原标题：张文达：穿越回清代见证山西科举兴衰
随着新冠肺炎疫情的持续向好发展，缤纷绚烂的6月天如期而至。人们陆续走出室外，让夏季热烈的阳光暴晒郁闷已久的心灵。
各地复工、复产、复学已经全面展开，很多文化场所也逐渐恢复了以往的书香和繁华。5月18日是“国际博物馆日”，6月的第二个星期六又是“文化和自然遗产日”。适逢此时，山西省图书馆推出了“清代山西科举史料展——张文达先生收藏”专题展览，沉寂多时的省图热闹起来，诸多省内外的收藏爱好者纷至沓来。
张文达，70后，山西忻州五台县人，1995年被忻州一中保送清华大学，2003年从清华大学能源与动力工程系的流体机械与工程专业硕士毕业，现在北京工作。他从小深受中国传统文化的熏陶，喜欢对历史和古籍刨根问底。在踏出学校、走入社会后，他在一家涉外知识产权律师所工作一直至今。在每天繁重且极具挑战性的法律工作之余，他逐渐喜欢上了与他日常从事的法律、技术、外语等工作无关联的清代科举史料的收藏与研究。如果你碰巧进入山西省图书馆，信步于三层的文源书院，就会欣赏到张文达收藏的五十多件清代山西科举史料精品。不经意间，仿佛穿越回一百多年前的清代，与历史上的三晋翘楚进行隔空对话，在脑海中浮现他们寒窗苦读、金榜题名、衣锦还乡时的盛况。
6月1日，午后的阳光斜照进明亮的窗户，窗台上的君子兰开得正娇艳。在这样的情景之下，通过微信视频，作为收藏家的张文达开始娓娓讲述自己与清代科举有关的那些故事。
“虽然只是业余爱好，但让我看到了当时科举制度的先进性，以及其存在的不足。知识改变命运，无论在什么时候都不过时。搞科举史料收藏原因很简单，源于祖上有举人。”作为理工男的张文达，觉得做实事最重要，家国情怀都是在实干中体现的，所以他分享了这些珍贵的科举藏品，以便让更多的人看到百年前的山西人如何“学而优则仕”。
藏品为清代山西科举史料中的精品 近距离感触科举在古代的历史价值
山西晚报：请您介绍一下最近在山西省图书馆举办的“清代山西科举史料展”的基本情况。
张文达：最近，在省图举办的“清代山西科举史料展”中，共有科举藏品50多件，基本上是清代山西科举史料中的精品，其中包括山西乡试录、会试朱卷、乡试朱卷、书院试卷、科举刻书等。同时，还有全国范围内的乡试题、乡试答题朱笔誊本、殿试卷、朝考卷、会试录等珍稀史料。省图对于这次展览高度重视，调集了各个阅览室的玻璃展柜，保证了高规格的硬件设施和展览的顺利进行。
可圈可点的珍贵科举史料，例如有同治十二年（1873）癸酉科山西乡试录、咸丰乙卯科（1855）的山西乡试第五房同门朱卷、光绪二十三年（1897）丁酉科江西乡试题、大红纸书写的光绪二十年（1894）进士程世杰朝考捷报、咸丰己未科（1859）王沐民的乡试朱卷雕版，带有“五子登科”“状元及第”等文字的铜镜、花钱和护书。通过举办此次展览，我希望能够让现代社会的人们，近距离地感触到科举在中国传统社会中的真实存在与历史价值。
科举考试大纲是“四书五经” 清八位山西人通过科举考试晋升相位
山西晚报：科举，是中国古代通过考试选拔官吏的一种基本制度，彻底打破了血缘世袭关系和士族的垄断。那么，科举考试主要考什么内容？是不是和现在的高考差不多，有一个类似于考试大纲的范围？
张文达：科举制被公认是开始于605年。明朝建国之初，明太祖朱元璋总结历代政治的得失，认为“世乱则用武，世治宜用文”，实行科举取士制，规定“中外文臣皆由科举而进，非科举者勿得与官”和“八股取士”的原则，于洪武四年（1371）在京城举行了首次会试，录取120名进士。
科举考试的确有一个类似于现在高考的考试大纲范围。清代的科举考试沿用明朝的八股取士制，以朱熹注解的“四书五经”作为官方指定的学校教材，并且作为三级科举考试的最重要内容。科举考试的程文规范要求应试者对儒家经典加以阐释发挥，“代圣人立言”，目的和效果是孔孟之学大行其道，天下士子无人不读孔孟之书，思想和认知变得高度一致。
除了严格限定“四书五经”作为考纲范围之外，明清两代还规定了很多严格的科举考试规范和程式，对胆敢不遵守标准者，都会严厉地给予处分。
山西在清代的科举考试还算是兴盛，“学而优则仕”，通过科举考试而位居高位的人不少。清代共有陈廷敬、祁寯藻等山西籍的宰相（即大学士）8人，仅次于江苏、浙江、直隶、山东，位列全国第五位。另外，还有山西籍的尚书15人、侍郎27人，山西籍的总督19人。
山西晚报：在清朝统治的276年中，山西共举行了多少次人才的科举选拔考试？
张文达：顺治二年(1645年)开始，清朝正式开始实行科举考试，直到光绪三十一年（1905年）下诏废除科举。根据史料记载，清代在山西共举行了112次乡试，考中的举人为7500-8000人；考中的进士共有1456人，约占全国总数的5.5%。取得这样的成绩，主要得力于山西在清代共有府、州、县、乡学115所，还有385所官办的社学、义学（光绪年间）和更加为数众多的民间私塾。
山西籍举人、进士的朱卷惊艳历史 朱卷记述“百官名录”和“关系网谱”
山西晚报：具体说说此次科举展览有哪些山西科举藏品？
张文达：本次展览展出了十几位山西籍举人的乡试朱卷，6位山西籍进士的会试朱卷。此外，还有代县斗山书院的高文光，原平市崞阳书院的刘文蔚，稷山县稷山书院的宁遇康、李玉鼎等人的书院试卷。
我们以科举朱卷为例。每一份科举朱卷都包括这几个部分：
第一部分是举人或进士本人的履历部分，记载本人的姓名、字号、排行、出生日期、籍贯、撰述。还有本族的谱系，最简单的只有祖孙三代，最复杂的则从始祖算起，还有的上溯到宋代。也有记载上自始祖、下至子女孙辈、同族尊长、兄弟侄辈以及母系、妻系的情况，但凡有功名、官阶、封典、著作的，都会或详或简地记录在朱卷里。科举朱卷的这个履历部分，相当于明清时代精英阶层的自编家谱、个人小传，公认构成了科举朱卷最有价值的部分之一，也是研究中国古代士绅阶层的一座学术富矿。
作为第二部分，每份科举朱卷还收录有举人或进士的师承情况，如授业师、课师、问业师、授知师、房师、书院山长、各县教谕、各省学政的姓名、字号、科名、官阶，以示学问渊源之深远。有的朱卷还记载有老师的深情关怀和知遇恩情。我们知道，中国历代都很重视师生关系、同学关系等，而科举朱卷记载的这部分师承情况，不经意间为我们保留了以科举中式者为中心的“百官名录”和“关系网谱”。科举朱卷中单独的一张科份页，也会记载在本次考试的科份、中式名次、主考官姓名官阶与考中录取的批语等。
作为最后一部分的科举朱卷主体内容，是三篇代圣人立言的四书文（即八股文），以及一篇五言八韵试帖诗。八股文是一种命题作文，又称经义、制义、制艺、时艺、帖括，其文题必须出自于四书五经，追求对仗修辞、形式完美，并且大量应用儒家典故。而五言八韵试帖诗的出题也必有出处，或用“经史子集语”，或“用前人诗句”，要求用韵，对仗工整，起承转合，是结构严谨的五言律诗。这也就是明清两代的官员为什么文学造诣都那么高、吟诗作赋都能脱口而出的原因。
山西晚报：科举考试中的试卷，为什么被称为朱卷？
张文达：科举考试时，考生的试卷会由专门的誊录生、用红色的毛笔（即朱笔）誊录，防止考官通过识别字迹而营私舞弊，以保证考试的公平。这种用朱笔誊录以供考官评阅的试卷，被称为朱卷。在科举发榜后，这种带有考官评语的朱卷会发还给考生。落榜考生领取到朱卷后，就会看到考官的阅卷批语，明白自己为什么没有考中的原因。
在清代还形成了这样的习俗，在乡试、会试考中的举人、进士都会刊刻自己的考试文章和试帖诗，再在前面附录有履历、族谱和师承，这也叫朱卷。将刊刻朱卷作为一件荣耀见证，分送亲友或有权有势的人。收到这种刊刻朱卷的达官贵人，一般都会回赠丰厚的银两，以示祝贺。
乡试是省一级考试，为国选拔人才 周进60岁获贡监生身份参加科考
山西晚报：清代的乡试每三年在各大省城举行一次，作为从基层选拔优秀人才的国家抡才大典，是如何进行组织的？乡试的程序是不是挺繁琐的？
张文达：乡试是省一级的考试，程序很周严，目的就是选拔到真正的人才，为国家所用。从某种意义上说，这也是科举制度的先进性所在。清代全面推行“科举必由学校”，参加乡试的考生绝大部分是各级学校的生员，需要先经过县试、府试、院试等三个阶段的童试，成为秀才或生员。在参加乡试之前，生员还需要通过各省学政在乡试前举行的资格考试，才能获得参加乡试的资格。
当然，参加乡试的生员中也有一些贡监生。到了晚清，捐纳制度盛行，只需要花费一二百两银子，就可以获得一个监生的资格，参加乡试。比如，清代吴敬梓创作的长篇小说《儒林外史》中的周进，在60岁的时候，由于无法再当私塾老师，被迫充当账房先生。有四位商人便给他筹到200两银子，“金有余将著银子，上了藩库，讨出库收来。正值宗师来省录遗，周进就录了个贡监首卷”，最后以监生的身份参加乡试，走上飞黄腾达的人生之路。
清代乡试共分三场，在八月举行，从八月初九开始考第一场，八月十二日开始考第二场，八月十五日开始考第三场。提前一天（即八月初八、十一、十四）点名发给考生试卷入场，考试后一天（即初十、十三、十六）交卷出场。除了特殊情况之外，清代的大部分乡试都是这样安排时间的。
1300年科举废除，是历史的选择 新式学校出现，中国社会沉重转型
山西晚报：在收藏展览中，科举藏品展览是比较新鲜的，主要想表达什么？
张文达：通过此次展出各种科举实物，希望人们可以看到清代科举制度从开始、到兴盛，直到最后结束的发展全过程，体会到历史潮流所起到的作用。
随着西学东进和庚子国难，1902年山西忻州、泽州（今晋城市）和绛州（今新绛县）等三地的传统书院率先改制为新式学堂。比如，我高中就读的忻州一中的前身“新兴中学堂”，就是在1902年从初建于乾隆年间的“秀容书院”改制而来，也是山西最早由书院改制为学堂的三所近代学校之一。科举进入近代后，不能与时俱进地和现代科学相兼容，1905年被清廷废除而改行新学制，这为千年科举画上了一个句号。
1300年历史的科举被一朝废除，当时社会上的反响还算是比较平静。这可以看出，科举的废除已经是全社会的共识，既是历史潮流的选择，也是清廷主动顺应世界潮流的明智之举。
“科举废，实业兴”，新兴中学堂等一批新式学校的学生不再以“读书做官”为唯一目的，而是在毕业后可以选择从事实业、留学国外或参与地方事务等，中国社会也缓慢地向现代社会转型。
和科举的缘分在于祖上有举人 作为理工男，喜欢钻研科举文化
山西晚报：在很多人看来，科举史料是很枯燥的，您却把科举收藏当成乐趣，说说这里面的缘由吧。
张文达：要说起来，我和科举还是很有渊源的。我的九世祖张庆升，是清代光绪年间的武举人，记载于光绪年间刊印的《五台新志》中。我的叔伯曾祖父张淑琳1903年曾远赴西安，参加壬寅癸卯科陕晋合闱乡试，得中举人。我的家乡东冶镇有东街村的“正眼看世界第一人”的徐继畬徐朝元，西街村有渠纶阁渠翰林，南街村有李永清进士和留学日本的民国省政府赵戴文主席，五级村本村又有父子举人杜子棻、杜锡恩。
我自己从小耳濡目染这些乡先贤的求学事迹，读书时很幸运地被保送至清华大学（保送类似于科举制中的选贡），后又被保送至本校的能源动力工程系，攻读硕士研究生学位。工作之后，我在2012年6月偶然在孔夫子网上买到一册五台县上金山的举人刘升瑛的乡试朱卷，慢慢地对中国古代的科举制产生了浓厚的兴趣，研究科举也成为我在繁忙工作之余的消遣和放松方式。
山西晚报：您热衷于科举史料这个门类的收藏，看起来好像与原来清华大学的理工科背景、现在的涉外法律服务工作不太搭界？
张文达：我的家乡东冶镇处于“文山钟秀，沱水环流”的“文山沱水”人才圈之中。自近代以来，人才辈出，比如五台县永安村的徐向前元帅、曾经属于五台县的现定襄县河边村的“山西王”阎锡山，东冶镇南街村的山西省民国政府主席赵戴文，门限石村的二战区副总司令杨爱源，槐荫村的晋绥军骑兵司令赵承绶，新河村的民国十三集团军上将司令王靖国。我注意到，这些在中国近代史上叱咤风云的本地人物有一个共同特点，他们都是通过考试进入各种学校学习，然后才走上了辉煌的人生道路。“读书改变命运”这句话不论是过去，还是现在、将来，都是非常正确的。我自己也是通过读书、考试、求学，走出了乡村，走向更广阔的世界，所以我对于和教育、考试类的科举史料特别有感触。
我对科举教育史料的兴趣和爱好，确实与我的教育背景和工作性质不搭界。但是，在日复一日的工作之余，通过对科举教育史料的研读和把玩，我得以潜入到另外一个完全不搭边的文史领域，是一种另类的休息方式。随着收藏体量的日益增加，我想到“有了好东西就要和大家多分享”，于是就有了这场科举展览的活动。
山西晚报记者 郭志英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