原标题：庸常君主在位期间人才济济
《宋仁宗：共治时代》 吴钩著广西师范大学出版社
宋仁宗究竟是平庸之主还是后世帝王效仿的对象？这个问题一直存在较大争议。本书以时间为线索，详细讲述了宋仁宗的一生，既包含他作为个体所经历的喜怒哀乐，更着力刻画他作为皇帝要面临的重重考验。
在宋朝重文轻武的开国国策指导之下，宋仁宗以其对皇帝角色的深刻理解、温和包容的性格，与其治下宰辅大臣逐渐构筑出一套相对良性的王朝运作机制。在这一机制之下，皇帝并不独揽大权，而是与士大夫共治天下。他们平定叛乱，开展改革，次第推出选拔人才、改善民生、完善法制等诸多举措。故而，在仁宗统治中后期，宋朝的政治、经济、文化、科技都获得长足发展，整个时代呈现出一种朝气蓬勃的精神风貌，因而被冠名“嘉祐之治”，这段时期的治理方式也被后世士人认为是治国之楷模。
从表面看，宋仁宗无论是作为个人还是皇帝，行事时总是处处受宰辅大臣掣肘。然而，也正是他的万事不自由，正是宰辅大臣的据理力争，才换来这个时代的空前繁荣。
中国历朝帝王之中，宋朝第四任君主——宋仁宗赵祯，可谓是一位在位时间很长、存在感却极低的皇帝。
说起古代的治世，人们脑海中出现的是汉文帝、汉景帝的“文景之治”，唐太宗的“贞观之治”，唐明皇的“开元盛世”，清前期的“康雍乾盛世”，很少有人会联想到宋仁宗以及他的时代。而当人们提及皇帝中的艺术家、艺术家中的皇帝时，想说的也必定是宋徽宗赵佶，而不太可能是宋仁宗赵祯。但许多人未必知道，宋仁宗赵祯也是一位颇有才情的艺术家。他从小就喜欢绘画，“在春宫，闲时画马为戏”；其书法造诣更是不输宋徽宗：“万几之暇，惟亲翰墨，而飞白尤神妙（飞白体，指中国书法的一种笔法）。凡飞白以点画象物，而点最难工。”他还通晓音乐：“洞晓音律，每禁中度曲，以赐教坊，或命教坊使撰进，凡五十四曲，朝廷多用之。”然而，不管在彼时的文艺圈内，还是在长时段的艺术史上，宋仁宗的存在感都非常低，以至宋人认为“仁宗皇帝百事不会，只会做官家”。“官家”是宋人对君主的称呼，宋人习惯在不那么正式的场合称皇帝为“官家”。与宋仁宗形成强烈对比的是宋徽宗，修史者评“徽宗多能，惟一事不能”，“独不能为君耳”。
甚至民间文人编造故事，也不喜欢拿宋仁宗当主角。宋太祖有“千里送京娘”的传说，宋徽宗有“私会李师师”的演义，明朝正德皇帝有“游龙戏凤”的风流韵事，宋仁宗却连一个可供坊间文人津津乐道的传奇也没有。虽然宋仁宗与张贵妃也有过一段刻骨铭心的爱情故事，但知名度远不如唐明皇与杨贵妃的“长恨歌”；即使在广为传播的“狸猫换太子”戏文中，那个可怜的太子就是宋仁宗，但他扮演的却是“打酱油”的角色，真正的主角是包拯。
宋仁宗在民间文艺作品中的存在感低，是可以理解的。他没有秦皇汉武的丰功伟业，没有唐宗宋祖的雄才大略，也缺乏正德皇帝那样的鲜明个性、乾隆下江南那样的戏剧性经历。他是一个庸常的君主，居于深宫，生活平淡如水，当然没有一个民间文人愿意将他平庸的人生演绎成人间传奇。
然而，正是这位庸常的君主在位期间，中国涌现了非常之多的杰出人物：
文学界，明朝人评选“唐宋八大家”，其中有六位为北宋人（欧阳修、苏洵、苏轼、苏辙、王安石、曾巩），他们全都在仁宗朝登上历史舞台。唐诗宋词为中国古典诗歌中并峙之两大高峰，后人习惯将宋词分为豪放词、婉约词两大流派，执豪放词之牛耳者，苏轼苏大学士也，执婉约词之牛耳者，为柳永柳七官人。不管是苏学士，还是柳郎中，都是仁宗时代的一流诗人。
学术界，宋代可谓百家争鸣，形成关学、濂学、朔学、洛学、蜀学、新学、象数学诸流派，而这些学派的创始人或代表人物，都生活在仁宗朝。著名的“宋初三先生”（石介、孙复、胡瑗）与“北宋五子”（周敦颐、邵雍、张载、程颢、程颐），全是活跃于仁宗时代的大学者。
政治界，不但主持“庆历新政”的范仲淹、富弼、韩琦、杜衍诸人是仁宗朝的中坚，而且，领导“熙丰变法”的王安石、章惇、吕惠卿、邓绾等新党中人，主导“元祐更化”的司马光、吕公著、范纯仁、苏辙等旧党中人，也是在仁宗时代的政坛中崭露头角的。
科学界，中国古代“四大发明”中，有三项均出现在仁宗时代（用来制作热兵器的火药配方首见于仁宗朝的《武经总要》，指南针与活字印刷技术，首见于沈括《梦溪笔谈》）；宋代最聪明的两位科学家——苏颂与沈括（苏颂发明了世界最早的自动天文钟“水运仪象台”，沈括则是天文、地理、物理、化学无不涉猎的天才），都成长于仁宗时代。
有宋史研究者列出了一份更长的仁宗朝杰出人才名单,全都是名动一时、青史留名的一流人物。仁宗朝人才之盛，历史上几乎没有一个时代可以比肩。难怪苏轼说：“仁宗皇帝在位四十二年，搜揽天下豪杰，不可胜数。既自以为股肱心膂，敬用其言，以致太平，而其任重道远者，又留以为三世子孙百年之用，至于今赖之。”明代李贽也感叹说，仁宗一朝，“钜公辈出，尤千载一时也”。众多民间演义故事取材于宋仁宗朝，大概也是因为那个时代人才济济。
一个庸常君主御宇的时代，为什么会涌现出如此之多的杰出人物？
北宋嘉祐八年（1063）三月廿九日，五十四岁的赵祯走完了他庸碌的一生，逝世于东京（今河南开封）大内福宁殿。北宋著名的大学者邵伯温当时才七岁，与父亲邵雍居住在西京洛阳。多年之后，邵伯温仍记得清清楚楚：当仁宗皇帝龙驭上宾的消息传到洛阳时，“城内军民以至妇人孺子，朝夕东向号泣，纸烟蔽空，天日无光”，大家都悲从中来，沉痛悼念先帝。邵伯温的舅父王元修自京师过洛阳，告诉邵雍：“京师罢市巷哭，数日不绝，虽乞丐者与小儿皆焚纸钱，哭于大内之前。”邵氏的友人周长孺赴四川剑州普安县就任，行走于乱山之间，但见“汲水妇人亦戴白纸行哭”。大宋的臣民发自内心地缅怀一位君主，为他的离世感到悲伤。王安石说仁宗皇帝“升遐之日，天下号恸，如丧考妣”，并非夸大之词。
当宋朝派出的使臣前往辽国告哀之时，发现辽国人也在哀悼宋朝的皇帝，“燕境之人无远近皆聚哭”。辽国皇帝辽道宗耶律洪基得悉仁宗驾崩，抓着宋朝使者的手号恸：“四十二年不识兵革矣。”
宋人笔记说，耶律洪基尚为契丹皇太子时，曾随出使宋朝的使者，在东京见过宋仁宗，“仁宗召入禁中，俾见皇后，待以厚礼。临归，抚之曰：‘吾与汝一家也，异日惟盟好是念，唯生灵是爱。’”因此，耶律洪基对宋仁宗非常感念。耶律洪基还下诏，将宋仁宗昔日赏赐的御衣下葬，造了一座衣冠冢，“严事之，如其祖宗陵墓云”。
那个时代的人为什么会如此深情地悼念、纪念、怀念一位庸常的君主？
有意思的是，赵祯在位之时，士大夫对于仁宗之政其实谈不上十分满意，比如嘉祐三年（1058），王安石即作《上仁宗皇帝言事书》，表达了他对时局的深切忧虑：“顾内则不能无以社稷为忧，外则不能无惧于夷狄，天下之财力日以困穷，而风俗日以衰坏，四方有志之士，諰諰然常恐天下之久不安。”
赵祯本人也没少受士大夫批评，如嘉祐六年（1061），苏辙参加制举考试，在回答御试策问时，便毫不客气地对皇帝提出措辞强烈的批评：“窃闻之道路，陛下自近岁以来，宫中贵姬至以千数，歌舞饮酒，欢乐失节，坐朝不闻咨谟，便殿无所顾问。”
毫无疑问，没有一名仁宗朝的士大夫会认为赵祯是一位完美的君主。然而，在赵祯逝世之后，宋朝士大夫却将宋仁宗塑造成君主的典范，推崇有加：北宋末陈师锡认为，“宋兴一百五十余载矣，号称太平，飨国长久，遗民至今思之者，莫如仁宗皇帝”。
赵祯时代也被誉为“盛治”，是治世的楷模：“视周之成康，汉之文景，无所不及，有过之者，此所以为有宋之盛欤”。这话是邵伯温对赵祯时代的评价，却几乎是宋代士大夫的共识。
一个显然并不完美的君主及其时代，为什么得到了宋代士大夫众口一词的称赞？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