原标题：方言是一条河
方言的形态不停息地在时间中流变，在封闭中适度地开放是这种变化的原则。虽然吐故纳新是常态，但变化的节奏相当缓慢，以至于身在其中者很难察觉这种变化。几年前回太原坐出租车，我用方言和司机讲话，司机竟然轻蔑地笑着说：“你这是老太原话了。”唐代诗人贺知章有“少小离家老大回，乡音无改鬓毛衰。儿童相见不相识 ，笑问客从何处来”的诗句，我以为儿童们还是觉得老者操着外地口音，只是老者不自知罢。
方言总是与时俱进的，许多用语消失的同时也会有更多的用语出现。小的时候，朋友之间相互称呼“伙计”是一种亲密度的表示，老朋友间更是会说“老伙计”了。现在用的“哥们儿”则是外来语，应当是受北京话的影响。“伙计”的淡出和作坊的消失有密切关联，因为伙计是作坊的产物，代表着一种过时的生产关系，而“哥们儿”则是社会和血缘的联姻——一种恒久的习惯。
还有一个七十年代的习惯用语“占地”，估计早已消失了，过去“占地”是指江湖人士的社会声望。比如称某人“挺占地的”，那意思就是这个人很厉害。“占地”是个社会学意义上的称谓，指特定社会状况中的空间度量方式，个体在空间中的位置，如核心或边缘，或是空间的大小。当然，以所占空间大小来标志个体社会地位的方式是原始的，经不起历史发展推敲，必然被淘汰。
虽然在传统的观念中，方言的社会性难以突破地方性的限定，但在人口大迁徙或社会动荡阶段，语言的伦理就发生了改变。
我的父母都不是土生土长的太原人，所以我家里的语言环境有点乱。父亲操一口长江以南的南方口音，母亲是从北京来山西的，我小时候觉得她的口音就是最标准的普通话。我们家的左邻是山西原平人（奶妈的妹妹家），他们家长辈的口音总能唤起我儿时的记忆；右舍一度是上海人和重庆人，最后是山西人和河北人。一楼的邻居中有山东人、河南人、河北人以及浙江余姚人，三楼的邻居是河南人、东北人、浙江人和山西人。大家以各自的生活方式和方言聚集在一起，平日里虽然中央人民广播电台播音员的声音响彻全楼，但大家在一起时却操着南腔北调讨论国家大事。
春节是各种菜系闪亮登场的时候，小小的蜂窝煤炉子昼夜不停地炖炒煎炸，居然可以烹饪出花样繁多的菜肴。然而每个家庭里孩子们问候长辈的口音，几乎无一例外地使用了太原本地话——“过年好！”这个看起来不可思议的事情，其实有其客观的原因。因为幼儿园和小学的教师中，百分之九十以上都操着一口地道的本地方言。幼儿园里教儿歌、小学课堂里朗读课文虽然都是用的普通话，但是阿姨、教师们日常交流中却从来都说方言。此外，社区中人口最多的工人群体，基本上也都说本地话。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