原标题：从流水线到日结工：不稳定劳动与青年农民工的困境
一、全球化背景下中国农民工问题的演变
在改革开放初期，一方面，随着农村土地改革的深入推进，农民的生产积极性和劳动生产力不断提高，导致农业劳动力出现剩余；另一方面，在东南沿海地区，由于经济特区和出口加工区的设立，劳动密集型企业快速发展，产生对廉价劳动力的旺盛需求。
在此背景下，大量农民开始进城打工，起初是广东、江苏、浙江等省的本地农民从农村向城市流动，离土不离乡，但随着工业化和城市化规模的扩大，跨区域的农村过剩劳动力从中西部向东部地区转移开始出现，离土又离乡，“东西南北中，打工到广东”正是当时农民工背井离乡、南下进厂的真实写照。
根据国家统计局“2018年农民工动态监测数据”，截至2018年，中国农民工总量为28836万人，其中外出农民工17266万人，可以说是一个史无前例、数量庞大的群体，从就业状况看，制造业和建筑业是农民工从事的主要工作，分别占比27.9%和18.6%，而从事住宿和餐饮业的农民工比重为6.7%，从事居民服务、修理和其他服务业的农民工比重为12.2%。
从政府的角度来看，农民工既在城乡经济发展中发挥重要作用，又给城市环境和社会秩序带来挑战，因此，从改革开放到21世纪初期的二十年中，中国针对农村人口流动的政策经历了从严格限制到支持流动，再到加强控制盲流，最后转变为引导有序流动的过程。为了缓解大量农民工进城所带来的公共管理和治安问题的压力，中央社会治安综合治理委员会在1995年9月发布《关于加强流动人口管理工作的意见》规定，进城务工的流动人口必须持有相应的“暂住证”和“就业证”，否则将采取收容、遣送的措施。
在过去二十多年，农民工问题不断进入公众视野，不仅因为他们给城市社会管理带来的极大困扰，比如说流动人口犯罪问题，而且在于他们的工作生活处境被揭露是很糟糕的。在改革开放早期，由于当时的经济社会发展水平比较低，国家劳动政策缺失以及法律制度不健全，农民工的劳动权利得不到很好的保护。比如在1993年11月，深圳港资致丽玩具厂发生火灾，导致87人死亡，51人受伤，这场震惊全国的惨剧在一定程度上推动了《劳动法》的出台。
2018年的数据显示，1980年及以后出生的新生代农民工占全国农民工总量的51.5%，在全部农民工中，小学文化程度占15.5%，初中文化程度占55.8%，高中文化程度占16.6%，大专及以上占10.9%，这表明中国的农民工问题进入了新的阶段，即新生代农民工成为农民工的主体，而且表现出更强的行动倾向，引起社会各界的广泛关注与讨论。
相比于改革开放之初进城打工的农民工，新生代农民工的受教育水平提高，获取信息和知识的能力更强，他们对当前的工作与未来的职业发展有更高的期待，因此格外关注自身的劳动权利，不再忍受低工资、长工时的工作环境，更愿意主动行动来争取更好的工作条件与薪酬待遇。新生代农民工的行动主义还体现在他们的组织化诉求日益增强，因为他们发现在现有的劳动法律框架下走完程序旷日费时，而针对大部分农民工面临的共性问题，比如低工资，他们明白需要利用正式或非正式的关系网络来争取应有的权利和利益。
统计数据显示近年来农民工的工资持续快速上涨，反映出中国劳动力市场的巨大变化，即人口红利消失，早在2010年中国15-59岁的劳动年龄人口开始绝对减少，刘易斯拐点的到来提高了农民工在劳动力市场上的谈判能力。为了应对企业面临招工难、用工贵的情况，“机器换人”成为缓解农民工工荒，实现产业转型升级的政策措施。比如广东省各级政府相继出台相关政策促进机器人产业发展，在政府补贴的扶持下，珠三角地区出现一批实施自动化升级的示范企业，2018年规划新增工业机器人2万台。
另一方面，在互联网的浪潮下，中国平台经济的蓬勃发展成为吸纳农民工就业的重要渠道，比如在美团、饿了么两大平台注册的骑手人数近600万，他们主要是80、90后男性，来自农村，中专、职校和高中学历，是典型的新生代农民工群体。此外，也有越来越多的新生代农民工主动放弃制造业工作，只愿意做日结工作，“干一天，玩三天”。根据笔者的田野调查，下文将简述流水线普工、外卖骑手以及“三和大神”的工作内容，呈现并分析当代青年农民工工作的困境。
二、流水线上的重复劳动
中国劳动密集型企业普遍采用半自动化的流水线技术，这种生产方式在20世纪初的美国福特汽车生产中获得极大成功，因为流水线利用专用工具和设备让非熟练工人能合作生产，大幅降低汽车生产成本，这被认为是工业生产方式的革命性进步。
以生产 iPad 的最后包装环节为例，整个工作分为充电、下载专用程序、贴编码、外观检验、覆膜、放附件进盒子、放 iPad 进盒子、合上包装盒盖子等 32 道工序，从第一道工序到最后一道工序，耗时约 20 分钟，其中一个操作工的工作是把数据线放进包装盒里，5 秒内完成一次动作，每天重复 5000 次，一共做 2.5 万秒，约 7 个小时。工人每工作两小时，可以休息 10 分钟。整条流水线的程序和运动时间都是经过精密计算的，一个车间里有十二条生产线，端坐于流水线旁的操作工专注于眼前的一小块地方，日复一日地重复着拿起、放下、拿起、放下的机械单调的动作，不允许有任何额外的思考，也不允许有任何停顿或者错误，否则都会造成流水线的混乱。
由于出口型制造业处于全球价值链的底端，利润率微薄，因此为了提高利润率，企业必然会以压低工资标准，延长工作时间，加大劳动强度的措施来达到生产效率及利润的最大化。虽然现代工厂具有标准化的厂房，生产车间按照整理、整顿、清扫、清洁的要求进行管理，显得明亮整洁，但是农民工在流水线上却是高度去技能化和原子化的，因为车间一般实行准军事化的纪律管理制度，每个工站间隔一到两米，车间内不准讲话，不准串线串岗，没有线长的批准不准休息、上厕所和下班。
为了应对用工荒，一些工厂大量使用学生实习工和劳务派遣工，其中学生工由各地的职业技术学校安排，如果不去实习可能就不能毕业，在生产旺季的时候，有的企业劳务派遣工的比例超过50%。由于是短期、临时用工，企业并不会和这些跟学生工和派遣工签订劳动合同，也不缴纳社会保险。
在这样的工作环境中，农民工既不能学到新的技术技能，也没有学到多少人生经验，生活没有目标，“打工是没什么意思，但不干这个又能做什么”成为很多农民工的共同感受，尤其是90后，越来越人进厂几个月，就因为受不了每天睁眼干活、闭眼睡觉的日子而辞职休息，等没钱了再出来打工，这是当前制造业农民工的常态。
三、平台经济中的“赶工游戏”
在劳动力市场上新生代农民工主动放弃制造业工作的现象越来越常见，“自由”被认为是新生代农民工宁愿送外卖、不愿进工厂的重要原因。但是外卖骑手真的是一份“自由”的工作吗？外卖骑手与互联网平台之间存在三种类型的用工关系：专送模式、外包模式与众包模式。
由于外卖平台基本垄断了消费者与商家的订单信息，因此骑手在选择这个工作时只能被动接受平台在定价、派单、奖惩和评价等方面的运行规则。不管是哪一种用工关系，平台对骑手的管理与控制都是建立在算法的基础上，骑手的数据特征，包括所在位置、在线时间、接单数量、配送进度、客户评价等不断被累积记录，平台并以此进行大数据分析，智能分配订单，并通过系统监控骑手的接单情况、送餐路线，在送达后，骑手还需要请求任务结束。
骑手的自主性基本被剥夺，失去了对时间的控制，完全需要按照算法提供的指令来工作，这可以说是制造业中泰勒制流水线去技能化生产的升级版。平台通过精确计算，不断缩短配送的时长，要求骑手不断加快速度，提高效率，但是忽略了骑手在派送过程中的天气、交通以及其他突发情况，在准时送达的压力下，经常可以看到骑手在街头风驰电掣，逆行、闯红灯，边骑边看手机的情况屡见不鲜，后果就是骑手成为潜在的马路杀手，这几年全国各地外卖骑手发生交通事故的数量不断增加，对自己和他人都造成伤害。
骑手的工作基本上是高度个体化的，外卖平台都给骑手设计了严格的等级奖励体系，根据骑手的工作表现和能力来确定现金奖励和等级升级，比如全勤奖、冲单奖和恶劣天气补贴，而且级别越高的骑手会被优先派单，或者拿到距离近、酬金高的单子。表面上看，骑手与骑手之间并不存在明显的竞争关系，但是在这一套激励制度下，骑手的送单数量、骑行距离、好评数量的排名会让他们陷入到一种布洛维所说的“赶工游戏”中，无形中增加了订单量，延长了工作时间，有研究显示骑手的每天平均工作时间为11.4小时。
在奖励制度之外，平台还设计了一套KPI考核机制来规训骑手的工作行为与绩效。具体的惩罚理由包括违反服装、车辆、礼仪和安全等外在形式规范、超时、差评和投诉等，惩罚的手段主要是罚款，情节严重的将会被平台“封号”。平台每个月会对不同站点的骑手进行数据反馈评比，这直接关系骑手的工资发放。在这个惩罚体系中，平台设计的罚款种类和数额远多于奖励，执行起来更严苛，任何违规行为都会被扣分，而扣分就会被扣款，分扣多了更影响接单，可以说骑手是处于弱势地位，只能被动接受。
在平台、商家之外，消费者是骑手面对面接触和服务的对象，而消费者也通过APP系统干预骑手的劳动过程，即消费者可以看到骑手的接送单情况，骑行路线，可以催单和取消订单，还可以对骑手的工作结果进行评价。平台为了保持自身的服务品质，提高消费者的粘性，奉行用户至上的原则，高度重视消费者的评价，因而设计了一套处理与消费者关系时的情感规范。
但平台对消费者和骑手的信息呈现是不对称的，骑手是被边缘化的，一旦因为超时或其他原因获得差评，即使是消费者不经意的乱点或错点，平台对骑手的扣分机制就会自动启动，由系统判定，而且差评结果无法消除，这进一步加深了骑手的弱势地位。虽然配送服务往往是短时一次性的行动，为了避免获得差评，骑手在接单那一刻起就需要额外付出一定的情感劳动，在配送过程中与用户进行沟通，减少因为配送次序、路线选择、迷路等原因造成的互不谅解、甚至是冲突。
从以上劳动过程可以看出，外卖配送基本上是一个准入门槛比较低的工作，并不需要太多的技能，尤其是在众包模式下，只要有闲暇时间，任何人都可以在平台注册成为兼职骑手，平台也不需要投入太多的培训成本，基本半天就能上岗，而且平台打出的“正常干，月入5000，努力干，月入8000，拼命干，月入过万”的口号对招募骑手有足够的吸引力。
但是，平台的薪酬制度是按配送的订单量来计算的，多劳多得，所以表面看，骑手可以自由选择是否进入和退出这个工作以及每天在线接单多长时间，然而，在平台的算法逻辑下，拿到高收入意味着在线时间更长，送餐单数更多，评价分数更高，这无疑是会极大地压缩骑手劳动力再生产的时间。在平台经济中，工作和业余时间的边界是模糊的，虽然没有流水线那种有形的生产管理制度，但是骑手无时无刻不处于算法系统的监督控制之下，没有真正的自由。
四、日结工的江湖
因为日本NHK的一部纪录片《三和大神》的传播，日结工开始被媒体和研究者关注，所谓日结工就是临时工，不签劳动合同，工资按小时或按天计，当天做完工作，当天结清工资。事实上，日结工已经存在很多年，全国各地都有，他们是中国劳动力市场上一个特殊的群体，而且在近年经济下行的情况下，数量规模不断扩大，其中最著名的是驻扎在深圳三和、海信两大人力资源市场周边的“三和大神”，他们大多是80、90后男性，人数估计有近10万人。
纪录片《三和大神》剧照
虽然龙华富士康距离他们只有20分钟车程，而且富士康也在这里招募正式工，相比其他工作，富士康工资稳定、缴纳五险一金，但这些并不能吸引这些日结工。正相反，他们宁愿做日结，因为很多人厌倦了工厂长时间加班的低工资工作，而且在富士康这样管理严苛的工厂不自由，没时间玩网络游戏。也有人觉得之前在富士康这样的工厂工作几年也不能挣到钱，更不能改变命运，还不如做日结，所以他们不愿意进工厂，只愿意“干一天，玩三天”，但是日结意味着没有福利保险，干了今天没明天，非常不稳定。
日结招工一般是在凌晨和下午，每天早上4点，数以千计的日结工聚拢在海信、三和两座大楼之间，几个小时后，他们一群一群地被中介带走、坐大巴或面包车去往工作地点；而下午4点，中介会吆喝着晚上工作的内容、工价，而且是通宵干活，愿意去的就把身份证交给中介，等人招够了，中介就带他们去坐车出发。
日结工干的都是苦力搬运，最脏最累的活，最常见的就是去电子厂的流水线上打螺丝，或者去建筑工地搬砖，清下水道淤泥，或者在物流快递仓库分拣包裹，工价一般是每小时12-14元，干一天能拿到一百多元。相比之下，日结工在三和的生活成本十分低廉，住宿床位一晚15元，一碗面5元，一瓶1.5升的水2元，上网1.5元/小时，包夜8元，包天26元。这么便宜的原因是住的环境很恶劣，十几二十人一个房间，吃的也很差，充饥而已，即使是这样，也有不少日结工负担不起，因为身无分文，经常挨饿好几天，晚上就成为无家可归者，睡大街或公园。
中介是日结工找工作的主要渠道，这些中介自己大多也在工厂干过，熟悉各个厂的大致情况，有的中介是属于人力资源公司，也有不少是私人中介，通过跟工厂的个人关系招工。中介一般是招募到工人后向工厂收取佣金，因此，为了多招工，中介会故意夸赞工作的内容或者夸大工资水平，比如说“去建筑工地搞卫生，4个小时，不用干活，去了就睡觉”。等工人到了工作现场发现跟中介描述的不一样，有的会自行离开，但是有的中介会扣住工人的身份证，等干完活才还给他们。
很多日结工都有被黑中介欺骗的经历，特别是交了押金最后拿不回来。有的中介甚至会介绍一些灰色工作。虽然政府曾在2016年采取行动取缔黑中介，但没办法根绝，而且黑中介消失还导致了另一个结果是虽然人变少了，工作却更难找了。
笔者有一次在广州东区调研时看到，求职的日结工拥挤在紧挨着的居民楼之间的巷子里，晚上快到凌晨了，还有二十多个男青年坐在巷口的台阶上，都在玩手机，不说话，笔者去问一个正在打手机游戏《王者荣耀》的青年是否在等招工，他说这个时间点已经没有了，但他没钱住旅馆，没地方去，只能在这坐着，没其他事情干，就只有玩手机，其他的人估计也是同样的状况，虽然他们都坐在同一个台阶上，但此刻都是无家可归，互不相识的陌生人。
五、不稳定劳动的历史隐喻
2012年清华大学社会学系发布研究报告称新生代农民工的就业呈现出较强的“短工化”趋势，一方面，他们的工作极不稳定，更换工作频繁，平均每份工作的持续时间为2年；另一方面，他们基本从事低技能工作，工资增长有限，技能也得不到提高，难以在内部劳动力市场上向上流动，导致超过60%的新生代农民工因为对工作环境和职业前景不满意而主动辞职。
事实上，在新自由主义的影响下，不稳定的工作状态已经成为全球现象，且愈演愈烈，而对我国的青年农民工而言，他们要面对的不仅仅是偏向资本的经济政策，而且受到新兴的蓬勃发展的自动化生产技术、互联网商业模式和人工智能监控的冲击，这意味着如果没有相应的社会政策提升与保护，青年农民工的工作将会更加不稳定，随时面临失业的风险，陷入更加不平等的经济地位。从这个意义上说，工作问题更是一项社会政治议题，不仅关系到青年农民工的生计，更涉及到社会的稳定。
不管是农民工厌倦了制造业的重复劳动而主动离开，还是“机器换人”导致农民工被迫退出制造业工作，这背后反映的是政策功能的失衡，劳动法律难以发挥保护农民工合法权益的职能，产业政策的制定偏向于给企业提供大量补贴，而较少投资农民工的技能升级，以至于当制造业农民工流向平台经济和日结工作时，也就沦落到更加不稳定和不安全的状态。
因为当制造业使用越来越多的学生工、劳务派遣工时，企业将不用跟他们签订劳动合同，不用购买社会保险，法律的规制作用被进一步弱化；当外卖骑手将平台作为唯一的生计来源时，这意味着平台对骑手的完全控制，导致骑手需要不断地“赶工”，并不能获得真正的自由；而“三和大神”这样的日结工更是像奴隶一样出卖自己的体力，不但没有正规的工作关系，连作为人的基本尊严也丧失了。因此随着中国不稳定就业规模的扩大，非标准的劳动关系将成为就业的常态，短期性、临时性的工作将新生代农民工变得更加原子化，看似是一种自由选择，但是不规则的工作时间导致工作与生活的界限变得模糊，使得他们的工作负担加重。
青年农民工的不稳定工作状态潜藏着一定程度的社会风险，在经济不景气的状况下，政府应该投入资源协助他们进行技能投资，以技能升级推动社会升级；在新经济形态下，法律法规也应该得到完善，从而更好地适用于灵活的用工关系，保障农民工在新工作中的权益；在日益迭代的技术治理下，农民工的心理健康也应该受到重视，帮助他们恢复对生活的信心，创造便利的条件促进他们的社会融入。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