原标题：贵州退休法官与煤老板“对赌”900万获胜 又遭再审谜团
本报记者 郝成 晏耀斌 北京报道
贵州省毕节市大方县退休法官李家连与煤老板签订协议：如果能在规定时限内帮煤矿解封，即可获得900万元款项；如果没办成，则一切费用均由李家连白搭。
李家连办到了。但此后他却迟迟未能拿到钱，经诉讼确定债权后，有人在网络发帖，称其系“员额法官”“捞外快”“里应外合”“毁三观”，触发舆情后，因人为因素，其债权案件被启动再审程序。
“（因为这件事）现在对外欠了几百万元，随时有（债权）人跑我家要钱，退休工资都给（债权人）买烟酒、请客吃饭了，真的没办法了……我只能站出来说，光明正大地说。”4月22日，李家连在接受《中国经营报》记者采访时表示，该案重审明显不符合法律规定，有人为干预之嫌。
据了解，李家连诉煤矿案曾于2017年7月5日在毕节中院宣判，但时隔两年后，毕节中院做出重审决定，该案将于4月28日开庭审理。记者核实，因人为因素，该院领导决定立即再审该案。
煤矿“最后时限”
2013年11月7日，大方县组织部下发文件，同意审判员李家连退休。李家连1964年出生，彼时已近50周岁，1982年参加工作，按照当地政策，工作满30年可以退休。
“退休也没啥规划，可能就和其他人一样，打牌、喝酒，应该说还是很悠闲的。”李家连告诉记者，他暂无孙子辈需要带，孩子也在外地，退休后干什么，他真没规划过。
彼时，一件事悄然逼近。2013年10月起，国务院、国家安监总局等12个部门、贵州省政府办公厅等相继下发文件：“要求坚决关闭15万吨/年以下煤矿，力争到2014年上半年全省煤矿数量减少到800处左右，目前我省共有1704个煤矿，其中45万吨（含45万吨）的小煤矿，必须于2014年6月30日前，通过兼并重组的方式重新整合成45万吨以上（不含45万吨）的大矿。”
贵州，一场大的煤矿兼并潮出现，煤老板们面临着诸多不确定。其中，那些正处于被查封状态的煤矿，更是面临归零风险。据贵州省高院相关文件，截至2014年5月29日，被采取诉讼查封和执行查封的煤矿近258个。“且这一数字仍在不断增加。”
“如果被查封的煤矿错过兼并重组的最后时限，一方面会失去政府的政策支持；另一方面采矿权到期后国家将不予延展，该矿的价值归零。如果法院在查封煤矿时有违规或违法行为，并导致煤矿无法办理兼并重组，将面临国家赔偿。近期通过与省国土厅沟通协调，省国土厅承诺将兼并重组的结束时间延续到2014年9月30日（编者按，后延到2015年12月底）。”上述文件称。
彼时，纳雍县曙光乡桂兴煤矿（以下简称“桂兴煤矿”）恰被查封。两个查封分别为：湖南省湘潭市马某某诉杨某案，涉案金额2500万元；贵州省纳雍县电煤运销有限公司诉桂兴煤矿案，涉案金额460万元。
据桂兴煤矿负责人赵琨介绍，上述两个案件，都是他接手前原股东债务问题，他之前并不知情。当时查封发生后，赵琨曾多次通知原股东协商，但原股东表示无力解决。按政策，桂兴煤矿只需买一个9万吨/年的煤矿作为“关闭指标”，就能重组扩能为45万吨/年，价值最少2亿元。
此时，距煤矿兼并重组的截止时间越来越近（2015年12月底），如果不及时解封，桂兴煤矿的兼并重组就无法开展，将被关闭。“如被关闭，按当时政策，政府只给100万元补偿，赵琨等人投入的几千万元就血本无归，并且损失价值数亿元的煤矿。”李家连告诉记者。
也是这一关键时刻，赵琨多次找到李家连，希望由他处理解封事宜。“通过我的介绍，亲友把钱借给煤矿了，有的还是以我名义借出去的，如果煤矿关闭了，大家都亏惨了。当时已经找过很多律师，有的律师开口就是500万元，还不能保证在2015年12月底前实现解封。重点是，他们也没钱马上付这500万元代理费。” 李家连说。
俨然，李家连成了各方最可依靠的人，而李家连自己也有不得不参与的理由：如果煤矿关闭，亲友们的钱恐怕就打了水漂。
900万对赌协议
2015年1月28日，李家连与赵琨签订《包干办理解封事项协议书》。从内容看，这是一份典型的对赌协议。
协议约定，由李家连全权办理桂兴煤矿解封事宜，但一切费用均由李家连自己筹集垫付，过程中，李家连可以再行委托他人或引入他人参与。如果能在2015年12月前实现解封，则李家连可获得900万元现金。
对于支付，双方约定解封当时即付300万元，过3个月后再付300万元，再等3个月则支付剩余300万元。并约定支付不能超过解封之后7个月，若违约则需要多支付100万元违约金，并对未支付部分以月息2%支付利息。
更为严苛的是，若解封后半年内，上述两起案件再次发生查封，则李家连需要在1个月内再次解封，否则前面已支付的资金也要被收回。此外，双方约定后任何一方反悔，即需向另一方支付100万元违约金。
“接手以后，发现很难，2500万元那个案子在湘潭中院，债权人是当地一位很有实力的做医药的企业家。你不给还钱，人家凭什么给你解封？法院很大程度上要看债权人的意愿。说白了，你说人家是地方保护也好，是债权人占理也罢，你真没啥好办法。”李家连说。
李家连前后去湖南数十趟，去各级法院沟通，去求债权人。“债权人怕解封了，回头这个债权怎么保障，那你怎么办，再去找担保方……这辈子没做过的事都做了，怎么低声下气求人，真是没法说了。”
但终于，就在距离最后期限1个多月的时候，2500万元这笔债务的查封被解除。大额解除后，纳雍县电力公司诉460万元债务的查封也实现了解封。“纳雍县电煤运销公司是国有企业，领导换过，通过政府联席会找了担保方，最终也给解封了。”
李家连回忆，当时无论是赵琨还是原股东都很感激，很尊重他。“但这个过程其实很复杂，人家会白给你担保？债权人会白给你解封？这个道理大家都懂，所以我不说，他们也知道这里面有多难办。”李家连透露，这个过程中，自己掏空家里几十年积蓄，又欠下不少外债，以垫付还款，支付申诉费、担保费、差旅费等。
此后半年内，再未出现上述两个债务产生的查封。根据对赌协议，李家连有资格拿到900万元。但这之后，支付却迟迟未能实现。“刚开始我知道他们在办兼并重组，而且停产几年了，需要时间恢复生产才有钱，但新矿主和原股东后来就闹起来了。”
无奈，李家连在2017年1月向毕节中院提起诉讼，要求桂兴煤矿支付对赌的900万元及违约金100万元。2017年7月5日，毕节中院宣判，除100万元违约金外，支持了李家连诉求。庭审中，赵琨代表桂兴煤矿也认可李家连完成了前述协议约定事项，但要求减少违约金。宣判后，双方也均未上诉。
但这场诉讼并没有为李家连带来900万元，反而在两年后，人为的一场舆情突起，法院决定对上述诉讼进行再审。他的债权，变得不确定起来。
舆情与人为因素
对于原股东和现股东之间的矛盾，李家连表示很无奈：“简单讲，就是赵琨从他人手中买矿，后来有人反悔，就想从赵琨手里再拿回去，但这个诉讼请求目前未得到支持，法院判其败诉。所以实际控制人还是赵琨，对方就通过抹黑我来改变整件事。”
2019年12月22日，一个刚注册的微信公众号发出文章《员额法官“捞外快”，里应外合，索要900万天价代理“包干费”，毁三观》，称李家连系员额法官，上述诉讼，是李家连与其同乡、毕节中院法官勾结，才打赢官司，索要900万元代理费。
“这个号很快就删了，转载的也都删了，因为这个说法只要查一下，就知道根本不是事实。我国2015年5月才开始实施员额法官制度，那时候我都退休很久了，我是大方县人，审理案子的合议庭没一个是大方县人，哪儿来的同乡？”李家连称。
至于网帖说“900万代理费”，他认为简直荒唐，是故意歪曲事实：“这个900万元，协议里说清楚了，是包括了方方面面的花销，垫付还款、申诉费、担保费、差旅费……这些加上其他筹集借款，我个人现在背债五六百万元，这是代理费吗？”
李家连告诉记者，在过去几年里，由于迟迟未能拿到那900万元，他经常被债主纠缠：“随时有人跑我家要钱。我退休工资就那么几千块钱，大部分给他们买酒买烟、请客吃饭，你说（退休工资）这钱是还本了，还是还息了？”
网帖虽然在去律师函后删除，但由此带来的舆情却进一步发酵。记者获悉，李家连被原单位喊去问话。“我说得很清楚，就是这么个事情，没什么遮遮掩掩的，（单位）他们也查清就是这样。”
知情人称，因人为因素，毕节中院决定该案立即再审。根据《民事诉讼法》第一百九十八条规定：“各级人民法院院长对本院已经发生法律效力的判决、裁定、调解书，发现确有错误，认为需要再审的，应当提交审判委员会讨论决定。”
而再审裁定书写的再审理由则是“部分事实不清”，李家连认为，这与《民事诉讼法》的上述规定不符合。4月28日，该案再审将在毕节中院开庭。
公务员与神秘人
我国《公务员法》规定：“公务员辞去公职或者退休的，原系领导成员、县处级以上领导职务的公务员在离职三年内，其他公务员在离职两年内，不得到与原工作业务直接相关的企业或者其他营利性组织任职，不得从事与原工作业务直接相关的营利性活动。”
李家连在处理煤矿两个查封时，确实退休不足两年。不过，最高人民法院《康风江民间借贷纠纷再审审查与审判监督民事裁定书》（（2017）最高法民申3637号）明确认定，公务员违反《公务员法》关于不得从事或参与营利性活动的规定签订的合同，不因其公务员的主体身份而认定为无效。
在上述《民事裁定书》中，最高院认定：“《公务员法》第五十三条第十四项是管理性禁止性规范，而非效力性强制性规范，公务员若违反了该规范，应由其管理机关追究其相应责任，但并不影响公务员作为民事主体签订合同的效力。”
李家连认为，假设违反《公务员法》，也不必然导致合同无效。综合上述法规及最高院裁判文书，该案依法不应该被再审。“但既然现在要再审，那我希望法庭能够直播庭审，让大家都看看，这个案子究竟是怎么回事。”
而事实上，除了网帖，针对李家连的举报也存在，举报人则同样来自桂兴煤矿，系原股东和现股东矛盾延伸而来。据了解，陈建生系桂兴煤矿原股东，后来，他及其他原股东将全部股份转让给了刘瀚博，刘瀚博又将全部股份转让给了赵琨。
而正是陈建生，曾多次以桂兴煤矿名义举报投诉，宣称自己对“解封费用案”不知情，侵犯了他的权利。
但实际上，在2017年12月，刘瀚博、陈建生等诉赵琨合同纠纷案庭审中，李家连称，“（我诉桂兴煤矿的）判决书，被当庭送达陈建生等原股东。他在法律规定的6个月再审期限内，并未提出异议，更何况他是该案的案外人。”
而在刘瀚博、陈建生等诉赵琨合同纠纷案中，一审法院已经判决陈建生等人败诉。
不过，桂兴煤矿的复杂还在于，一个名叫黄吉凤的神秘人，也曾深度介入其中。早前，黄吉凤接受本报记者采访时称，她曾参与煤矿相关手续办理，自己是美国人，对于坊间所称其系省政府某人丈母娘一事，她并不否认，但表示此事与某人无关。（详见中国经营网4月8日报道《贵州“复绿”盗采链：公安、银行人员疑因提供便利被查处》http://www.cb.com.cn/index/show/zj/cv/cv13483041264）
而陈建生和黄吉凤等人因涉嫌非法采矿罪，被毕节市公安局指定异地侦办，大方县公安局刑事立案后，曾对黄吉凤采取刑事拘留措施，但随即被取保候审。而对陈建生，则未采取刑事强制措施。当地称黄吉凤对外自称系贵州省某副省长妹妹，对此黄吉凤予以否认，但未否认她与该副省长相识。
“我是大方县人，他们认为这个（盗采案）在大方县公安局侦办这个事情是我搞的，所以就把我也当作靶子，开始报复。但实际是群众举报他们盗采，他们内部也在斗，最终市里指定大方县管辖，这能和我有什么关系呢？”李家连称。
（编辑：孟庆伟 校对：颜京宁）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