原标题：任慧文：此生我始终钟情编辑这个事业
任慧文，《太行文学》执行主编，他所编辑刊物的性格与气质和他的为人很切近，厚重、大气、执着，有着浓郁的山西地方特色。“这是我第三次参评赵树理文学奖的优秀编辑奖。上次意外落选，这次意外获奖。”任慧文说到自己获得“赵奖”的情况，别有一番感受。“我所工作的地方就是赵树理文学馆，那里是赵树理先生的家乡。等待评奖结果的那个下午，我一个人静静地站在赵树理先生的雕像前，室外略带寒意，看着夕阳斜斜地铺展在大地上，我感觉这个世界有着从未有过的宁静……”任慧文是期待这个奖项的。作为一名从事了25年的文学编辑，因为心向往之，最终等到了一树繁华。
任慧文，1970年生，山西武乡人。现为山西省作家协会会员，山西省作协六届、七届全委会委员、山西省散文学会理事，晋城市作家协会主席，《太行文学》执行主编。出版有散文集《记忆的碎片》《晋城风物》（合著），有作品在《中国作家》《黄河》《山西文学》《当代人》《山西日报》等报刊发表。获2016-2018年度“赵树理文学奖”，获“晋城市优秀文艺人才”等荣誉称号。
作为编辑，任慧文深耕在晋城这片文学沃土之上，发现和培养了很多优秀的文学作者，让《太行文学》这朵“小花”盛开在全省乃至全国知名刊物的花园中。同时，让很多地方作者为外界所知，成为山西文坛的后备力量。“这就是编辑的乐趣，一是和更多优秀的作者成为朋友，二是见证他们在文学道路上的成长，我觉得自己做了一件很有意义的事情。”6月8日，任慧文接受山西晚报记者采访时说。或许，这就是他的初心。
第三次参评，终于获奖 站在赵先生雕像前，内心小有微澜
山西晚报：“赵树理文学奖”，是鼓励和引导作家创作优秀文学作品，推动文学事业的大繁荣与大发展，建设和谐文化，为广大人民群众提供优质精神食粮的一个重要奖项。由山西省委、省政府设立，山西省作家协会承办，是山西省具有最高荣誉的文学奖项。您获得20162018年度赵树理文学奖，当时有什么感受？
任慧文：这是我第三次参评赵树理文学奖的优秀编辑奖。上次意外落选，这次意外获奖。“意外”这个词，本身就让人五味杂陈。我所工作的地方就是赵树理文学馆，那里是赵树理先生的家乡。等待评奖结果的那个下午，我一个人静静地站在赵树理先生的雕像前，室外略带寒意，看着夕阳斜斜地铺展在大地上，我感觉这个世界有着从未有过的宁静。先生也似乎在静静地注视着我，让我心绪平静。但平静中又小有微澜，毕竟我对这个奖项还是也有所期待的。平静，是因为今后我还有机会。期待，是这个奖，对于山西的每一位写作者或者编辑，都是一种肯定或认可。所有的人都希望自己被肯定，这是天性。
庆幸与作家朋友共同呼吸和悲欢 享受温暖而细微的幸福
山西晚报：提到编辑，人们大都喜欢用“为人作嫁”这个成语，还有人甚至用春蚕、蜡烛来形容。这多少显得这个职业又苦又可怜还有点悲壮。
任慧文：单纯说辛苦或悲壮或许有点简单。其实在编辑过程中，还是有很多乐趣的，我从每位作家的作品中学到了很多东西。我在自己的获奖感言中说，“我可以在文字里与每一位作家或作者进行对话。我真的很庆幸，自己能够与这么多朋友进行交流。庆幸此生与众多值得敬畏的作家朋友一起呼吸，一起悲欢，这是宿命对我的青睐，也是宽窄里的清香。”因此，尽管辛苦，尽管自己的工作是隐形的，但从某种意义上讲，任何一个优秀的作品都是作家与编辑共同完成的。能够编辑出好的作品，就是见证一个优秀作品诞生的过程。它已不单单是一项工作。
山西晚报：在《太行文学》杂志做文学编辑25年，对编辑这个职业最深刻的理解是什么？
任慧文：我将编辑工作定位于是作者与读者之间的摆渡者。作为编辑，从众多的来稿中，遴选出精美的文字，呈现于纸面之上。让读者在快节奏的今天，能慢下来，从我所编辑的文字中获得一丝宁静，感受作家文字里的平行世界，或者通过阅读，学会思考，这应该是一件很美妙的事情。甚至多少有点神性。从这个意义上讲，编辑和作者是一种共生关系，二者更像站在一艘独木舟上，遇到难处时，互相拉对方一把。
随着时间的推移，我更钟情于编辑这项事业，并能从中享受到温暖而细微的幸福。
山西晚报：主要编辑出版了哪些文学作品？
任慧文：《太行文学》是一个地方性小刊，但我努力拓宽办刊的视野，坚持了“厚重兼容创新”的办刊理念，不断提升办刊品质，让这个小小的刊物，逐渐引起了国内大刊的关注。让我记忆最为深刻的是，由我编辑过的作家张暄和刘云芳的散文作品在《太行文学》刊发后，被《散文选刊》转载，并先后获得第一届、第二届“孙犁散文奖”。此外，近十几年来，先后有十几个作家的作品被国家级、省级刊物转载。这也是衡量办刊水准的一个标尺。
一旦发现是个可造之材 督促写作者不要停下写作的脚步
山西晚报：一个优秀的作者离不开编辑多年的培养，这么多年您把哪些文学爱好者培养成为咱们杂志的主力军？
任慧文：对于“培养”一词，我比较谨慎。写作是个人的事，我们想去培养别人，本身就是一种冒险。再者，编辑未必比作家更高明。我更喜欢说“发现”或“督促”。一个写作者投稿给我，我会努力发现他的创造性和对写作的态度。一旦发现是个可造之材，我会采取各种可能的办法，督促写作者不要停下写作的脚步。因为好多作者刚开始对自己的作品处于一种朦胧的认识，作为编辑，有时候更多的是为他们树立信心。好的编辑，是要当好作家的参谋，要有胆识、预见和决断。
古人说，学琴三载，精神寂寞。一个优秀的写作者在创作上，同样会遇到瓶颈，这个时候，更需要编辑的鼓励。应该说，这么多年里，我的努力没有白费，《太行文学》有了一批创作质量相对稳定的作家，也就是“杂志的主力军”。正是他们，才让《太行文学》能一直保持今天较高的水准。
山西晚报：我也是做报纸副刊编辑的，有个感觉是在众多的来稿中，突然发现一个新人崭露头角的时候，就像发现了一粒闪闪发光的金子，心里特别高兴，于是建立联系，千方百计地去交流，并且有意识的去“培养”，给副刊阵地增加生力军的同时，让作者坚持写作也算是一种动力吧。遇到这种情况，您是一种什么心情？
任慧文：的确如您所说，作为编辑，能够在众多的自然来稿中发现一个新人，既是作者的幸运，也是编辑的幸运。这有一定的偶然性，也有必然性。这需要编辑始终抱着中正平和的态度去对待每一个作品。一旦发现新人，我更多地愿意成为他们的朋友，而不单纯是编辑和作者的关系。
为繁荣地方文学，想法培养后备力量 小说《捉马笔记》给我别样感受
山西晚报：培养建立一个高质量的、稳定的作者队伍，对于编辑来说，是一个长远的战略，因为对刊物质量起着决定性的作用。
任慧文：作家队伍建设是一项系统工程。一个稳定而又不断发展的创作队伍，对于一个刊物、对于一个地方的文学生态至关重要。这些年来，我们把《太行文学》作为培养基地，依托“太行文学笔会”的形式，邀请名家授课，不断开拓大家的视野，接受新的信息。应该说，这种办法收到了一定的效果。更重要的是，大家平常都分散在各个部门、各个行业，各自为战，平常很少有这种集体交流的机会，而笔会，为大家相互交流提供一个场域。交流会产生刺激作用，最起码会让作者短期内处于一种相对亢奋的状态。
此外，就是组织小范围的采风活动，或者积极推荐作者去参加省里组织的更高质量的培训，将作者置身一个更广阔的空间，对他们创作的提高更有益处。
山西晚报：作为编辑，天天看稿子的感觉和普通读者是不一样的，有没有被某篇稿件的内容所打动，或者给您特别的感受？
任慧文：自然来稿更多的是水准较低。但作为编辑，每篇都需要浏览一下，生怕漏掉好稿子或新面孔。因此，浏览那些一般稿件时，更多的是处于一种苦闷或纠结的状态。一旦发现一篇优秀的稿子，就像在平静的水面猛然扔进了一块石子，自然是如获至宝。
至今我依然记得2016年第6期编辑杨红的小说《捉马笔记》时的感受。小说记述了那个特殊年代城乡接合部人们的生活图景，乡村、电业局、部队，相互独立，却又互相关联。作家将当时晋东南的市井、人情，描述得纤毫毕现，对几个底层人物的命运纠葛的描写，以及对那个时代的人性，展现得幽微而精准，具有极强的空间感、时代感和现场感。我是长治人，而且自己所上的大学就在文中所写的捉马村附近，那种画面感生动而逼真，尤其是其中的方言，让我能感受到每个人物的呼吸。那种兴奋，很难用语言表达。这篇优秀的小说后来又被《清明》选发。
在文学微信群里发现矿工诗人榆木 抗疫期间，开设“抗疫文学”专栏
山西晚报：作为70后，经历了文学从上世纪八九十年代的繁荣到后来的低谷，再到新时代对文学繁荣发展的新要求，每个历史阶段的文学发展是不一样的。那个时候，文学作者的视角和现在有很大的不同。
任慧文：上世纪八九十年代的文学作品，有那个年代专属的温度。不得不承认，那是文学的一个好时代。这句话，同样适用于今天这个时代。
在我的心目中，所有好的文学作品都应该是与前人的对话，都应该是对生活的一种反思。
山西晚报：在扶植当地文学新人的过程中，印象深刻的作者有哪几位？
任慧文：我只说发现。这里我可以讲一个例子。
我们晋城有一个80后的年轻诗人（这里的年轻，只是与自己相比较）叫榆木。他是一个煤矿的井下工人。他写诗的时间不长，甚至从来没有给我们投过稿。但他在一个诗歌创作的微信群里“活动”。
对于这类文学微信群，我平常较少关注。偶然一次，我发现群里有个人写了一组关于陵川县巡家村的诗歌。巡家是我们单位帮扶的村子，或许就是这个原因，我打开看了一下，那种久违的、朴实的、真诚的叙述打动了我。于是，我千方百计找到了他的电话。
他从井下上来才接到我的电话。从此，我们之间建立起了一种较为紧密的联系，我先后在刊物发表了他三组诗，并在刊物中间插页对他进行了推介。
去年，申报“青春诗会”和“二十一世纪文学之星”丛书。我们主张他申报并予以积极推荐，最终入选“二十一世纪文学之星”丛书。
这件事对于一个年轻写作者的意义不言自说。不管他将来能走多远，肯定会对他的人生产生一定的影响。
山西晚报：今年新冠肺炎疫情期间，很多报纸和刊物都刊发了抗疫文学作品。作为《太行文学》杂志的主编，您是怎么做这件事情的？
任慧文：这次席卷中国，乃至影响了整个世界的公共卫生事件，改变了无数人的命运。它无孔不入，存在于我们的生活，言语，空气，乃至社会关系之中。
作为一本期刊，对于这个事件我们不可能置身事外，于是开设了“抗疫文学”专栏。尤其是随着时间的推移，我的身边，不断会看到或听到感人至深的故事。我们应该去记录，去书写。这是每一个作家的责任。但我们毕竟是一个纯文学期刊，在组织稿件时，我明确一点，要为文学而写，而非其他。保持刊物的文学性，一直是我追求的目标。这是原则！
喜欢编辑，便在这张冷板凳上坐下去 竭力使刊物《太行文学》更好
山西晚报：您大学期间是学生物专业的，毕业后从事文学编辑工作至今，这也叫跨界，说说为什么选择做编辑？
任慧文：这个说来话长。
我在大学学习的是生物专业，而且毕业之后是应该当教师的。但我在高中时就喜好文学。那时，毕业还包分配。机缘凑巧，于是我就改派到了文联，成为太行文学社的一名文学编辑。
说实话，刚开始，我完全是一个门外汉。做编辑和单纯对文学的喜欢完全是两码事。我深陷迷惘和泥沙俱下的生活当中，整个人一直处于一种游离的状态。于是，空闲时间，我从小小的办公室走到了硕大无边的社会，试图寻找自己的另外一种可能。这种状态一下子持续了近十年。
真正把编辑作为一项事业来做，应该是我从乡下挂职回来。经历了世事的纷扰，突然感觉自己需要安静下来。生物学上有个名词叫“适者生存”，外面的世界尽管精彩，但并不适合自己，我是一个喜欢安静的人，而编辑和读书，是一种再好不过的选择。于是，我在这张冷板凳上静静地坐了下来，直到今天。
庆幸的是，我和聂尔先生在一个单位。聂尔先生是大家，他堪称晋城文学的灵魂人物，能在这里遇到聂尔先生，是我一生的幸运。从他身上，我学到了很多，这也是我能坚持走到今天的根本原因之一。
山西晚报：作为编辑，这些年收获颇丰。那么，在个人创作方面，有什么作品？
任慧文：《太行文学》编辑人手少，一直是一个问题。因此，需要自己承担更多。某种程度上，这也锻炼了自己。因此，说到作为编辑的收获，除了做了一点事业外，再就是通过文学，我结识了一批挚友。这同样是人生当中不可多得的财富。
但编辑业务的繁重，势必影响到自己的写作。这个矛盾似乎到目前为止，无解。但自己也尽量挤出时间，尝试着写一些东西，体裁涉猎到了小说、散文，文学评论，甚至诗歌。这既是丰富和充实自己，也是提高自己的编辑水平的一个必要补充。就像一个医生，发现问题和解决问题是事物的两个方面。
山西晚报：接下来的日子，有什么打算？
任慧文：对于自己的未来，我没有更多的想法。《太行文学》的编辑有着很好的代际传承，正是不断的接力，才有了今天。如今，她的未来出现了一些状况，急需年轻面孔的加入，否则，我不知道未来这个接力棒能交到谁的手上。但这些，我无能为力。接下来的几年，身为一个刊物的主编，又是一个地市的作协主席，自己需要做的事情还很多。我只能尽自己的全力，去呵护这来之不易的荣誉。同时，也希望抽出时间，在自己的创作上，能做出一些成绩。
山西晚报记者 郭志英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