原标题：上海城记｜那个王晓锋，那些未出的影视原声
当年朱桦的翻唱率最高，各种歌手都能模仿当年朱桦的翻唱率最高，各种歌手都能模仿位好友起了争执。作曲家三宝说：“我写歌必须先有和声，在这个基础上设计旋律。”唱作人高晓松说：“我不是，我就是先哼一段旋律，然后配和声。”其实这就是学院派与野路子的分歧。王晓锋说：“你们谁也别争，结合一下就OK，我就是结合。”
王晓锋近照
在北京的音乐圈，王晓锋是一个特别响亮的名字。上世纪的八〇年代，他是业内“扒带子”的主将；九〇年代，他是广告音乐第一人；本世纪，他替一长串的经典影视剧配乐，譬如《潜伏》、《不要和陌生人说话》、《中国式离婚》以及《生死线》。当然，响亮的还有写文章的王晓峰，两个名字读音相同。“我记得第一次见他是在飞机上，”大家熟悉的“三表哥”回忆道，“我坐他旁边，然后前头有人喊‘wangxiaofeng’，我们俩一起站起来，都以为叫自己呢。”
写文章的王晓峰，大家熟悉的“三表哥”
作曲家王晓锋的回忆是这样的：“最早见面是在田震家里看摇滚录像带，打牌，散了下楼，正好碰上了，田震就给我介绍，说这个人也叫王晓峰。”彼时的田震，是圈内公认的“四大摇滚”之一，另外三位是崔健、王迪、孙国庆，其他的歌手只能叫“西北风”，尽管他们身上也许有摇滚乐的影子或者气质。王晓峰当时还在中国政法大学念书，王晓锋则在中国广播艺术团工作，掌管着一台Roland JX-8P，北京当年罕见的合成器。多年以后，这两位都成了大腕，为了避免误会，写文章的王晓峰把笔名改成了王小峰。诡异的是，在电影《梦幻田园》的片尾字幕，作曲的署名偏偏是王小峰。我会去看王小帅的这部冷门作品，纯粹是因为王晓锋，他说一九九九年和王小帅有过一次合作。
“王小峰是你的笔名吗？”我问。
“没有，我的笔名是米王，他们打错了。”当事人回应。
《不要和陌生人说话》发表于二〇〇二年，是王晓锋的首张个人专辑，长久以来也是唯一的一张
另一次更滑稽。那是一九九七年，王晓锋为一则公益广告写歌，想请刘欢演唱。电话拨通，来意点明，刘欢误以为正在和写文章不留情面的王小峰洽谈，这次合作先抑后扬，好在结局圆满。《从头再来》这首歌后来成了刘欢的保留曲目，也收录进了王晓锋的专辑《不要和陌生人说话》。这张侧重影视歌曲的精选唱片发表于二〇〇二年，是王晓锋的首张个人专辑，长久以来，也是唯一的一张。仿佛是“乐坛余则成”，从业三十余年，由他作曲的影视剧已经超过了六十部，可惜原声音乐（Soundtrack）在国内的唱片出版一直是冷门，所以像是他为电影《那山那人那狗》（霍建起导演，一九九九年）做的配乐，迟至最近才出了原声专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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从头认识王晓锋，他其实是上海人。一九六三年，他出生在徐汇区，父母都是公安艺术团的。家里住在武康路。那栋房子虽然不及斜对面的武康大楼那么显赫，却也有一段历史，现在常有游客慕名来参观，最早属于袁世凯的大儿子袁克定，解放后移交公安系统。在王晓锋的记忆里，它当年是公安局的一个宿舍，给有一定职位的人住，比如警察学院的院长、交通大队的头儿。
王晓锋五岁习琴，童年很少离开徐汇区，位于汾阳路的上海音乐学院是他活动范围的边界。花园洋房，引人遐想，但是他后来却报考了中央音乐学院的附中。历史原因。他自认为和“上音”感情笃深，“文革”结束，“上音”没有当即复苏，先恢复招生的是中央音乐学院。家里成分不好，北京差点去不成。王晓锋的爷爷解放前在高雄市的一个远洋轮船公司工作，上海解放前夕，国民党要把留台人士的家眷接去台湾。当时来了一艘军舰，停在吴淞口。军舰没法靠岸，需要短驳船摆渡，临上船，王晓锋的奶奶突然想起家里忘了一样东西，非要回去拿，独子跟去了。他们当时住在八仙桥，再回来，驳船没了，军舰上不去了，眼睁睁就这样分离。有的时候，分离比死亡更残酷，因为死亡不会波及。他爷爷还活着，在台湾呢——入学政审的时候卡在了这一条。好在有老师求情，吹小号的，也是上海人，打包票似的插了一句：“他爸爸是公安系统的，没有问题。”
火车平稳地停在北京站。学校派车子来接。走长安街，过天安门——那情景让王晓锋无比激动——到了新文化街，拐进去，当时中央音乐学院没有正门，大门位于鲍家街四十三号，藏在小胡同里面。“啊？到了？”王晓锋简直不敢相信。校舍外面布满了防震棚。七六年唐山大地震，七七年三月的北京，防震的意识尚未拆除。“啊？”他脱口而出，“中央音乐学院那么破啊！”脑子里对音乐学院的印象还停留在上海音乐学院的花园洋房，两相比较，不可能不失落。这种情绪等到了寝室，看到一个房间上下铺要住十五个人，就化作眼泪扑簌簌地掉下来。后悔啊。当时也没有电话，没办法向父母诉苦。好在伙食实在是太棒了。“文革”时期的中央音乐学院，名誉校长是江青，对文艺格外重视，伙食特别好，荤菜是不限量的，还有水果、冰激凌，统统免费供应，其他生活用品也是国家包了。
民乐系的王勇是王晓锋的好哥们，后来签约魔岩并且发表了专辑《往生》
放暑假，七月回上海，父母见到王晓锋，纳闷道：“你怎么那么胖啊！”九月开学，制度哗啦啦全给改了，只提供一荤两素，虽然还是国家包伙。王晓锋平时不吃鱼，怕腥，碰到吃鱼，就给一个特别好的哥们，叫王勇——此君后来帮崔健的专辑弹古筝，一九九六年在魔岩唱片发表专辑《往生》——王晓锋爱吃鸡，遇到吃鸡，全归他。
王勇在民乐系，王晓锋在管乐系（主修双簧管，副修钢琴），因为同届，课有交集。那时，中央音乐学院的附中和本科还混编在鲍家街，附中位于五号楼，本科在一号楼。他们这批附中的是七七年三月进去的，然后到了七八年，谭盾、陈其钢、苏聪、郭文景、瞿小松、叶小纲、刘索拉……那批日后成就伟业的本科生就来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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王晓锋喜欢跟大孩子玩。他人生第一次走穴就是和那批本科生。那是一九八〇年的春节前夕，一伙南方的学生（就王晓锋一个附中）在返乡途中顺道去安徽芜湖演出。给他留下深刻印象的是马洪海（男高音）、马晓明（小提琴），演完之后下面起哄，阳春白雪，老乡抱怨听不懂。当地有一个报幕的，上去唱了几首安徽民歌，特火，给学生们“上了一课”。可是他们的表演形式没法改啊，只能换曲目，把《致爱丽丝》换成《我的祖国》。天特别冷，后台靠烧炭取暖，演完分两批开车送到芜湖火车站。王晓锋当时只分到了几块钱，主要是好玩，找个锻炼、展示的舞台。同年还有一件事情影响到他。第一次听邓丽君。在上海老乡刘大海的琴房，有一台606的开盘机。是邓丽君最早提醒他，歌还能这样唱，当时学校里都是美声，七七年入校，视听室里全是样板戏，到八〇年才给听交响乐，譬如捷克爱乐。王晓锋喜欢邓丽君，与流行音乐若即若离，同样红火的刘文正，还有那些台湾的校园民谣，无法提供他叛逆的动力。其他同学更喜欢交响乐。“大概上海人骨子里有这种小资情调吧，容易被邓丽君打动。”王晓锋说。
然后是摇滚乐。那是动真格了，把他彻底“带偏”。
在转型当主持人之前孙国庆是中国的四大摇滚之一，还上过《音像世界》的封面
三里河十三号院，当年的“高干”住宅区之一。王晓锋依托父亲的人脉经常去玩，和朋友们扎堆看录像，主要是外国的摇滚乐现场。最早是一九八三年，后来改去田震家里。田震爱看电视，圈里人经常在她家里聚，各种最新的摇滚录像带。他认识田震是孙国庆介绍。孙国庆和他是同学兼同事，当时都住中国广播艺术团的宿舍。孙国庆有时抱把吉他在楼道里对着墙唱谷村新司。“老孙你行啊。”王晓锋一直觉得孙国庆有语言天赋，他哥哥孙禹也是特能侃，外号“节目”，朋友特别多。通过孙国庆，王晓锋认识了田震、崔健、王迪，进了那个圈子，经常一起玩，或者组队走穴。
走穴原是相声界的公开秘密，改革开放以后波及整个文艺圈。王晓锋走穴就靠团里的那套Roland合成器。买来的时候没有今天那么考究的琴盒，只有纸箱，走穴之前，拿块布包起来，夹着坐火车。当时北京有四大穴头，他跟一个姓陈的走得最多。据说，第一批走穴的乐手是每场五块钱，他“走”的时候已经涨到三十块钱。走穴通常是各个团的大腕组成一个草台班子，像是侯宝林、成方圆、张蔷，这些当年的大腕一场能拿二百五块，乐手和其他唱歌、说相声的一个价，三十块钱。
从黑龙江的最北端，一直演到辽宁的最南端，差不多历时一个月。最多一天能演七场，上午九点半开始，当年最火的都是中文歌。乐队肯定是最辛苦的，两小时一场，中间休息一刻钟。演出场地不会事先联系，只安排一场，去演了，演的时候周围地方的剧场经理像开文艺大会，都来看，再订下一个点，反正一小时的车程，比如说五常演完了，去阿城。在东北演出虽然火，却经常拿不到钱，行话叫“火穴水滞”，穴很火，但是没拿到钱。演完就得赶下一个场子，和前面的就失联了，不像今天有手机，可以追讨。
何勇也是当年一起走穴的伙伴，小伙伴，当年只有十五岁，因为演了儿童剧有点火。那时的他主打吉他弹唱，随身带一台国产音箱，他父亲坐在音箱旁边弹贝斯。长途奔波，音箱有时也会闹情绪，何勇的吉他solo正激昂呢——啪，声音跳掉了，何父对着音箱一掌拍下去。一旁是弹键盘的王晓锋，有时候也帮着补一下，他说那个画面特别有趣，都养成习惯了。
一九八六年，有个朋友让王晓锋联系几个唱歌的，到长征饭店的后花园走穴。他联系了崔健、成方圆、臧天朔、孙国庆、王迪。“万李马王”乐队的马晓艺还提供了鼓和一些乐器。露天演出，演一半突降暴雨，马晓艺心疼乐器，建议赶紧撤。演出的酬劳是两千块钱，怎么分呢，那么多人。崔健提议去丽都饭店打保龄球。当时全北京只有“丽都”能打保龄球，三十块钱一局。约好是次日的下午三点。客串“穴头”的王晓锋准时到了，等到四点半，一个人都没来，有一种被放鸽子的焦躁与无奈，当时没有手机也没有BB机，联系不上，他就问丽都饭店的一个朋友：“他们怎么还没来啊。”朋友说是呀。王晓锋于是撤了。结果第二天，饭店的朋友联系他：“他们来了，五点到的，齐刷刷都是五点。”
“什么情况啊？”王晓锋问。
“他们在一个地方集合了，”朋友说，“一起过来的。”
“那打了没打？”
“没打，说拿钱的没在，吃了顿饭。”然后报给王晓锋一个金额，让他报销。
从那以后，王晓锋得出一个结论，搞摇滚的不太靠谱。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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走穴之外，八〇年代国内流行乐坛的另一个关键词是扒带子。圈内的行话叫copyright，直译“版权”，其实是没有版权的翻唱，当时并不犯法，因为中国当时还没有加入“伯尔尼联盟”。扒带子的核心工作是编曲，全靠乐感好的人听了磁带之后一点点扒，扒得越接近原版，水平越高，越受唱片公司的器重。
这个活，王晓锋在中央音乐学院念书的时候是当游戏来玩的，或者说是某种训练。一九八四年，他毕业后随即分配进了中国广播艺术团，扒带子开始给他带来经济上的收益。北京比较早扒带子的还有东方歌舞团的张宝国、王晓锋的某位师哥，以及三宝的哥哥大宝。三人分属在不同的唱片公司，王晓锋主要是替北京音像、中国唱片干活。第一次“下海”是跟北京音像合作，编辑叫莎光，做邓丽君的翻唱专辑，朱桦演唱。当年朱桦的翻唱率最高，各种歌手都能模仿，录音非常快，进棚先遛一遍，基本上第二遍就能让制作人点头。朱桦给王晓锋留下了极深的印象，如果硬要挑刺，只能说颜值。如此高效的优秀歌手还有杭天琪。最快的时候，五天就能做完一整张专辑。当时王晓锋和一些乐手吃住都在录音棚，新街口百花深处胡同十六号，九〇年代初，某宝岛歌手来此录音，迟迟找不到状态，喝高了，写下这样的歌词：“不敢在午夜问路，怕走到了百花深处。”百花深处的百花录音棚与王晓锋有缘，模拟时代的录音工作他几乎都选在那里，录音师叫老哥，本名王昕波，最早是“万李马王”乐队的吉他手。
当年朱桦的翻唱率最高，各种歌手都能模仿
还有旅游录音棚，属于中国旅游声像出版社，是另一个朋友圈，当时的录音师叫陈庆，崔健的第一张原创专辑就是在那里录的，磨了很久，王晓锋有时会去玩。原创多么美好。扒带子顶多算编曲，这是王晓锋当时对自己的定位，他帮唱片公司做一张专辑，算稿酬，一张专辑三千多人民币，也可以理解为编曲费，编曲加合成器演奏。版税？盗版何来版税之谈，而且那个年代没有版税的概念，原创作品也经常是稿费一次性买断。
当年，属于王晓锋的原创是帮他的一位好友做专辑，还有广告配乐。广告在八〇年代属于新鲜事物，更新鲜的是广告居然还有配乐。倒不是说广告就活该天生素颜，而是那个年代的广告基本都在用罐头音乐，时称现成音乐。改变那个现状的导演叫邹雄（现名邹易儒），他和管虎是一批的，都是北影子弟。邹雄是中国比较早拍广告的导演，审美是按照电影来的。有一天，王晓锋抱着合成器进了录音棚，还不敢相信。
“你怎么想起这一出呢？”他问导演。
“我找的音乐都不行，感觉不对。”
王晓锋勉力一试。录音棚很小，正在录解说。他是看着画面现编音乐，十五秒，后来，他成了邹雄的黄金搭档，施展空间最多也只有三十秒。广告音乐难在瞬间变化快，没有铺垫，情绪和动态需要在极短的时间里大起大落。王晓锋在广告配乐里练就了一项本事，后来为影视剧配乐打了基础，一秒二十四帧，有时画面和音频脱节两三帧，他都能看出来。当年没有电脑做时间轴，全凭感觉。不过，那时期他的音乐活动主要是走穴、扒带子，而这些，随着八〇年代的即将落幕，突降休止符。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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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夏天在我看来是一个危险的季节，”王朔在小说《动物凶猛》里这样写道，“炎热的天气使人群比其他季节裸露得更多，因此很难掩饰欲望。”
一九九〇年，北京的文艺圈整体萧条。活动都停了，心灰意冷，不知道往哪个方向走，唱歌的更迷茫一点，比较着急，幕后的相对还行。但是大家还是要聚啊，无事可干的王晓锋约上一众好友，经常会去田震家里打牌，有时约在填词人黄小茂的家里。黄小茂当时住石景山的八角，比较远，王晓锋记得常去的有屠洪刚、景岗山、韩笑，大家一起喝点酒，打打牌，景岗山最牛，开着“126P”就来了。
也有好消息。北京出现了打口带，王晓锋就是那时期开始接触打口带。然后是九一年年底，扒带子换了马甲重生。卡拉OK在市场上很火爆，甚至惊动了邻国的唱片公司。ASSA在韩国是大厂牌，可惜没能挺过九七年的金融风暴，公司曾经在首尔有一栋大楼。卡拉OK一直是他们的一项业务，之前是做前苏联的歌，做完之后开始涉足华语流行音乐，王晓锋受邀担任音乐编辑。双方是通过一个广告公司的老总认识的。还是扒带子，一首歌一般四个人做，贝司吉他是一个人，键盘是一个人，唱的部分是一个人，全完成之后交给第四个人，水平比较高的，校对一下，他们全弄完之后才到王晓锋手里，他如果点头，就可以上市了。
九三年至九六年，王晓锋旅居韩国，与卡拉OK伴唱带为伍，学会了用电脑软件制作音乐，还欣赏了好些欧美大牌的摇滚演唱会。内地流行音乐的回春他没赶上，他和原先的圈子失联了。每次回北京只待几天，就为了跟广播艺术团报个道，不然，下场便是自动离职。那年头的通讯也不像现在那么发达，好些人发达了，搬家了。一个念头：“也许有人找过我，因为没找着，误以为王晓锋归隐了。”形势比人强，到了九六年，他觉得必须回国了，必须做自己的音乐。
给广告配乐，很快就做到了业界第一人。广告是不署名的。王晓锋说，经常听一些导演说某某广告是他拍的，谁知道呢，音乐也是。做广告音乐有两大问题是他无法忍受的，一是空间不够，至多几分钟，二是音质压缩。电视台播的都是单声道，从广告到电视剧无不如此，这牵涉到设备的全面升级。九六年他回国的时候还在嘀咕，八〇年代是那样，现在应该改善了吧，因为在日本，电视台已经全部改立体声了，效果非常好。他说当年中央电视台起过念头，但是这个换是牵一发而动全身，必须整个换，当时评估下来要花八十三个亿，没舍得。单声道有一系列的顽疾，音乐的宽度没有了，比例也会不对。立体声录的时候，人声是被乐队包围住的，但是一变单声道，人声就被拱到最前面去了，乐队被弱化。还有就是声音特别干，回响度减了，所以王晓锋从电视里听到自己的音乐就非常难受。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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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九九七年，香港回归之后，有一日霍建起导演联系王晓锋，说有一部电影，小成本的，想请他配乐。霍导言之凿凿：“这部电影拍完之后，中国可能不会再有同类型的电影。”
《那山那人那狗》一九九九年在国内公映，只卖出了一个拷贝，正如霍建起当初对王晓锋解释的那样：“因为肯定是赔钱的，不可能有什么票房。”王晓锋被他的答案震住了，但还是要求先看样片。霍导为他放了粗剪片。画面如此唯美，看完特别有感触。
看完电影，陈好的笑容打动了王晓锋，是他接下配乐工作的原因之一
“音乐的量肯定不少吧，又没什么台词，都是在山里走。”他问导演。导演也不避讳，但只给一个多月的工期，另外还特别强调：“没什么钱。”毕竟是小成本嘛。导演坦言就是喜欢唯美的东西，热爱这个。王晓锋说：“霍导，你让我好好看一下这个粗剪版，完了我们再谈。”他回家又看了一遍。其实是被陈好演的那个角色打动了，印象特别深刻，那种笑容，特别美好的感觉。还有片子里的唯美与空灵。赶紧给导演打电话：“霍导啊，我来做，至于钱不钱的，都不是问题，你给多少，我干，只是如果给的少，我就没办法请人来演奏了。”
非常高明的答案，值得在职场的方方面面推广。可惜当年霍导的预算的确吃紧，所以给了一个很低的数字，低到王晓锋确实请不动乐手。于是，他搬出了两台合成器，一台Korg，另一台是他用得最多的Roland JV-2080，只不过比以前多加了一块模块，一个采样器。所有曲子都是他自行来演奏，一九九八年八月灌录在DAT带子里，给到霍导，再转交北影的总录音师，在原有基础上加些缩混，让那些音乐显得更缥缈一点。
那卷DAT数码带，二十一年之后才异宝重光。有一家独立的音乐厂牌，斗胆想要培育中国的原声音乐市场，愿意替《那山那人那狗》出电影原声专辑。王晓锋家里的两台DAT机器都坏了，在淘宝上网购了一台二手设备，新的数字音源是这样才抢救出来的。抢救的过程，王晓锋重温了《那山那人那狗》的音乐，觉得还是有一些遗憾，如果经费充足的话，找乐手来录某些段落，效果会更好。
《那山那人那狗》在日本公映时候的海报
条件受限，甚至当年连合同都没签。对版权缺乏概念，等于是拿了钱就干活，至于后续的版权和版税，不懂，也没谈。《那山那人那狗》后来引爆日本，日方的发行商通过电影海报找到潇湘厂和北影厂，说我们要给作曲的版税，接着找到中国音乐著作权协会。王晓锋是协会的会员，还是理事。日方找到这个组织以后，想当然就把钱汇了过去。这个组织呢，好歹通知了王晓锋，打来电话，告诉他日本有这样一笔款子，不少，到时候请客吧。“他说是版税，然后我才懂什么叫版税。”王晓锋说。
《那山那人那狗》剧照
那通电话发生在二〇〇二年，但是钱真正落袋是四年以后，合人民币才一万多，和最初说的情况颇有差距。王晓锋是在等待的过程中对日本的版税情况有了切身体会。他帮女子十二乐坊的第三张专辑出过力，签了合同，作曲没有费用，编曲八千块钱一首，作曲的收入就是靠版税。版税后来由日本唱片公司直接打给王晓京（女子十二乐坊的经纪人）的公司，公司再转给他。“那笔钱是很可观的，一首歌都要比整个《那山那人那狗》来得高。”王晓锋说。有段时间，谷建芬老师召集他、台湾的小虫、还有三宝、小柯，关于版权的事情，和“音著协”还有很多演出公司办了一个座谈会，对目前的版税现况非常不满意。不是抨击，而是探讨，我们的版税到底去哪儿了？他觉得音乐人在中国有时候真是可悲。很多朋友说，晓锋啊，你那么多作品，在美国早就可以退休了，可以躺着收钱。他心想，在中国大概得以量生存，这个量主要是数量，光靠质量还不行。
单计数量，由王晓锋作曲的影视剧已经超过了六十部。他现在的工作节奏是每年做三部电视剧、一部电影、若干企业政府的宣传歌曲。宣传的活儿最赚钱，电影配乐是他的最爱。“电视剧现在恰恰是赚钱最少的。”王晓锋说。因为电视剧的钱都给了演员、导演、编剧，制作上呢，其实他的价格在国内已是最高。
去年，他在北京参加了第四届影视音乐论坛，当时某大导演坐他旁边，说新拍了一部古装剧，八十二集，找了一个作曲，开价六百万，最后给了三百万，觉得特别亏欠，砍掉了一半。王晓锋说，这个三百万我们觉得是天文数字。
业界目前的均价是一万一集，还有几千一集，王晓锋说，现在后期花五六十万做音乐已经觉得很大方了。早年是一二十万。现在还有人愿意当义工，在圈内已有成名作的，行话叫“呛活”——知道哪个导演有什么戏了，消息还特别灵通，就说这个戏，你就付乐手的钱，其他甭管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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从五岁学琴算起，和音乐打了半个世纪的交道，王晓锋的大半生都在北京度过，他自称最近越来越喜欢上海，所以时常回来。
王晓锋非常清醒，中国的音乐中心在北京，而他的音乐创作几乎都是命题作文，或者说功能性的作曲。他喜欢摇滚乐，却没有一头扎进去。本世纪初，第一次和汪峰合作，汪峰听了他摇滚化的表达，说他比自己还狠。请汪正正唱的《超越梦想》也走硬摇滚曲风，这首歌走红之后，不断有人向王晓锋发出再来一首的邀约，他不为所动，转而创作舒缓、优美的慢歌。摇滚精神在王晓锋的身上是一种抽象的表达，而非音乐风格的重型碾压。他最爱的摇滚乐队是Pink Floyd，他喜欢迷幻的质感，所以给自己取了“米王”的笔名，“米”的前身是“迷”。
除了功能性的创作，王晓锋往后也会为自己做音乐。他将那个始于本世纪初的计划定义为“无题音乐”——没有鲜明的主题要表达，没有词，人声可以出现，以乐器的形式，就像出现在电影《那山那人那狗》的笛声，不受小节的限制，悠扬地一直吹下去。那是他最想做的，为他自己。
公映二十年后，电影《那山那人那狗》才迎来了原声专辑的出版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