原标题：詹姆斯·密尔斯：“边缘资本主义”与“成瘾的年代”
2019年11月5日下午，由上海大学历史系、英国思克莱德大学（University of Strathclyde）和曼彻斯特大学（University of Manchester）大学主办，毒品与国家安全研究中心、《医疗社会史研究》编辑部协办的“第二届中英医学人文工作坊”在上海大学文学院举行。思克莱德大学教授吉姆斯·米尔斯（James H. Mills）介绍了他的最新研究成果，作了名为《大麻、愉悦与痛苦：1844年英国格拉斯哥实验》的学术报告。上海大学文学院院长张勇安、历史系教授艾睿思（Iris Borowy）和夏昀、青年东方学者朴玮德（Ved Barauh），复旦大学历史系教授高晞及上海社科院历史研究所赵婧博士等出席会议；一同参会的还有二十余位复旦大学历史系博士生和上海大学世界史硕博士生。
米尔斯教授是国际著名的医疗社会史学者、英国格拉斯哥医疗社会史中心（Centre for the Social History of Health and Healthcare, Glasgow）主任，他的研究主要集中在大英帝国药品和麻醉品社会史领域，在英国的大麻史方面颇有建树。其代表作有《大麻帝国：英国的管控与消费，1928-2008》（Cannabis Nation: Control and consumption in Britain, c. 1928-2008）、《大麻百科全书：大麻与英国政府的社会政治史》（Cannabis Britannica: a social and political history of cannabis and British government, 1800-1928 ）等。
米尔斯教授本次学术报告主要是以1844年在英国进行的一场医疗实验为中心，通过讲述人们对大麻效用的尝试，回答了“精神活性物质是如何由地区走向全球的”这样一个问题。
苏格兰毒品史研究的缺位
米尔斯教授首先从自己多年的研究与教学出发，提出自己对英国毒品史存在的疑惑：以弗吉尼娅·贝里奇（Virginia Berridge）为代表的英国毒品史研究为何都将重点放在英格兰而非苏格兰。以贝里奇的代表作《鸦片与人》（Opium and the People）为例，该书就是集中讲述了鸦片在19世纪英格兰的使用状况。造成这一现象的原因在哪儿？米尔斯指出，这是因为大多数历史上毒品与毒品管制的档案文献都存于伦敦的档案馆中，如大英图书馆、国家档案馆等。这势必导致历史学家研究所依据的文献更偏向于英格兰，因此研究成果也偏向于英格兰。那么如何能够在现有的状况下书写苏格兰的毒品史呢？如何能够摆脱伦敦这个大都市的影响去研究毒品在其他地区的兴起与发展？米尔斯教授开始去寻找并研究苏格兰地区毒品相关的史料。
18-19世纪，爱丁堡大学和格拉斯哥大学拥有堪称英国乃至世界上最顶级的医学研究机构，当时的许多医疗记录和研究资料等在今天的研究中展现出了巨大的价值。事实上，从历史上，苏格兰在宗教、教育、医疗等各个方面都存在着与英格兰不同的体系，通过对苏格兰档案的阅读与研究，发现苏格兰的毒品史逐渐呈现出了与英格兰毒品史不同的特征。由于苏格兰毒品史存在特殊性，仅仅用英格兰的毒品史来呈现英国毒品史显然是不合理的。对苏格兰毒品史的考察有其紧迫性和必要性，它一定是英国毒品史书写的不可或缺的一部分。出于这样的原因，也作为对贝里奇研究的回应，米尔斯为自己的接下来的研究提出了问题：如果毒品史的书写避开国家档案、伦敦这样的大都市的档案会怎么样？
回顾麻醉药品的发展，我们可以发现：500年前，像酒精、烟草、可卡因、吗啡等各类精神活性物质往往是在某一地区比较盛行。然而200年后，这类精神物质广泛成为全球贸易的商品。因此米尔斯提出了第二个问题，也就是本次演讲的中心问题：驱使这些精神活性物质从地区走向全球的因素是什么？接下来米尔斯教授选取了档案中的一部分材料，想要通过一个案例来回答这个问题。
英国格拉斯哥的洛克医院（Glasgow Lock Hospital）及其周边地图
1844年英国格拉斯哥大麻实验
该案例最初由格拉斯哥大学外科教授詹姆斯·阿代尔·劳里（James Adair Lawrie）发表在1844年《伦敦与爱丁堡医学月刊》（London and Edinburgh Monthly Journal of Medical Science）上，这是一个给病人服用印度大麻的医学实验记录。据米尔斯教授所说，该案例是第一个在格拉斯哥使用大麻的记录，也是第一次将大麻用于医学实验的记录。此后越来越多的格拉斯哥人开始使用大麻。由于大麻原产地在南亚和北非，这样的记录正是大麻史成为全球史的有力证据，也是我们研究苏格兰大麻史的重要依据。
劳里是地地道道的苏格兰人，他曾在伦敦和格拉斯哥求学，后在格拉斯哥医院担任医疗主任。1822年他被派往东印度公司担任外科医生，由于不适应孟加拉的气候条件于1829年返回苏格兰。根据米尔斯教授的研究，当时很多驻扎在印度地区的英国医生都对印度医疗非常感兴趣，他们通过调查医药市场、采访当地群众等方式了解到了印度人的疗法和所用医药等等。劳里也是探访调查印度医学的英国医生之一。在印度的这几年，他观察到，孟加拉人常常将印度大麻的提取物Bhang用作麻醉。这引发了他想要验证大麻医疗用途的想法。
回到英国的劳里想要进行医学实验却苦于无法得到大麻，他的文章中写道：“三四年前，我请一位年轻的医生朋友从印度给我寄一些大麻，但是他似乎忘记了”。1842年，同样曾在东印度公司担任医务人员的威廉·布鲁克·奥肖内西（William Brooke O'Shaughnessy）将大麻带回英国，这为劳里在格拉斯哥验证大麻医疗用途的医学实验创造了条件。
劳里的实验是在格拉斯哥的洛克医院（Glasgow Lock Hospital）进行的。 洛克医院建立于1805年，属于格拉斯哥抹大拉研究所（Glasgow Magdalene Institution）（一个专门应对卖淫问题，“拯救”卖淫女性并对其进行技术培训的机构），是一所专门收治女性性病患者的医院。前来求助的女性病人成为劳里的大麻实验对象。
劳里发现，在病人知情的情况下，大麻实验产生的效果可能会出现偏差。于是他在测试了两名病人之后，转变策略，开始了不事先告知病人的医疗实验。在1844年6月-7月这段时间，劳里共让26名女性病人服用了大麻，并将每位病人每天的状况做了详细的记录。
米尔斯教授将劳里所做实验的若干实验报告呈现给大家，使听众非常直接地了解到实验的原貌和当时的数据记录。
案例3
玛丽·汉密尔顿（Mary Hamilton），24岁，于1844年4月9日因四处崩蚀性溃疡入院，其中一处有5先令那么大。她的一部分溃疡使用通常方法治疗，而其他的部分通常方法不起作用，只能用足量的鸦片和酒进行止痛。以下是《华尔街日报》关于大麻作用的报道。6月3日早上7点，她没有服用鸦片，而是服用了大麻酊剂。几分钟后，她开始唱歌，并表现出中毒的症状，她整夜都处于这种状态，几乎没有睡觉。目前(下午3点)她仍处于醉酒状态;当被要求伸出舌头时，她回答说她从来没什么可展示的。
案例13
玛格丽特·米勒（Margaret Miller），二十七岁，身材高大，体弱多病，没有什么爱好，对鸦片不上瘾。直到上个月她的疮痛得让她无法休息才开始服用鸦片。自此以后她常常在睡觉前服下一大块鸦片膏。她胃口很差，除了半小时前喝了一杯茶，到现在什么也没吃。
上午11点，她服用了一粒大麻。她的脉搏是100，跳动非常有力。11:50 她觉得有点困，脉搏和之前一样，但更坚实饱满。虹膜没有受到影响，她说她很渴。
晚上9:40 她睡着了，看上去很平静。
案例23
7月15日，17岁的海伦·奥康纳(Helen O’connor)因淋病和左腹股沟疼痛无法入睡而入院，她脸色苍白，显得很痛苦的样子。
16日 她没有睡觉。
17日 她没有睡觉。令她服用大麻。
18日 她睡得很好，没有不安的感觉。
19日 她睡不好，胸部更痛;令她服用大麻。
20日 睡得很好。
21日 睡不好觉;滴了三十滴酊剂。
22日 她睡得很好，没有什么不舒服的感觉;她喝了三十滴鸦片酊，停止服用大麻。
23 日 她睡得很好，但今天早上病了。与鸦片相比，她更喜欢大麻，因为她同样可以从前者中获得良好的睡眠，而且之后的效果也并非难以忍受。
通过这些案例研究，劳里发现大麻在医疗实验中表现出了明显的副作用，且它在每个病人身上产生的效果都不完全相同。于是劳里认为，大麻是一种非常不稳定药物，有时会导致急剧的危险的症状，有时又几乎无效。“我认为大麻并不能作为麻醉药品的补充，在少数案例中大麻表现出了催眠和止痛的效果；在使用鸦片没有作用的案例中，大麻同样无效；只有一个案例表现出它相对大麻的优越性。大麻是不值得信赖的”。
米尔斯说，在毒品研究领域苏格兰医生一直处于领先地位，尤其是鸦片研究。爱丁堡大学的鸦片研究可以追溯到17世纪90年代，并且几个世纪以来取得了丰硕的研究成果。在19世纪60年代，苏格兰医生伍德发明了注射器并开创了吗啡皮下注射的先例，进而海洛因皮下注射也在19世纪末出现。有趣的是，在19世纪鸦片研究如此兴盛的英国，大麻医学实验却寥寥无几，劳里的实验应该是当时的唯一一个。苏格兰医生对大麻的兴趣远远比不上他们对鸦片的兴趣。这种情况的转变是在劳里的实验之后：19世纪40年代，另一位在英属印度服务的英国医生奥肖尼西在印度对大麻的民间使用进行调查，证明大麻可以用于治疗多种疾病。除了奥肖尼西，其他在印度的英国医生，如查尔斯·罗伯逊·米尔恩（Charles Robertson-Milne）在20世纪初也验证了大麻的医用效果。英国对大麻的医学研究史就这样慢慢展开了。
2019年，哈佛大学出版社出版的《成瘾的年代：坏习惯如何变成大生意》（The Age of Addiction: How Bad Habits Became Big Business）
“边缘资本主义”与“成瘾的年代”
如果我们回到最初的问题：驱使这些精神活性物质从地区走向全球的因素是什么？米尔斯教授引导大家，“在回顾了大麻研究史之后，我们该如何回答这个问题呢？”2019年，哈佛大学出版社出版了《成瘾的年代：坏习惯如何变成大生意》（The Age of Addiction: How Bad Habits Became Big Business），著名的毒品史学家大卫·考特怀特（David Courtwright）回答了这个问题，指出“边缘资本主义”（Limbic capitalism）是成瘾物质传播开的原因：
边缘资本主义本身就是文化演变的产物，是新出现的愉悦以及与之相生相伴的恶习和成瘾加速传播的长期历史的后期发展。与边缘资本主义最明显相关的愉悦、恶习和成瘾就是麻醉。
其实“边缘资本主义”并非考特怀特首创。“边缘资本主义”是埃及经济学家萨米尔·阿明提出的经济学概念。他认为世界资本主义体系的“中心”是发达资本主义国家，“边缘”则是不发达资本主义国家，且两者之间存在着不平等的经济关系。在这里考特怀特对这个概念进行再定义，意指人们对成瘾物质的不断追逐也是促使世界经济发展产生地区差异的原因。
米尔斯教授分析道，考特怀特的观点其实是认为“愉悦”、是人们追求快感导致成瘾的传播。而他所指代的”成瘾“也不仅仅限于烟草、可卡因等毒品，人们对赌博、社交媒体的上瘾也涵盖其中。但是当我们回看苏格兰的早期大麻研究的时候，会发现导致大麻传入和大麻研究兴起的并不是愉悦，而是人们的病痛。接下来米尔斯又以案例26为例，“服用了大麻”、“疼痛得到缓解”、“总的来说，大麻对她有好处”这样的字眼再次出现，因此可以得出结论，也是今天报告的中心议题：止痛、而非取乐，是导致精神活性物质走向全球的驱动因素。
米尔斯教授试图打破传统的大都会史料局限、研究苏格兰地区毒品史的尝试取得了成功。以苏格兰而非英格兰的史料为依据，得出了与传统毒品史研究完全不同的结论，也是对传统英国毒品史断层的重要补充。米尔斯教授的精彩报告为我们在研究历史上毒品扩散和传播提供了新的视角，也就是在传统的经济、政治、文化分析思路之外，观察人的情感、体验与欲望与历史进程之间的联系。同时，米尔斯以案例分析的形式向我们呈现了医疗史研究的前沿动态，使在场听众受益匪浅。他的学术报告启示我们：第一，历史学的研究要想有创新，就要史料创新和思路创新并重，敢于发现并指出现有研究的不足，勇于打破原有的思维模式和研究方式；第二，历史学研究要有根有据，要时时处处以史料为依据，正如著名历史学家沈志华先生所说，要“用档案说话”。史学研究的每一点都要立根、立足。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