后美国将自由主义价值、治理机制和国际制度建设推广到了全世界。
苏联在1991年的解体，意味着“苏东模式”走到了尽头。后冷战时代的国际秩序在美国单极霸权的主导性作用和自由国际主义的全球制度性安排的基础上得以确立和发展。但美国和西方盟友主导的国际秩序中“西方中心主义”色彩浓厚，对发展中国家常常采取“双重标准”。美国按照基于西方现代价值观和政治结构，为其他国家制定行为规范，并诱导或敦促其遵守美国的意志，按照美国制定的游戏规则采取行动。这些多边国际机制和规则是美国在全球扩张自身制度和价值观的结果，同样也是维护美国霸权利益的工具。
然而，建立在开放、多边的国际规则网络基础上的霸权治理模式要想持续获得成功，一方面，美国要继续对自己的霸权地位和利益获取保持足够的信心；另一方面，美国也需要保证“自由国际主义”的行为模式。但2008年全球金融危机之后，美国实力的相对衰弱开始出现，新兴经济体的群体性崛起以及中国的持续发展，开始不断加剧美国对于自身霸权地位的忧虑，并认定，“随着中国经济力量上升，中国正试图重塑国际秩序的规则”。但中国恰恰在后冷战时代“参与”和“融入”自由主义国际秩序、而非“重塑”或“颠覆”这一秩序。1978年以来，中国从国际体系的“边缘游离者”不断成长为国际秩序稳定与进步的“参与者”“建设者”和“贡献者”。
中国不仅加入世界银行、国际货币基金组织、世界贸易组织和其他各种国际机构，而且随着改革开放带来了经济的腾飞，中国成为全球化进程的重要推动者和受益者。今天，中国成长为仅次于美国的世界第二大经济体，这是中国政府和人民辛勤奋斗的结果，也是中国融入世界秩序的结果。在这个过程中，美国一直试图将中国引导和塑造成接受西方价值观念、遵守国际规则、符合西方标准的“同道者”，也提出中国应该成为西方主导的国际体系下的“负责任的利益攸关方”。
无论是中国提出的“一带一路”倡议，还是创办亚投行、丝路基金和金砖银行等举措，都是中国积极发挥“负责任大国”作用，为推动世界经济互联互通和向前发展所作出的重要贡献。但这些举动都被视为是寻求挑战和改变“基于规则”的国际秩序的行动。特别是中国军事力量现代化进程加快和科技创新的进步，让美国担心中国有能力挑战美国长期在西太平洋拥有的霸主地位，更有可能在高科技创新和高精尖制造业领域挑战美国长期的主导位置。中国的这些能力更将转化为中国的高精尖军事装备，提升中国的军事作战能力。简言之，美国担心的，不是今天的中国，而是展示出自身体制优势和持续经济增长活力的未来的中国。这样的中国不仅有可能颠覆美国长期拥有的霸权国家地位，也被认为更会成为有能力和美国“全面叫板”的挑战国。
特朗普政府上台后，不惜屡屡采取贸易霸凌主义、单边主义行动，对中国发动“贸易战、科技战、媒体战”。即便2020年1月中国遭受新冠肺炎疫情爆发的严峻困扰，美国都没有停止在南海的航母战斗编队巡航和演习，没有放松挑衅中国主权的“航行自由行动”，更没有放松加强国内立法和行政管辖措施对中国华为公司的打压和对华高科技出口产品愈发严厉的限制。随着2020年3月下旬美国的疫情开始变得严峻，特朗普政府更是把中国议题当成转移国内批评、为自己前期防疫行动失败寻找“替罪羊”的政治话题，不断地“污名化”中国。新冠肺炎疫情全球爆发本来是中美两国合作的机遇，但现在却成为了中美关系持续恶化和紧张升级的助推剂。
根源二：意识形态和价值观驱动
Frontiers
由于冷战的结束被认为是自由主义意识形态的“历史的终结”性胜利，美国始终将西方价值的普世化视为自己霸权地位的价值优势和美国继续影响和主导世界的战略性资源。而经过战后七十多年的实践，在西方看来，保持自由民主价值观并积极在全球推广，不仅仅是基于意识形态的需要，更是意味着对从政策理念、国家认同、政治资源到输出价值、影响和凝聚他国民众等的全方位优势。
这种美国所坚持的美国的利益和霸权地位基于自由、人权与民主意识形态的独特认同方式，导致了历届美国政府在对外关系上的一个从来没有改变的立场，即美国的国家凝聚力和美国外交是否能够得到美国民众的拥护和世界的认同，基本取决于敌对的意识形态的存在以及美国意识形态对其他国家的感召力和影响力。冷战结束后，面对世界诸多的未可知和不确定性，美国立足于自身利益，总是需要寻找到一个资本主义世界体系的“共同敌人”来维持其在世界的核心地位。随着20世纪90年代初期第一波“中国威胁论”的到来，中国似乎“顺理成章”地成为了苏联意识形态的继承者和替代者。以美国为主导的西方世界的“中国视角”始终都带有强烈的意识形态的批评眼光，政治制度的不同也从来不会成为美国“接受中国”的政治条件。20世纪90年代中期，克林顿政府的对华“接触政策”只是相信，美国和中国的合作和交往，最终能够引发中国制度、中国道路出现符合美国意识形态标准的变化。
2008年全球金融危机爆发后，美国经济曾一度陷入低谷，而中国经济出现了持续高速增长。党的十八大以来，“中国道路”和“中国方案”更是成为了中国希望在相互尊重、合作共赢的基础上推动世界多样化发展的嘹亮的“中国声音”。对于西方国家自冷战结束以来的制度优越感而言，这无疑带来的是焦虑和不安。中国发展为代表的“北京共识”（Beijing Consensus）更被普遍认为是中国在试图挑战西方的意识形态优越性，是中国想要输出自己的“模式”，侵蚀西方的价值优势。
2012年，中国的国内生产总值超越日本成为世界第二大经济体，中国的国际地位显著提升，在国际舞台上的表现也愈发自信，甚至在西方国家看来中国在诸如南海问题、台湾问题等方面的态度越来越强势（assertive）。这让以美国为代表的西方国家对于中国崛起的戒备之心愈发强烈，担心实现“经济崛起”的中国也将顺势推动“政治崛起”，一些政要和学者宣称所谓的中国“锐实力”或“影响力行动”会对美国等西方国家的政治体制、价值观构成重大威胁。随着中国等新兴经济体的群体性崛起，世界经济和国际权力的重心不可避免地向亚太地区倾斜，西方的忧虑不仅来自于崛起的非西方国家可能带来的对自由民主体制和价值观的冲击，也来自于西方国家内部，主要是美国和欧洲国家之间日渐加深的“裂痕”。
2020年慕尼黑安全会议将主题定位“西方的缺失”（Westlessness），这背后便折射出当今欧洲深刻的战略焦虑。美国执政团队对于“美国优先”战略、单边主义、贸易霸凌主义等破坏现有国际秩序稳定的政策后果视若罔闻，并因为强化对中国的战略打压而成为了共和党和民主党在外交和内政议题上难得的共识，甚至成为了特朗普外交政策中在美国国内“最受认可”的政策领域。
2017年底至2018年初，特朗普政府先后发布了三个重磅战略文件：《美国国家安全战略报告》《国防战略报告》以及《核态势评估报告》。三份报告一致强调大国竞争的时代已经重新到来，并将中国和俄罗斯定性为国际体系的“修正主义大国”和美国的“战略竞争者”，认为中俄两国试图“塑造一个与美国价值观和利益相对立的世界”，是“美国的繁荣与安全面临的核心挑战”。
中美之间的大国竞争正被赋予意识形态和集团对抗的色彩，而美国这样做，至少能够从两方面获益：一方面在国内凝聚两党共识，团结民众意愿；另一方面则通过不断强化“共同敌人”意象，号召西方阵营再次“统一阵线”，并跟随自己再次赢得“新冷战”的胜利，从而增加对华实施遏制战略、维持全球霸权的筹码。
即使中国崛起远未达到导致大国间“权力转移”和对现行国际秩序产生重大变革的程度，西方国家仍然还是会挑起针对中国的意识形态竞争，要从价值理解的角度“遏制”中国的崛起，或是偏执地“引导”中国变革的观念，这不仅仅是西方的执政者面对中国崛起不可能放弃的价值优势，更是西方国家挑剔、指责中国而不可能放弃的“优势资源”。这也就是为什么冷战结束近30年，“中国威胁论”仍旧有市场的根本原因。更重要的是，西方的意识形态背后的历史、传统、宗教和文化影响根深蒂固。
根源三：国际关系理论的思维驱动
Frontiers
西方国际关系理论中的现实主义、自由主义和建构主义等三大流派对于“中国崛起”都有广泛、深入的分析和探讨。过去20年来，国际关系学术界从理论到政策研究，没有什么话题比“中国崛起”更有影响力的了。
国际关系理论的现实主义理论认为，国际体系的“无政府状态”这一结构特征是无法改变的。国家为了维护其自身的利益，会不断地追求权力，而国家的权力直接决定着其在国际关系中的地位、利益和安全，世界政治的本质就是“权力政治”。基于这样的逻辑前提，现实主义学者普遍认为，中国崛起必然会引发崛起国与主导国之间力量对比的变化，从而触发大国间在安全认知和心态上的变化，使得崛起国必然会寻求与主导国争夺国际体系规则的主导权，进而引发大规模战争。
“权力转移”理论是今天中国崛起背后西方国家出现的“修昔底德陷阱”理论重要的理论与经验来源。依照“权力转移”理论的逻辑，随着中国的综合实力和自信心的日益提升，中美两国之间的“权力转移”必然发生。在西方国家看来，一个“强大而不满意”的中国“注定”会成为寻求改变国际秩序现状的“修正主义国家”，从而“威胁”到西方国家在国际体系中的主导地位。
另一个经常被用来解释崛起大国与守成大国之间可能发生冲突的现实主义理论是“安全困境”（security dilemma），它解释了守成大国与崛起大国走向霸权战争另一种竞争态势。一方面，随着新兴大国综合实力的提升，其可能是出于安全考虑而寻求增强自身实力尤其是军事实力的举动，在守成大国看来却很可能是在意图颠覆现有的国际秩序；另一方面，守成大国出于恐惧和忧虑可能会采取相应的行动，在新兴大国看来，这又是恶化其安全环境的举动，因而会选择继续提升本国的军事力量。这样的螺旋式上升的权力冲突，便最终会导致崛起大国与守成大国之间爆发激烈对抗，甚至战争。
新自由主义理论对于中国崛起的总体理论基调同样也比较消极，约翰·伊肯伯里（G.JohnIkenberry）认为，中国的崛起并不必然导致中美就全球规则和领导权展开激烈的争夺，只要美国能够不断巩固现有的秩序，西方秩序的存在就能够把即将到来的“权力转移”引导和限制为美国乐见的“和平转变”。在伊肯伯里看来，今日的西方主导的自由主义国际秩序难以颠覆，而易于参与。中国依靠开放的、一体的、基于规则的西方中心体系来支持其经济增长，同时也从中受益。他还认为，新自由制度主义担心的，并非中国是“修正主义国家”，而是美国和西方的相对衰落，缺乏维系自由国际秩序的意志和能力，将会给中国开启“挑战性行为”的“窗口”。
国际关系理论的另一大流派是以亚历山大·温特（Alexander Wendt）为代表的建构主义。建构主义的“中国研究”并不如现实主义和自由主义那么雄厚，但其理论引导的“中国认知”同样是消极的。温特认为，目前主导的国际体系文化为洛克文化，即国家间的相互身份是竞争对手，他们相互承认主权，遵循“生存和允许他国生存”的原则。竞争对手可能会使用暴力解决争端，但他们使用暴力是有限度的。竞争对手的身份使国家的基本利益成为寻求安全而不是寻求权力和征服。
结论
Frontiers
随着中国等新兴国际经济体的群体性崛起，国际权力结构开始出现了“东升西降”的新态势，但国际力量对比的变化是一个长期和缓慢的过程。西方国家不会坐视中国走向强大，更不会把坚持建设人类命运共同体为核心的“中国理念”作为判断中国因素的标准。从维护西方国家权力、利益、财富和话语权优势的角度看，对中国崛起的疑虑不仅是对自身地位的担心，更重要的是，这也是西方政治、经济和价值体系自我运行、保持国际体系中主导优势的现实需要。国际关系的本质就是国家间的权力竞争，而任何权力竞争的游戏在道义标准来上看一定是“丑陋”的。对此，我们需要适应，而不是喋喋不休地抱怨。
西方对于“中国崛起”而产生的“威胁”感知，带有浓郁的西方意识形态和价值观的内在驱动。它们担心一个“非西方”国家在体系中的迅速崛起，可能会动摇西方自由主义国际秩序的价值基石。同时，美国政府基于冷战经验，通过大肆渲染“中国威胁论”，把中国视为“共同的敌人”，不仅能够在一定程度上起到“粘合”美国同欧洲及其他地区盟友之间“裂痕”的作用，还能够弥合国内两党之间的政治鸿沟，凝聚共识，团结民众。
西方对于中国崛起挥之不去的“中国威胁”，是中国崛起必须直面的现实，更是保持中国崛起可持续的战略态势需要化解的战略性难题。“中国威胁论”不仅仅是西方国家的“忧虑”，更重要的是，随着力量对比的变化和利益竞争的深入，这些“忧虑”正在转变成政策和战略，构成了中国大国崛起所面对的国际环境和国际战略格局中最大的制约性因素
此次的新冠肺炎疫情威胁，我们恰恰看到的是美国在“防疫”“反华”和“脱钩”问题上的“三不误”。以至于美国学者都开始惊呼，中美在百年未遇的重大传染疫情的威胁下，必须保持合作，国际社会才能团结协调、共抗疫情。否则，美国将“犯下重大的战略性错误”。
深入分析和了解西方的“中国忧虑”，不是为了简单地抱怨和指责西方，更不是一味地“打嘴仗”；而是需要我们有更加理性和说服力的行动，需要在具体的行动中客观、准确和坚定地捍卫中国主张和中国利益。
上文略有删减
选自 | 《人民论坛·学术前沿》5月下、人民日报
新媒体编辑 | 常嫦
新媒体美编 | 于珊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