梁鸿：疫情到来后，我觉得自己写的东西无足轻重

原标题：梁鸿：疫情到来后，我觉得自己写的东西无足轻重

疫情已蔓延数十天，生活的秩序仍待恢复。

在活动范围有限的日子里，信息与情感的交流变得格外重要。这个月以来，我们联络了多位大方的作者，跟他们聊了聊近期的状态，并请他们与读者分享特殊时期的阅读、观影、写作和思考。

本期的分享人是作家、学者梁鸿。疫情期间，她一度因为各种新闻感到沮丧无力，这也促使她重新思考写作者的任务——也许不只是正面书写大的灾难，而是去写灾难形成前那一个个微小的事件的形状。谈到最近再版的小说集《神圣家族》，她回忆起书中人物所生活的吴镇，那个也承载了她童年记忆，至今仍与她共同生长的地方。她说，疫情结束后，最渴望先回老家看看。

梁鸿

作家、学者，中国人民大学文学院教授。出版有非虚构文学作品《出梁庄记》《中国在梁庄》，短篇小说集《神圣家族》，长篇小说《梁光正的光》《四象》。

（本文为大方读者群线上活动实录）

疫情中的阅读与观影

最近几天在读诺曼·梅勒的《刽子手之歌》，因为我自己在写一个非虚构作品，突然间就想拿起这本书来读。诺曼·梅勒是美国非常重要的一位非虚构小说家。他给我启发特别大，他对一个事件、一个人的了解并非局限于事件本身，而是进入到事件肌理内部，关注事件所产生的广大背景。这个背景是我们作为写作者特别值得去思考的，每一个人都不是孤立的人，同时也是社会环境中被生成的人。

《刽子手之歌》

[美] 诺曼·梅勒 著

近期我还看了一部德国电影，片名是《我们的父辈》。电影讲述了五个德国年轻人，他们是好朋友，在二战期间各自走上了不同的人生轨迹。他们都经历了非常残酷的人生，战争结束后，五个伙伴里只剩下了三个。这部电影的思辨性极强，比如那个成为士兵的男孩，起初他是个完全没有打仗意愿的人，但到最后，他可以拿起枪就去打一个平民，因为他也要活着，因为他见了太多这样的场面，他的内心其实非常受伤。最后他主动选择了死亡，也是一种救赎吧，很具有启发性。

《我们的父辈》海报

最近我也一直在翻阅《理想国》和《乌托邦》。所谓的“乌托邦”“理想国”，我们总是把它抽象化、理念化，其实在我们的生活中有很多类似于乌托邦的建构，譬如很多社区，带有中产阶级化的、审美化的建构，内部有某种过分的清洁，几乎走向一种“黑暗乌托邦”，我想表达这样一种让人担忧的存在，这是我们当代生活内部很强的但又不易觉察的倾向性，我特别感兴趣。当然，这和我们现在所处情境可能也有某些关联。

从梁庄到吴镇

写作《神圣家族》对我来说是一件很自然的事情。当时金宇澄老师替《上海文学》向我约稿，刚好写完梁庄之后还有很多人物在我的脑子里转悠，就趁这个机会写一些人和故事。书中很多人物我从童年时代就认识，长大之后，每次回到镇上他们都还在，看见他们也就看见曾经的生活场景。

《神圣家族》

梁鸿 著

中信出版·大方 2020年4月

我从小学五年级就开始在吴镇读书，去镇上赶集是我们生活里一件非常重要的事情，因为它代表着更丰富的物资，更热闹更美好的人生。因为每天都要走无数次，那个小镇的集市，每一条街道，包括拐角的那丛野刺玫，夏天开着白色的花却散发着一种臭臭的味道，这些在我的脑海里面印象非常深刻，我觉得它们跟我的生命之间有着某种一致性，跟着我一起成长。

如果说梁庄是一个小小的村庄，那么吴镇可能是一个走出梁庄的封闭、能够和周边人交往的相对开放的空间，是一个声音更大、更喧哗、更有交融性的交响曲一般的存在。在写它的时候，我就会写到不同街道的纵横交错，不同阶层人的彼此观望，它跟我之间是既亲密又有距离的一种关系，我可以观望它，跟梁庄不同，梁庄是完全内部的一种生长状态。

《出梁庄记》

作者：梁鸿

台海出版社 2016年9月

《神圣家族》中每个人我都很喜欢，他们像一个个彩色小钉，是构成小镇一幅幅华丽场景的元素。如果说满意的人物，可能是德泉和许家亮，《圣徒德泉》和《许家亮盖屋》这两篇，写出了人物内在的一点点神秘又非常现实的存在。我还非常喜欢《美人彩虹》中的彩虹，彩虹是一位有着着野蛮的美丽与性感的女性。她足不出户，但是她的店却是镇上最时髦、最现代的店，她把触角伸向了大地的每一角落。我最喜欢的其实还是《到第二条河去游泳》里的小喜，小喜跳河自杀之后，内心有一种淡淡的、无可奈何的但又非常强烈的倾诉欲望，她如此寂寞、悲伤，在那个大河里漂流，和同样自杀的周边邻居聊天、说话，生命已经逝去，但同时却还在叙说，我特别喜欢这种自由想象的感觉，觉得人物也跟随着这种想象越来越鲜活。

时代有时对个人有一种压迫性力量，

让人失去表达的愿望 

我一直有一种观念：每个人都是时代的全部。我比较反对在小说里面设置巨大的时代概念，当然， “梁庄”的书写可能有总体性，但不管怎样，里面每个人的生命都是他的全部，每个生命所涉及的事件和情感都是他的全部，这个“全部”实际上也是时代某一部分的全部，是个人存在的意义和价值。在这个意义上说，每个人都是这个世界的一个侧面。

反过来说，每一个巨大的时代都是由一个个人所组成的。如果说你能够把一个个人比较鲜活地写出来，那么我想，时代的影子、时代的景观也就已经被呈现出来。并且，作家可能需要特别警惕的是，当我们把一个巨大的时代影像放在一个人身上的时候，可能会忽略他生命更本质的东西。有时，“这个巨大的时代”被作为借口对“个人”形成一种压迫性的力量，使得我们失去某种权利或失去表达的愿望，这也正是今天、此刻我们正在经历的事情。

我最近在写一个女孩子的故事，非虚构作品。前段时间我一直在老家采访，跟着她去她生活的地方。在疫情之前我一直在写，春节期间一个人留在北京写作，疫情到来之后，有那么一段时间，突然间我觉得自己写的东西太无足轻重了。在这样一个巨大的灾难面前，这个女孩子的故事好像也没有那么具有启发性，所有的人生都好像变得无足轻重。所以有段时间我特别沮丧，每天看新闻就哭得一塌糊涂，完全没办法拿起笔。

后来，我重新思考这件事情，就像我前面说的，每个人的人生都有他自己的价值。这个女孩所经历人与人之间的冲突、阶层之间的冲突，她的情感，她在生活里奋力的生长，包括她对信仰的不断追求，在我们的日常生活里面是非常非常有价值的事，不应该被压抑，或者说应该被表达出来。同时，也正是每个如她这样的普通人所经历的种种遭遇，才可能导致最后巨大的黑洞和缺失。2月2号，我在微博上写下这样一段话，也算是一种思考吧：

我也开始重新审视手头正在写的这部作品，有很多对人物新的想法。外部事件对个人的冲击不单单是一种悲痛，悲痛可能只是第一层。作为一个普通的生活者，悲痛会内化到我们每一个思维或思想的链条里，可能这才是悲剧的价值所在。

疫情结束后……

疫情结束后，我首先还是要完成作品。作品完成之后，我还是最渴望回老家看看。最近也有一些邀请，可能也会到国外走走。

最想见的人，暂时好像还没有。当沉浸于一件事时，外部人和事物都反而变得有些虚幻，反而是作品中的人更能抓住我，更为真实一些。另外，幽闭时间太久，我感觉已经失去了出去见人的勇气。