原标题：桃李不言，下自成蹊
《张瑞玑先生年谱》卫洪平编著 北岳文艺出版社
这本书，完整呈现了张瑞玑的一生行迹。他是近代民主革命家，以宰官加入早期同盟会，敢赴京为“戊戌六君子”之一杨深秀敛尸，敢公开上书阻止袁世凯窃位，敢铸军阀跪状铁像任百姓踩踏唾骂十余年；他还是文学家、书画家、藏书家，他收藏的《红楼梦》甲辰本被后辈捐献国家，名动天下……该书作者卫洪平业余研究张瑞玑20余年，绝大多数内容都是第一手资料，涉及的民国人物上百，还收录了近百幅珍贵的图片资料，有发掘历史之功，是张瑞玑研究的拓荒之作。
这本年谱，无虚言，无空言，全部用史料说话，不仅使一位几乎尘封的历史风云人物，鲜活地展现在了读者面前，而且大量无人问津的史料的发现，对于民国史的研究，也有重要意义。
上大学时抄读《史记》，阅《李广列传》而覆卷长叹。李氏世代为将，善骑射，爱士卒，抗匈奴，名天下，出生入死，命运不济。太史公通过李广、李陵祖孙的悲情故事，感伤人生；借用古谚语“桃李不言，下自成蹊”，慰藉英灵。所谓“此言虽小，可以喻大也。”
观司马迁的一生，继父典史，博闻强记，勤奋忠谨，正直公允；为李陵申辩而遭宫刑，为完成《史记》而忍辱偷生。于是乎“究天人之际，通古今之变，成一家之言”，构筑起三千年中华文明的历史框架，开创了纪传体国史的先河。名垂千古而重如泰山，激励和影响了世世代代的读书儿郎。近读卫洪平《张瑞玑先生年谱》，令我再次想起了太史公为人及其名言。
认识卫洪平，在他到大同市履职后不久，原因是他关注文化事业，热心支持我们云冈石窟研究院的工作。成为好朋友，是在他返回省城以后，依然惦记着云冈，并将上世纪70年代的云冈石窟地质调查材料复印寄我。这些年，尽管彼此难得一见，但共同的志向与情趣，让我们时时惦念着对方。
几年前，拜读洪平君的《双椿集》，我曾感慨其博学静思，也惊讶其文辞古雅。书中所述，多为读书心得，有板有眼，有理有据，朴实而诚恳，竟然有清代老儒之风。后来听说，他又在编著一位民国文人的年谱，所以格外期待。上个月，终于收到他寄来的《张瑞玑先生年谱》，北岳文艺出版社续小强策划，开本适中，装帧素雅，编辑条理，文句严谨，显然是经过细心的设计和认真的核校。展卷开读，不禁肃然起敬。一则得知洪洞县近代居然出过张瑞玑这样的“强项令”名人，二则发现平素端严的洪平君原来是位勤勤恳恳的书生。
张瑞玑，山西洪洞赵城人。生于晚清，儒学世家，进士及第，历任陕西韩城、兴平、长安、临潼、咸宁知县，号为良吏第一。其间，兴办学堂，强征天主教徒捐款，而被视若东汉“强项令”董宣。辛亥革命前，加入同盟会，宣传反清思想。民国举义，出任山西财政司长，旋署民政长，继为国会议员。两次上书袁世凯，抨击其军事暴政，揭露其篡夺阴谋，数其丑行，骂其无耻，劝其让贤。笔锋犀利，义正辞严。读此为民请命、大义凛然的书信，想其激情澎湃、舍生忘死的胆略，令生活在今天和平、安逸环境中的我们神震而心愧！
张瑞玑的名扬天下，是在1919年的南北议和之初。因“德望夙著”而被公推为陕西停战划界专员，他“骑虎入关”解决陕西停战问题，成为南北议和的先决条件和举国关注的人物。张瑞玑的流泽后世，是其晚年藏书十万卷，解放后捐赠山西省图书馆。其中，《红楼梦》甲辰本的进京，经卫洪平调查考证，即来源于张瑞玑的谁园藏书。当然，张瑞玑留给后人的遗产，还包括其诗文书画。
这样一位近代名人、德行长者，对于洪洞籍的后生学子而言，自然具有强烈的吸引力。山西大学教授刘毓庆先生曾经深有感触地说：“深为有这样的乡先贤而自豪。可惜其事迹已鲜为人知。而他同时又是一位画家，更是一位非常优秀的诗人，就更是不为人知。……致使近年论近世诗者，竟无一人论及他的诗，良可一叹。”而同样的遗憾与关切，更成为洪平君立志研究张瑞玑并为其编制年谱的动力。他讲：“二十多年来，我留心搜集资料，积之日多，知之愈深，仰之弥高。”乡愁与敬仰，几乎每个人都曾有过，但是因为一个念头而倾心求索、苦苦耕耘数十年，则属罕见。如此大爱情结，我想可能与当年司马迁撰述《孔子世家》时的心境相同。太史公引用《诗经》抒发情怀曰：“高山仰止，景行行止。虽不能至，心向往之。”完全都是出自一腔书生义气。
洪平君编著《张瑞玑先生年谱》，先是尝试简编排列，然后不断细化、充实、完善。对于此前研究者的编辑、著述，当然要全面了解、掌握，并从中分析、梳理和考订。但更重要的是超越，力求达到全面、系统与完整。这就使得作者难免陷入了旷日持久的寻觅之旅。图书馆和档案馆是一定要去的，民国史料浩如烟海，应是洪平君面对的最大难题，需要极大的耐心和毅力。而这部分史海遗珍，大约正是张瑞玑人生最为精彩的片段，也是洪平君着力最多的部分。同时，通过对清末民国动荡纷繁的社会时局了解，也让洪平君接触和熟悉了许多历史人物，如康有为、梁启超、樊增祥、袁世凯、孙中山、黎元洪、阎锡山、于右任、章太炎、鲁迅等等。那是一个人才辈出的时代，张瑞玑只是这批精英人物中的一员。所以，在《张瑞玑先生年谱》里，我们看到的不仅仅是谱主的一生，更是一派波澜壮阔的时代大潮。这样的写法，实际上已经突破了个人年谱的局限。
另外，洪平君在书中“正谱”之前，特设“地望·人文”一节，加入了自己多年来收集到的赵城历史文化信息，有唐太宗、李商隐、金代状元王纲、清代大儒朱彝尊的诗，也有历代名胜、名宦的记载。严格地讲，这些内容本来不应出现在《张瑞玑先生年谱》中。但他之所以如此编排，实属用心良苦，希望借此追寻故乡的文化基因，保存地方的文化根脉。同时为将来史志研究者提供素材。完全是拳拳的赤子之心。
记得去年的一天傍晚，洪平君打来电话，请我帮助查找一下秦晋地方志中的张瑞玑事迹。结果我们检索到的信息，他已经全部记录在案。对此，我曾觉得有些抱歉，但转念一想，还是帮他免却了不少心悬。因为不放过任何一种史料来源，是史学家的天职。洪平君的认真、较劲，反映出的是他治学严谨、力求完美的态度。正是由于秉持了这样的写作态度，我们看到的《张瑞玑先生年谱》，既是一部个人史传，也是一段山西历史，还是一部具体而微的近代中国史。
司马迁在《报任安书》中感叹人生意义：“或重于泰山，或轻于鸿毛，用之所趋异也”。其实，人生很短暂，特别是我们生活在和平年代的人生，显得更为短暂，既幸福，亦平淡。洪平君厚积薄发，积二十余年之力，终于完成了洋洋49万字的《张瑞玑先生年谱》，可谓有为人生，可喜可赞！
张焯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