原标题：曹利军：做一个与作家“交心”的作家
2016－2018年度“赵树理文学奖”获奖者的采访已持续近6个月，优秀编辑奖获得者曹利军作为最后一位需要采访的获奖者成了我的访谈对象。采访作家可以从获奖作品开始，那么采访优秀编辑该从哪里开始呢？得从深入地了解这个人开始。
曹利军，不仅仅是一位资深编辑，还是一位有着丰厚创作成果的作家。他是中国作家协会会员，山西省作协第五、第六、第七届全委会委员，山西省作协首届签约作家，《五台山》文学月刊的主编。
曹利军祖籍河北高阳，身患小儿麻痹，上世纪60年代末随父亲所属部队迁居忻州。他虽身有残疾，却对生活、对文学追求始终有着坚定的美好追求。在克服生活中的种种困难的同时，曹利军从上世纪80年代初开始发表小说。四十年间，他在“作家出版社”“华夏出版社”“百花文艺出版社”“北岳文艺出版社”“三晋出版社”出版了长篇小说、长篇散文、作品精选、中短篇小说选、长篇小说节选等十余部作品，代表作有长篇小说《红尘手》《金太阳》《步天图》等，曾获全国“德敏学习成才奖”、山西“新世纪文学奖”、山西省“五一劳动奖章”等奖项。2016年1月，《曹利军作品精选》与《史铁生作品精选》《张海迪作品精选》等作品一道，被华夏出版社列入中国当代杰出的十位残疾人作家丛书。
此次“赵奖”优秀编辑奖的颁奖词是这样的：曹利军从1983年以来一直从事文学编辑工作，从普通编辑、编辑部主任，到《五台山》杂志的副主编、主编，近四十年来兢兢业业、矢志不移，在推动地方文学发展、培养文学人才等方面做出了积极的贡献。
的确，曹利军以自己丰富的人生经历和阅历，在扶持基层文学创作，发现作品、培育新人方面做出了许多贡献。“要做一个与作家‘交心’的作家”，曹利军是这样说的，也是这样做的。
得“赵奖”，我理解成对我整个编辑生涯的褒奖
山西晚报：当您得知自己获得了“赵奖”的优秀编辑奖时是什么心情？
曹利军：（笑）其实我最想回答的也是这个问题。老实说，得知这个消息我的心情可以用两个字来形容，那就是：欣慰，或者说宽慰。
山西晚报：采访了这么多获奖者，很少有人这样形容自己的获奖心情，可以解释一下吗？
曹利军：前不久，“赵树理文学奖”评奖委员会要我写一个“获奖感言”，我在“获奖感言”中是这样写的：“从《忻州市报》编辑到《五台山》月刊主编的36年里，我除了编稿审稿，便是与作者们一起分享阅读的体会与创作的得失，本以为最后为这个过程画上句号的是一个生硬的阿拉伯数字‘60’，没想到还有这个奖……这是一个暖心的此生无憾的结果。”您明白了吧？我的工龄是40年，编龄是36年，假如我在6年前或者更早的时候得了这个奖，我也不会觉得意外。现在，在我即将面临退休的时候得了这奖，我可以理解成对我整个编辑生涯的褒奖。当然，我的心情除了欣慰之外，也有感激，因为这个奖项是对全省文学编辑这个大平台上的一种考量，比我杰出的编辑大有人在，我还没有狂妄到舍我其谁的地步。
山西晚报：“2016-2018年度‘赵树理文学奖’评奖实施方案”中，优秀编辑奖很重要一条就是奖励“长期在编辑岗位工作，且贡献突出的编辑。”从这个角度上讲，您可以说是当之无愧的。
曹利军：（笑）这个是“真不敢当”。
对赵树理先生我发自内心的敬重 这是文学上的一种血脉相连
山西晚报：我对“赵奖”的获奖作家进行访谈时，一般都会问到这样一个问题，就是您认为自己和赵树理、和山药蛋派之间有着怎样的联系？可以谈谈吗？
曹利军：说起这一点非常遗憾。您不是看了我的简介吗？我的所有简历和表格填写的祖籍或籍贯都是“河北高阳”，是不是有点尴尬（笑）？
山西晚报：那说说您和山西吧。
曹利军：我从小生活在部队大院，我父亲抗日战争时期参加了八路军。我小时候读过的很多作品，比如《红旗谱》《雁翎队》《小兵张嘎》等都与我父亲的故乡息息相关。但我母亲是吕梁人。我十岁之前，随着父亲部队的换防以及在外地治腿，我先后在河北邯郸的五安县、山西临县都督村、北京海滨区、河北石家庄鹿泉区这四个地方生活过，1969年随父亲所属部队换防至山西忻州。开个玩笑，从身世上讲，我是不是应该算是河北与山西的“混血儿”（笑）？
山西晚报：这么说，您的文学作品也是“荷花淀”派与“山药蛋”派的“混血儿”了？
曹利军：那倒不是。到忻州的时候我还不满10岁，我的学习、成长、阅读、写作，都是在山西完成的，与“荷花淀派”关系不大。不过，上世纪80年代我从事文学创作的时候，我的处境是比较尴尬的。因为我们山西文坛传承的就是“山药蛋派”。我可不可以说，“山药蛋派”首先是“农村题材派”？我没听说过有哪篇知识分子题材或者都市爱情题材的小说被划归到“山药蛋派”的。我没有农村的生活，再加上我当时的阅读也大都是西方现代派文学，与同时起步的写农村题材的作者相比较，明显有点“吃亏”——我的作品包括我个人都不在被扶持之列。
山西晚报：您什么时候感觉到不太“尴尬”的？
曹利军：上世纪90年代初期吧，我的中篇小说《师爷》《秋祭》在《黄河》和《山西文学》发表的时候，一个三四万字的中篇在只有几十个页码的《山西文学》发表，而且是非农村题材，还是一个非现实题材，这对提升一个作者的创作信心是多么的重要。
山西晚报：从那时候起，您的创作环境得到改善了？
曹利军：请稍等一下，我还想继续这个关于“山药蛋派”的话题。我想说的是，虽然我的籍贯写的是河北，但我的文学之“根”却在山西。随着阅历的增加和对文学认识的加深，至少我现在不会机械地理解赵树理和一成不变地看待“山药蛋派”。赵树理是上个世纪文学创作上独树一帜的文学大师，同时，他还是文学晋军的精神领袖。但我们不要忘了，赵树理创作的年代是上世纪四五十年代，正如赫拉克利特所说，“人不能两次踏进同一条河流。”随着世界文学长廊中艺术珍品和叙事学研究成果的不断呈现，那个时代原有的“参照物”已不复存在。文学受众文化素质的整体提升，需要我们对“山药蛋”更新认识，对“派”更需要更新认识，“派”是水的支流，“派”是一个系统的分支，我们的思维不能受困于这条支流。
山西晚报：我这样一个公式化的提问，不但得到了您个性化的解读，还解读得极其深入。
曹利军：我父母的墓地在太原的龙山墓园。在我父母墓地很近的地方，有一座赵树理先生的墓碑和塑像。每年清明节期间，我去墓园祭奠父母，都会在赵树理先生的墓碑和塑像前敬献一杯酒，深躹三个躬。家人们曾提醒我，赵树理并未葬在这里，而是安葬在他的故乡沁水。我知道他并未安葬在这里，但这并不妨碍我向他致敬。赵树理先生和他的作品，是山西文坛的一个恒久的精神符号，我作为山西文坛中的一员，表达的是我发自内心的敬重。这是文学上的一种血脉相连。
《五台山》是忻州惟一的纯文学刊物 必然要承担起壮大文学队伍的使命
山西晚报：下面谈谈《五台山》月刊吧。据我了解，《五台山》杂志是一本具有国际、国内双刊号的文学期刊，您是什么时候担任《五台山》主编的？
曹利军：2010年10月，最初上任接手的主要是筹备工作和发行工作，正式编刊是2011年的第1期。
山西晚报：《五台山》杂志作为公开发行的文学期刊，也可以说是忻州的“文学基地”吧？这本期刊在培养本土作家方面发挥了哪些作用？或者说是怎样发挥作用的？
曹利军：忻州紧邻省城太原，下辖14个县市区，历史悠久，地灵人杰。就拿当下来说，忻州在省作家协会就有200多名会员，从全省的范围考量，是一支十分庞大的文学队伍。《五台山》作为这一地区惟一公开发行的纯文学刊物，必然要承担起活跃这支队伍、壮大这支队伍的使命。我担任主编以后，先后推出过近二十个各县市的文学作品专辑。我们在这些专辑内会适当放低一点选稿标准，或者说，我们的选稿标准是向初学写作者倾斜。有了这个展示的平台，就会有更多的初学写作者不断充实到这支队伍中来，进而带动这一地区的文学繁荣和文化繁荣。
山西晚报：从大的格局上讲，《五台山》为山西文学的发展和繁荣也做出了积极贡献。我浏览几本《五台山》杂志，期刊最显著的栏目就是“特别推荐”，有很多在我们山西乃至全国都非常有影响力的作家、诗人或评论家都曾在这个栏目亮相。这体现了您怎样的办刊思路？
曹利军：关于办刊思路的事，说细了比较枯燥。我就拿《五台山》“特别推荐”栏目来说吧。我们的目的是“开设一个窗口”，这个窗口是双向的。首先是一些非常有影响的作家，他们中有的是忻州籍作家，有的不是，《五台山》展示他们的作品，是为了让《五台山》的读者、尤其是忻州的文学爱好者能够及时了解当今山西文学乃至中国文学发展的走向，进一步打开忻州文学爱好者的视野；另一方面，我们也同时把忻州作家和诗人中优秀的作品展示出来，比如本届“赵奖”获得者刘勇、杨晋林和张二棍等人的作品，使外界了解忻州的文学发展现状。
在这里我特别提一下省作协副主席杨遥。在我的记忆中，杨遥的作品在《五台山》“特别推荐”栏目展示过两到三次，第一次推出的时候，他还在忻州工作，我们是把他作为忻州作家来展示的；最后一次推出的时候，他已调入省作家协会，我们是把他作为全国杰出的青年作家来展示的。他一个人就体现了我们这种“双向互动”的思路。
与作者就某篇作品交流意见时我更愿意以一个写作者的姿态出现
山西晚报：可以问一下《五台山》杂志的发行量吗？大约是多少？
曹利军：高峰时期维持在5000份以上。
山西晚报：对于一个地方性的纯文学杂志来说，这个发行量也很优秀了。“特别推荐”展示的作家，分布在全省各地，您是如何与他们建立联系的？
曹利军：多年以来，为《五台山》供稿的作家，有一支主体力量，就是山西文学院的签约作家，从2006年至今，山西文学院先后签约了六届青年作家，每届都在十人以上。这是一支庞大的山西文坛生力军。
山西晚报：您关注过他们的创作吗？
曹利军：不仅仅是关注，说“交流”更合适一点。如果他们很诚心地征求我意见，我会毫无保留地谈我的看法。不单单他们后几届的签约作家，山西的一些中年作家，我是指忻州境外的作家，也有很多是我的朋友。至少在二十年前，我就给他们的作品提过意见。我提的意见很宽泛，从作品的立意、结构、视角直到叙事语言的瑕疵，我都会一一指出来。记得那些年还没有微信，用座机拨打长途，一聊就是一两个小时。现在有了微信的语音聊天功能，交流方便多了。
山西晚报：那您指导过的作者，或者说您发掘出来的作者，后来有所成就的有吗？
曹利军：（笑）这个还真不能说。“指导”或者“发掘”这类词汇，只适合用在初学写作者身上。他刚刚从事写作，两眼漆黑，一头雾水，作品也漏洞百出，这时候用这两个词也算合适。但是，如果这个作者成功了，获得了的一些文学奖项，就不能这么说了。假如有一天人家获了茅盾文学奖甚至诺贝尔文学奖，你说曾经指导过人家，人家要是不承认呢？岂不是使自己陷入了无比尴尬的境地？假如说莫言指导过他，他会很骄傲，但曹利军指导过他，就不是什么光彩的事了，呵呵。
山西晚报：您这是谦虚。
曹利军：况且，有一些作者，或者叫青年作家，发一篇或几篇作品给你，说一些请你批评指导之类的话。逢了我这种好为人师的人，总会很认真地给对方提意见。但实际上，虽然对方诺诺连声，其实一句也没听进去，或者压根儿就没想听。人家的目的仅仅是想在《五台山》发表作品而已，说请你批评指导不过是客气话。
山西晚报：遇到过这种情况？
曹利军：这种情况多了我也学会了甄别，但更多的时候，我都是与作者坦诚相见的。我很喜欢与作者就某篇作品交流意见，这时候我更愿意以一个写作者的姿态出现。或者说，我愿意放弃主编这个角色，做一个与作家“交心”的作家。
山西晚报：通过这次访谈我对作为编辑的您有了一定的了解。苦口婆心，为他人做嫁衣。最后我们谈谈您个人吧。2016年，华夏出版社将您的作品《曹利军作品精选》与《史铁生作品精选》《张海迪作品精选》等作品一道，列入中国当代十位杰出的残疾人作家丛书正式出版。我想把您比作山西的“史铁生”，因为我感觉不到您有脆弱、忧郁、自卑等负面情绪。
曹利军：（笑）我可不敢跟铁生老师比。不说作品，单说人生所承受的苦痛，他就比我强烈一百倍。我认识铁生老师大约是2002年，现在他已离开人世，想起来令人心痛。我觉得，残疾在铁生老师身上，就像渗着鲜血的伤口；而在我身上，就像风湿性关节炎，只是在变天的时候隐隐作痛而已。虽然我现在远行都离不开轮椅了，但我生性好像缺乏敏感，所以在残疾这方面，我在创作中从来没有很好的内心表达。真是有点愧对残疾。
山西晚报：正是您的这点愧对，让我看到了您身上的光与热。感谢您接受采访，感谢您对地区文学繁荣默默地付出。
曹利军：我也希望忻州文学界和整个山西文坛越来越繁荣。
山西晚报记者 白洁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