原标题：《全球通史》第七版：从西方中心论到全球史观的转变
二十世纪七十年代，美国著名历史学家也是“全球史观”的倡导者斯塔夫里阿诺斯出版了《全球通史：从史前史到21世纪》，这部书在全球畅销2500万册，中文简体版已经销售600万册，并不断更新再版中，第七版新校本近日由北京大学出版社出版。
《全球通史》着眼于人类起源之初至二十世纪七十年代，上下数百万年间对人类历史进程产生重大影响的历史事件，以及种种事件之间的相互关联与影响。该书将世界历史视为一个整体，突破“西方中心论”的窠臼，书写了全球人的全球史。此次新校本是根据中文版出版十余年来，读者不断反馈的意见整合的基础上，对译文中出现的错讹和原著中的疏漏进行修订后推出的，也是对新时代新史学的回应。
《全球通史》在其中文版出版十余年来修订七次，北京大学历史系教授高毅认为，该书之所以有如此大的影响，主要是因为它用一种读者喜闻乐见的语言，深入浅出地把人类社会从哪里来，将来又会走向哪里的情况做了一个描述。高毅进一步解释道，它的读者在今天来看是颇具贵族气质的，“在物欲横流的社会把关注点放在全球社会上，这需要有一点心气。”
除却其语言的通俗性与叙述的可读性，该书所体现的时代感与现实感也赋予了它不同的气质。在高毅看来，斯塔夫里阿诺斯并没有一味地把读者拉向遥远的过去，而是试图让读者用过去的经验反观现实生活中的问题，从而更加清楚自身在时间洪流中的位置，进而认识到在未来我们该为何而继续奋斗。
从“全球史观”眺望“大同世界”
如若将斯塔夫里阿诺斯置于整个西方的学术脉络中，他留名至今的原因或可部分归于将历史学从庙宇和殿堂推向了民间和草根。《全球通史》恰似这样一扇门，将读者带入一个如万花筒般的世界体系中，上承前代学者之探索，下启此后的一股浩荡的“全球史观”之潮流。
追溯“全球史观”的渊源，不得不回顾历史长河中几个阶段的演变。从十八世纪欧洲对中国文化的崇尚，转至十九世纪工业革命的完成致使“欧洲中心论”的产生，两次世界大战重塑了世界的格局，终至二十世纪六十年代“欧洲中心论”遭到前所未有的否定，欧洲人开始重新思考自身的定位，自此开启了“全球史观”的路径。
在如何看待《全球通史》从“西方中心论”向“全球史观”的转变上，北京大学历史系教授徐健评价该书在这样一场转变中，可谓是率先做出了“壮士断腕的决心”。
清华大学历史系副教授曹寅则认为，斯塔夫里阿诺斯带着一种自我批判精神，尝试从一个中心走向全球视角，这同样启示中国读者在阅读中不应该通过批判欧洲中心论来加强中国中心，陷入从一个中心到另一个中心的桎梏，而应该对“普世性的中心观念”保持警醒。
从历史出发，人类又将要走向何方？《全球通史》中流露出通往“大同世界”的可能性。在高毅看来，所谓的“大同世界”即是一个没有战争、永久和平的世界。这一点在东西方是有共识的，十八世纪启蒙时代的欧洲也萌生出了类似的向往，幻想中的乌托邦寄托了他们的理想。虽然这一理念在今天看来仍然是一个愿景式的存在；但是，“即便它是一个乌托邦，那也是大家应该为之奋斗的乌托邦”。
走向联系、流动、共享的全球化未来
全球史强调联系与共享，而非排他。当今战争的本质往往在于身份政治的激化，而《全球通史》中所展现的共享空间，使得读者具备更为广阔的世界观，从而避免陷入这样的激进之中。
回顾历史是从另一层面关照现实。从该书的核心观点出发，曹寅认为今天社会的技术变革与社会变革同样值得读者重视。随着新技术的加入，二十一世纪资本的形式并非工业资本亦或是殖民时期的资源资本，而是所谓的“监控资本”。将人视为一种个体的数据，每一次不经意间的行动集合构成了关于每个个体独特的数据库资源，而这与人工智能直接相关，“AI背后逻辑是资本，而资本内置的逻辑是赚钱。”
对于技术变革，在热情拥抱的同时仍应保持必要的审慎与警醒，从历史角度打量，寻找支撑，这也是《全球通史》中体现出的价值倾向。
作为一部理解人类历史过往、现在与未来的经典著作，《全球通史》流露出的时代感与现实感时刻提醒我们认清所生活的现实世界与历史的内在联系，从而使我们的思想能够跨越时空的限制，看到历史的传承性。
阅读《全球通史》的意义在于，我们只有透过过去，才能看到历史对今天的启示，才能看到人类的未来。每个时代都会面对新的问题，产生新的疑问，探求新的答案，因此，每个时代都要编写它自己的历史，而每个时代的人也需要阅读属于这个时代的历史。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