原标题：刘晓刚：积攒素材、不断书写 算是尽到了一个作家的责任与义务
采访陕西作家刘晓刚，实际上是在年前。在山西大学里面，有个关于他作品《那条割裂生命的河》（四卷）的小型研讨会。当天他着急去北京，没能深谈，况且没有细读作品，也不知道问什么，只是知道这是一部关于欲望的小说。回家细读，竟然读得很累，作品时间跨度长、人物众多固然是原因之一，更重要的是，那种对欲望和人性不加隐晦、纤毫毕现的描写，会给你带来巨大的冲击，让你不时搁卷。
好不容易读完，也就到了年根儿，刘晓刚又去了国外。发过去采访提纲，再等来回复，也就过年了。等上了班，所有的注意力都在疫情上。我觉得并不是一个合适刊发的时机。然后就拖到了今天。
这次疫情，许多证据表明发源自武汉的海鲜市场，又是吃野味吃出来的灾祸。但是，今日的中国，物资充裕，实在不需要吃野味果腹，无非是一少部分人的口舌之欲而已，但竟然惹出这么大的灾难。对欲望无限制无止境的放纵，可能会造成我们人类永恒的痛。过去如此，现在如此，将来恐怕也如此。
想到这儿，我对这部小说，有了更高的评价。
作品简介
长篇小说《那条割裂生命的河》的故事从黄土高原上一个叫贾家湾的小镇写起。开卷呈现的是小镇的人们在物质生活骤然提升之后，原始粗犷的民风开始与飞速发展的现代文明产生的激烈碰撞——煤老板王国全在权益和欲望的无限膨胀中沉浮，在两个女人的“冷与热”之间“撕烤”着自己的人生；来贾家湾开店创业的吴艳霞、吴玉真两姐妹在艰难和困窘中依附他人，渐渐迷失自我；遗传有家族性精神分裂病的陈荣德每日生活在妄想和对母亲的回忆之中；“二汉奸”王民发现了妻子和日商修三的秘密，愤怒之下走上不归路……整部作品糅合了中国各阶层的代表人物，以及他们所代表的各阶层各异的生活形态，描绘出中国改革开放以来社会发展和人们生活变迁的全景式画卷。
经商二十年 有了取之不尽的创作源泉
山西晚报：看您的作品，发现您对晋陕蒙交界地区的风土人情、对煤炭行业都非常熟悉。听说您曾经做过这方面的生意，是个成功的商人，为什么要转向文学创作？
刘晓刚：不加入作协，不纳入体制，只能自谋出路。我本人认为思想之自由，精神之独立与体制存在诸多矛盾，因此索性经商自立。陈寅恪说过，“我辈中人，不可以学问谋生”，学问之外的谋生之道，经商最好。
中国开放四十年，商业如大潮，金钱如流水，无孔不入，商人这个角色能够接触社会的各个方面，能够接触形形色色的人物，可谓风口浪尖的弄潮之人。写作的素材丰沛，接地气，通人脉，观察社会的视角更本质，更尖锐。
也正是因为经营煤炭采掘设备，自1997年至今，在陕西、山西、内蒙古等地深入现场二十年，才有了四卷本取之不尽、用之不竭的创作源泉。
山西晚报：在您的文学创作中，受哪些作家的影响比较大？
刘晓刚：我推崇肖洛霍夫的巨著《静静的顿河》，鸿篇巨制，无生命之海的澎湃与生活大河的广阔，必将无从驾驭，甚至无从下笔。
山西晚报：四卷本、100多万字的《那条割裂生命的河》您创作了六年。您为什么要用这么长的时间来写这部作品？尤其是在文学边缘化的今天，您为什么要用这种文学的形式来记录您的观察和思考？
刘晓刚：篇章与篇章的连接、故事与故事的延续、人物与人物的关系，共同形成每一个人物必精彩，每一个故事必高潮，每一个篇章必深邃。主线如静水深流，不可断绝，其间高潮迭起，最终百川归海。这是四卷本一百二十万字必须达到的创作标准，否则，难免流水账的滥觞。
今天，文学在中国边缘化不等于文学在世界边缘化，文学里的哲思、文学里的信仰、文学里的艺术都还没有被现代科技所抹杀。印第安人有一句名言，不要走得太快，等等灵魂。我们走得太快了，把灵魂的慰藉——文学，也像包袱一样丢弃了。但是，美欧的文学，阿拉伯与伊斯兰的文学，日本的文学，并没有像中国一样边缘化。为什么呢？因为文学是历史的记叙，是人性的反思，任何一个国家，任何一个民族都需要历史的记忆与人性的反思。文学就扮演了如此重要的一个角色，文学就具备了如此重大的意义。
为了历史的记忆与人性的反思，为了存在的叩问，我用了二十年时间积攒素材、积累生活、不断书写，直至完成《那条割裂生命的河》，也算是尽到了一个作家的责任与义务。
我的史诗，是对欲望放纵 与人性变异的尖锐批判
山西晚报：您的这部作品，所写内容时间跨度长达几十年，即使从改革开放开始算起，也有40年，您是不是有写史的雄心？
刘晓刚：中国改革开放四十年，应该有一部史诗，不应该仅有赞扬与歌颂的史诗，也应该有反思与批判的史诗。史诗不是颂歌，史家笔法也不是锦上添花，真正的史诗必须有人性深深的纠结，有存在深重的痛苦，有思想犀利的锋芒。
人性的变异必将加重存在的痛苦，而存在的痛苦又是砥砺思想的巨石，我的史诗，是对欲望放纵与人性变异的尖锐批判。什么东西能够割裂人的生命呢？死亡、欲望、时空、情感。我们惨遭割裂的残损的生命怎样才能寻求彼岸的救赎呢？
山西晚报：您曾经说过，这部作品在结构上，采用的是《水浒传》《史记》的方式，同时，也受过前苏联文学《静静的顿河》的影响，它们分别给了你什么启发？
刘晓刚：由于篇幅的关系，我借助了《水浒》的结构，一根主干，开枝散叶，但一枝有一枝的精彩，一叶有一叶的斑斓，人物多不能成为刻画肤浅的理由。此外，因为有了为苍生立传的创作意图，书中按照《史记》的传记体详细交代了人物的出身，虽然繁杂，但上可溯历史至民国，下可比现状于世界。这都是属于一百二十万字长篇的不得不然。我经常说一个观点，我们只能站在前人的肩膀上，关键是站不站得稳，站不站得住。完成四卷本之后，我细细揣摩一番，觉得自己还是站稳了，站住了。
如果不叙述这样的现实 文学就失去了存在的根本意义
山西晚报：您的作品里，写到了各种各样、各个阶层的人物，但所有的人物，都有着自己或外露或隐藏的欲望。您就是想写一部关于欲望的书吗？
刘晓刚：经历了这四十年的沧桑巨变，哪一个中国人不惊讶于世事变化的白云苍狗呢？哪一个中国人不惊讶于自身的蜕变呢？哪一个中国人没有忍受着精神的压力艰难生存呢？哪一个中国人不因为金钱的诱惑而面目全非呢？如果不叙述这样的现实，不反映这样的历史，文学就失去了存在的根本意义。
山西晚报：书中众多主要人物，命运都走向死亡。您认为，是欲望驱使他们走向这个结局吗？
刘晓刚：因为死亡就是一条割裂生命的河。他们的死亡是有意义的死亡，因为读者一定会深究他们为什么会死亡。世上又有多少人，身体虽然没有死亡，灵魂却早已死亡了。死魂灵而已。如果死亡能够令后人反思，如果死亡能够赎罪，如果死亡可以成为民族前进的铺路石，死亡的意义还不够吗？海德格尔的“向死而生”，不就是生与死的对立统一吗？
山西晚报：在这部书里，也没有严格意义上所指道德层面的“好人”，都是一些辛苦地挣扎在欲望中的男男女女。这是你对世界的看法吗？
刘晓刚：我不能用单纯的“好”与“坏”的标准来定性人物。生活中的人物，为了生存，所作所为，自有求生之道。需要深思与反思的是，我们的社会，我们的国家，给予了他们什么样的生存环境与生存法则。我们的社会，我们的国家，应该为他们创造什么样的生存环境，应该为他们订立什么样的生存法则。
山西晚报：您对现实生活不加修饰的白描，有着很明显的自然主义的风格。您为什么会选用这种态度去创作？
刘晓刚：我对人，都会放到现实生活中观察，所以，现实生活不加修饰的白描就成为了人们对生存环境与生存法则的自然反应。这就是条件反射，这就是适者生存，这就是存在既是真理。当外力的作用远远大于内因，就不是想不想的问题了，而是必须接受，必须改变。既然是必须接受，既然是必须改变，也就自然而然，水到渠成。
这是环境压迫下的自然，适应之后就成了本我的自然。我认为除了自然主义的不加修饰的白描，没有其他手法能够更深刻地凸显这一矛盾。
山西晚报：您借书中人物的口，也谈过信仰，中国的和西方的。您是不是认为，拯救沉沦在欲望中的灵魂，要靠信仰？
刘晓刚：我一直以为有信仰强过没有信仰，我们中国目前最大的问题就是混不吝外加啥不信。信仰不是万能的，但是没有信仰是万万不能的。从这个角度讲，信仰与金钱有相同之处。都不是万能的，又都是不可或缺的。
山西晚报记者 李遇
延伸阅读
《那条割裂生命的河》节选
笑声轰隆隆的像滚过天际的轻雷，王国全望见吴玉真擦眼泪，擦了一遍又一遍，他的眼泪也浸湿了眼眶。那只野猫趴在墙头，睁着绿油油的眼珠子，没有悲伤，没有怜悯，没有感动，没有温暖。它是一只无情的野猫。
风顺着房檐灌下来，灌进王国全的后脊梁。他抬头遥望天幕，星星越来越明亮，银河浩浩荡荡划开苍穹，漫空奔涌。如果银河灌下来会怎样？他打了一个哆嗦，起了一身鸡皮疙瘩。如果银河灌下来，他要冲进去抱紧吴玉真，在那片银光灿灿的大水里挣命。他们两个都得活下去，必须活下去。
李混田说：“杨秘密喜欢莫扎特，他说莫扎特的音乐是含着眼泪的微笑。现在你们含着眼泪微笑，杨秘密能高兴死！你们可能还不明白我讲这个屁迸的和那个裹脚布是什意思，我的意思是爬山。你们看五台山那五个圆台子，咋爬不行？从前爬从后爬，拄拐拐爬系绳子爬，背着抱着爬，实在有钱弄个直升飞机降到顶顶上倒省事。
“咋爬不是爬？只要能爬上去，山登绝顶我为峰，美美看看风景就值了！所以说不管你信什，咋信，信到后来明白了你为什到这世上来走一遭也就功德圆满了，非要拽别人的腿拉别人的胳膊，让别人走自己画下的道道，有什意思？强扭的瓜不甜么！
“只要信就好！怕你什都不信，到最后连自己也不信了，就把人弄失塌了！”
李混田喝了一口水，若有所思。一只飞虫撞进屋里，使劲扑腾窗玻璃。吉米打开窗户，一道黑色闪电破窗而入，瞬间，飞虫消失了。那是一只蝙蝠的突袭。墙头的野猫悄无声息爬上树，惊起一只睡鸟。王国全数着呼吸等李混田继续。
“你们里头不少人曾经求我给那一边的亲人捎话，有的我办了，有的我没办。没办不是因为费神，累得七死八活，浑身大汗，也不是因为钱给得少。为什？因为你们求我去问的事情不对。我都给什人办了？儿女忏悔爹娘在世的时候不孝顺，现在活明白了，给爹娘赔话，我办。爹娘后悔生前逼了娃娃们，苦了娃娃们，为难了娃娃们，求娃娃们谅解，我办。鳏夫寡妇要再娶再嫁，给那边的那一口子报个安心，我办。剩下问财产咋分，钱埋在什地方，亏了谁赚了谁要咋对付谁，我一概不办。
“去那边的次数多了，经常白日见鬼，还老碰见两个洋鬼，法国人，都是神甫，穿得烂死搭活，熬得人鬼不像，饿也饿了，渴也渴了，什罪都受了，死后魂灵还要跑到中国来。你们知道这两个洋鬼是谁？一个姓古，一个姓秦，带着一个蒙古伴当，一百六十多年前从法国跑到中国来传教。他们是第一批经过蒙古到达西藏的天主教神甫。不怕死不怕难只怕不能传播福音。姓古的留下了一本游记，世界驰名，《鞑靼西藏行》，比得上《马可波罗行纪》。他们为什死了魂也不走呢？因为他们在这里付出了他们的‘信’。黄河泛滥，山崩地裂，沙漠戈壁盐碱地，无人区烂泥塘子沼泽地，什没经过？全靠一个‘信’！”
“所以我今天来杨秘密的教堂谈信仰，一大半原因是那两个洋鬼。
“我对你们说，人要信呢，人也要受苦受难呢，人还要来得清清楚楚，去得明明白白。你们把我的话听了，回去好好信，好好受罪，好好活。就这！散了吧。”
吉米从暗影中跑出来，举着《圣经》大声说：“等一等！等一等！各位信徒，请你们其中一位读一段福音吧！我们离别前必须听一听上帝的神谕！”
众人重新坐定，吴玉真捧着《圣经》站起来，一字一句诵读：“这是多么惨的景况！我像一个饥饿的人，从无花果树上找不到剩下的果子，在葡萄园找不到留下的葡萄。所有的葡萄和无花果都被摘光了，所有诚实正直的人都死了。在这地方，连一个对上帝忠心的人也没有。人人都等着机会谋杀；人人都在陷害自己的同胞。
他们全是作恶的专家。官吏和法官接受贿赂，有权势的人跟他们成群结党，狼狈为奸。在他们当中，就算最善良最诚实的人，也跟杂草一样毫无用处。"
这一段《旧约·弥珈书》将寂静钉在了空气中。李混田沉默的身影宛如印入石壁的画图。他凝视着吴玉真，轻轻点了点头，飘然离去。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