原标题：族源历史记忆与族群自我意识
《华夏边缘：历史记忆与族群认同》
王明珂 著
世纪文景/上海人民出版社
《华夏边缘》是著名学者王明珂讨论中华民族族群认同与历史发展的重磅研究，为回答“什么是中国人”提供了全新路径。王明珂认为，“当我们在一张纸上画一个圆形时，事实上是它的‘边缘’让它看起来像个圆形。”他视“华夏”为长程历史中的人类生态，而“华夏边缘”不仅是时间上的边缘、地理上的边缘，也是认同上的边缘。《华夏边缘》是具有理论范式意义的经典著作，出版多年畅行不衰。王明珂运用社会人类学理论、考古发掘报告、历史文献史料等各学科理论与资料，结合个人在羌族的田野考察经历，深入探讨了资源环境与族群边缘关系，历史记忆与族群认同的相互滋长，个体与集体记忆和认同的差异，等等问题，以期为当下的民族与族群认同问题提供更多反思和新知。
周人与戎的关系
华夏的形成，包括两个相关的历史过程。一是，各族群经选择、修改、妥协而形成共同的族源历史记忆，以凝聚彼此，并由共同的族号来宣称新的族群范围，以此产生族群自我意识。这个过程大致发生在春秋战国时期。此时黄河、长江中下游各邦国贵族人群间，出现共同的自称(华、夏、华夏或“中国”之人)以及在他们的起源传说中出现共同的始祖(如帝喾、黄帝)。另一个过程是，在人群间产生强化族群边缘的异族意识。一个族群自我意识的产生，不只是由内部各族群凝聚而成，更重要的是，内部的凝聚需赖外部敌对力量(真实的或是被想象建构的)促进。因此“族群自我意识”与“异族意识”是一体的两面。这个华夏异族意识的产生过程，约略发生在西周至春秋战国之间。在这段时间中，周人与戎人的关系变化，以及因此导致“戎”这个称号含义的转变，表现了这一华夏之异族意象的形成过程。
戎或西戎，在春秋战国时期是华夏民族对非我族类的称号，但这并不表示自周初或先周以来“戎”便是有别于周人的野蛮民族。由“戎”的字形构造(由甲、戈两部分构成)与其用法如戎工、戎兵等来看，“戎”字的本义应是指“兵器”或与军事有关的事物。汉代许慎所著的《说文解字》中，也将戎字解释作“兵”(兵械)。
“戎”作为“野蛮的异族人”，应是后起的引申义。在西周金文中，“戎”被用来称某些人群。如，陕西扶风县西周墓葬中出土的“冬戈簋”铭文有“冬戈率有司、师氏，奔追御戎于林”。最早当周人称某些人群为“戎”时，是将他们当作野蛮的异族，或有其他含义，这一点值得深究。许多迹象说明，“戎”最早不但不是“野蛮的异族”，他们还与周人有密切的关系。
在这方面，历史学者早有深入的研究。首先，如前引《史记》中的记载，周人曾长期与戎狄相处，因此在他们迁到岐山下的周原后，还需努力去除戎狄之俗。其次，根据《逸周书》记载，武王克殷时曾以“轻吕”进行一些胜利仪式。据学者考证，轻吕即“径路刀”，乃是流行于北方民族中与宗教有关的器物;在考古学上，这是属“北方青铜器文化”系统的铜刀。日本学者江上波夫曾指出，汉代时匈奴呼韩邪单于曾在与中国订盟的仪式上使用这种刀。更直接的证据是，姬姓之族是周人的核心族群，姜姓族则是其最主要的姻亲及盟友，而在西周、春秋时期，这两大族群都还有一部分支族仍被称为“戎”。
周人崛起于周原之时，与使用北方青铜器的畜牧化、移动化、武装化人群出现在渭水流域的时代相当。文献中姬、姜二族与戎有密切关系，武王又曾使用属于北方青铜器系统的刀剑于重要仪式上。这些证据都说明，在克商之前，以周人为首的“西土之人”中应包含“戎”。甚至可能周人与姜姓族原来都是“戎”，他们也就是考古所见商周之际出现在渭水流域的畜牧化、武装化人群。“戎”的含义在这时(商周之交)由“兵器”引申为“战士”或“善战的人”。周人在进入周原后，才开始行其农业生活(贬戎狄之俗)。他们强调自己的祖先是农神(后稷)，强调自己以德服人，而非以武力，反倒有欲盖弥彰的味道。
周人的姻亲与盟友姜姓之族，与戎的关系更为密切。姜姓的申国在《竹书纪年》中被称为“申戎”。《国语·周语上》记载，千亩有“姜氏之戎”。《左传》中也有关于“姜戎氏”的记载。另外根据历史文献，周人初入周原时，借着与姜姓族联姻并结为同盟来巩固他们的地位;西周之亡是由于姜姓族的申侯勾结犬戎作乱，将姬姓周王室及其臣属逐出渭水流域。这些史料都显示，在周人进入周原前以及整个西周时期，姜姓之族在渭水流域都有相当影响力。姜姓之族和戎人的密切关系，与姜姓族在渭水流域的土著本质及其政治地位息息相关。姬、姜、戎之间错综复杂的关系，以及西周时他们间发生的一些事件所透露的族群政治，是我们探索华夏形成的关键。
姬、姜、嬴、戎间的族群政治
如前所言，姬姓周人初入周原时便与姜姓族结为姻亲及盟友。周人与姜姓族的密切关系，更反映在周人以“姜嫄”为周始祖后稷之母的族源传说上。姜姓族的本土卓越地位以及他们与姬姓、嬴姓、戎的关系，表现在一条文献史料上。这条史料见于《史记·秦本纪》，其内容为:大骆(戎人某部首领)的一个儿子“非子”，为周孝王牧马有功，孝王想安排“非子”作为大骆嫡嗣，取代原来的嫡子“成”。“成”为姜姓申侯之女与大骆所生，因此申侯反对这改嫡的事。他对孝王说:
昔我先郦山之女，为戎胥轩妻，生中潏，以亲故归周，保西垂，西垂以其故和睦。今我复与大骆妻，生嫡子成。申骆重婚，西戎皆服，所以为王，王其图之。
这个史料说明，姜姓申侯与戎人豪族间的累世通婚，能使得西戎与周王以及所有附于周的西方诸侯和平相处。如前所述，姬姓与姜姓之族原来可能都出于“戎”，那么这条史料也说明，当姬姓周人与其他类似背景的西方诸侯已完全“东方化”时，他们靠着姜姓族与戎人大骆之族的婚姻，来维持他们与戎之间危弱的联系，渭水流域的政治安定由此得到保障。
非子一族替周王养马，迁到宝鸡的汧水一带。他们在政治与文化上可能都相当受周人影响。周孝王培植他成为大骆族戎人的首领，显然希望以此控制戎人并抑制姜姓申侯的势力。非子虽然没能成为大骆戎人的继承者，但周王另作了政治安排。他赐给非子“秦”邑的土地，使之成为周的附庸国，并赐之以“嬴”姓，让他继承并“恢复”嬴姓之族的祖先祭祀。据文献记载，嬴姓是东方以善畜牧著称的古老氏族。从此非子一族开始自称“嬴秦”，并假借了所有嬴姓祖源记忆以及东方的嬴姓近亲远亲，借此遗忘他们的戎人出身。因此，在这华夏西部族群边界形成的关键时期，“华夏”(严格地说是还未完全形成的华夏)与戎的族群边界尚未完全封闭，或者说至少有两个族群，姜姓之申与嬴姓之秦，处于华夏与戎的族群边缘上。
这种姬、姜、嬴、戎间的族群政治，一直延续到西周末。在周幽王时，又发生改嫡政争。这一次，周王要改的是自己的嫡子——又是姜姓申侯的外孙。结果造成申侯勾结犬戎倾覆西周。周孝王企图变更大骆之嫡，以及周幽王改自己的嫡子，所涉及的“受害者”都是姜姓的申侯，这或许显示两代周王皆有意抑制姜姓申侯的势力。再者，在前一例中，申侯以他与戎的关系来威胁周王改变主意;在后一例中，申侯直接联合戎人倾覆周室在渭水流域的基业。这都说明姜姓之族对周王的威胁，来自他们与戎人的良好关系。更重要的是，周孝王希望以秦人的祖先非子来取代申侯的外孙;当周幽王被杀，周人退出渭水流域时，秦人又受周王委任收复渭水流域失土。这似乎也说明，至少从孝王开始，周人便有计划地培植秦人势力，以对抗姜姓与归附姜姓的戎人。因此至少自西周中期起，姬、姜、嬴与戎之间便存在一种发展的、持续的族群政治关系。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