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印观察|印度经济怎么了?“莫迪经济学”难解农业、就业痼疾

澎湃新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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原标题:印观察|印度经济怎么了?“莫迪经济学”难解农业、就业痼疾

2018年下半年以来,印度经济增长率一跌再跌,到今年的4-6月份,印度的经济增速已降至5%。不仅如此,几乎所有机构对2019年的印度经济都持悲观态度:世行将印度本财年增长预期下调至6%,穆迪的预测是5.8%,就连印度央行也将预期从此前的6.9%下调至6.1%。

印度经济究竟怎么了?曾经被全球投资者热捧的“莫迪经济学”还能否发挥作用?这一轮的增速放缓,究竟是不伤元气的短暂波动,还是象征着过去5年“莫迪景气”的破灭?

内外困境叠加,“三驾马车”力乏

先来看消费。与中国和一众东亚经济体不同,印度一直走的是消费驱动型增长路线,国内消费向来是支撑经济增长的主要动力,最近几年,印度私人消费占GDP的比重一直维持在60%上下。

今年以来,印度私人消费增长乏力。

4-6月,私人消费仅增长3.1%,穆迪对此更加悲观,其7-9月的数据显示,印度的私人消费较4-6月环比还萎缩了5.02%。由于信贷条件趋紧、贷款利率居高不下,以及消费者信心低迷、农村需求疲软,汽车行业和日用品销售等支柱性行业都出现了较大程度的下滑。

投资方面,企业投资意愿在降低。

印度中央统计局数据显示,2019年第二季度固定资产投资占GDP的比重已由2011年的34%降至如今的29.7%。虽然在世行2019年的榜单上,印度的营商便利指数上升至63位,但外资态度更加谨慎,2018/2019财年,进入印度市场的外资总额较前一年度下降42.6%。莫迪上台后,一直试图扩大基础设施建设等公共投资,以此作“催化剂”撬动经济高增长,并为未来发展“筑底”。印度财政部9月宣布,未来5年要投入100万亿卢比用于基建。但是,这一宏伟蓝图一是受制于有限财政资源和不断上升的基建成本(如征地),二是印度基建工程的“拖延症”举世闻名,仅仅摆出“大干一场”的姿态,恐怕不足以打消投资者顾虑。

出口是莫迪政府试图打造的另一经济增长点。

不幸的是,印度赶上的是一个逆风阵阵的外部世界,全球经济疲软导致需求萎缩,美国的贸易保护主义措施等带来的整个国际贸易体系的不确定性,都打击了印度实现出口跃升的宏愿。今年6月份,印度出口总额为250亿美元,与去年同期相比萎缩9.7%,8月份出口额再次出现萎缩,同比下降6%。

莫迪经济改革:狂飙突进与踟蹰不前

2014年,莫迪高票当选印度总理,高人气的一大支柱就是其主政古吉拉特邦时期创下的良好经济记录,以及推动增长、改善民生的许诺。印度人民相信,实干、重商的莫迪能够带领他们创造一个繁荣富裕的“新印度”。

上台后,莫迪马不停蹄地推出了“印度制造”、“数字印度”、“智慧城市”等一系列经济增长计划,放宽外资投资限制,制定新的破产法,并直接向穷人发放补贴,一系列改革措施加快了经济增长步伐。2014年至2016年,印度经济增速保持在8%左右,同时,通胀率和财政赤字率难得地维持在低位水平,高增速似乎印证了“莫迪经济学”的功效。

疑问始自“废钞令”。2016年11月8日,莫迪突然宣布,为了打击“黑钱”与腐败,政府将在两个月内废除旧版500及1000卢比纸币。一时间,印度陷入了严重的现金短缺,众多中小企业、尤其是处于税收系统之外的非正规小企业受到沉重打击,印度民众本就艰难的就业也由此受损。据统计,2017年,“废钞”造成了约350万个工作岗位的流失。

紧随起来的统一商品和服务税(GST)改革立意良好,旨在通过税改来构建统一的印度国内市场,但由于新旧制度衔接不畅、税率频繁调整等问题,延长了企业转换期的“阵痛”,同时也暴露了莫迪政府在经济治理上的短板。人们不禁问道,莫迪这样贸然急迫地废旧钞、推税改,究竟是雷厉风行、果决善治,还是刚愎自用、草率行事,对实际经济运行缺乏理解的表现?

在更为关键的劳工、征地制度改革方面,政府实际作为有限。过去5年,由于在联邦院缺乏多数地位,莫迪政府的改革法案屡屡在议会搁浅。而且,征地制度触及农民利益,劳工制度改革亦遭遇以工会为代表的正规部门“劳动贵族”的抵制,第一任期的莫迪和印人党政府并没有押上选票和政治前途“背水一战”的勇气。制度痼疾解决不了,新的制造业企业就难以落地。导致的结果是,莫迪虽极力拥抱外国投资,在各大国际场合推销“印度制造”,但制造业占印度GDP的比重始终徘徊在15%左右的低位水平。

短期下滑OR长期不振?

印度1991年开启自由市场改革,至今已近30年。这30年来,印度虽历经政府更迭、政党轮换,但经济改革的大方向始终没有变,对外开放、放松政府管制带来了巨大经济红利,以信息技术服务业为代表的新兴产业快速增长,带动了印度经济一波繁荣。可以说,印度过去30年的经济景气,多数是建立在增量的基础上。

相反,

经济中长久存在的基础性问题,如农业问题、就业问题始终没有得到妥善解决。

在印度,农业占GDP的比重虽已降至15%左右,但仍有将近一半的人口在农村和农业中讨生活。纵观印度经济发展历程,除了甘地主张的“纺车经济”外,印度的统治精英们似乎从来就没把农业放在首要位置,制约农业发展的制度性扭曲长期得不到根治。例如,每当粮食价格上涨、通胀率上升,政治家的例行动作便是打着“保障国内供应”的旗号限制粮食出口,这种人为打压价格的政策看似“政治正确”,实际则是“懒政”无疑,剥夺了农民获取较高利润的机会。

要真正提高农业生产率,实现农村劳动力市场的出清和二元经济结构的一体化,农业市场化改革必不可少。莫迪政府削减农业补贴、推动农产品定价机制改革的大方向无误,但是,改革必然伴随着利益的重新分配,长期依靠大量补贴和政府最低支持价格扶助的农民并不会自然而然地适应改革,尤其是在缺乏资金、水资源等困境之下。政府对因改革而利益受损的农民缺乏配套支持措施,招致农民对改革的强烈反对,纷纷控诉莫迪“背叛了农民的利益”。农民的反对声浪一起,选票和政治压力的“紧箍咒”一上,政府又不得不放慢改革步伐,做出承诺“增加补贴”、“保障农民利益”,又退回了从前政府“打补丁”的行为逻辑。

就业问题更是关系到社会民生的大问题,目前来看,莫迪非但没有兑现“创造1000万个就业岗位”的竞选承诺,印度的失业率反倒升至45年来的最高水平。这其中有废钞“自废武功”的原因,更多的还是印度增长模式转换的必然结果。

建国以来的发展方针和长期僵化的劳动力政策,共同造就了印度高度分化的经济结构:居于顶层的大企业不缺,后来的知识密集型服务业实力强劲,底层有大量的非正式中小企业,唯独中间层面的、可提供较多正式就业岗位的制造业企业最为孱弱。

一定程度上,这一结构主宰了过去印度的经济生活:顶层的资本密集型、技术密集型企业创造增长动能,底层的小企业容纳近90%的劳动力就业,达到了某种程度的平衡。当然,这一平衡是低水平的,尤其是非正式部门,就业朝夕不定、社会保障缺位,企业缺乏增长机会,并有偷税漏税等一系列问题。印度悬殊的贫富差距,根源也在于这种“两头大、中间小”的哑铃型经济结构。

莫迪经改的理想很丰满,以“印度制造”等经济政策为支撑,推动中间层面的正式部门的增长扩张,逐步将非正式经济纳入到正式部门中,最终实现整个经济结构的现代化转型。

问题在于,改革措施一哄而上,操之过急。中间层面的制造业企业尚未培育成型,废钞、税改政策就一个接一个出台,严重打击了非正式部门的生计。这些非正式的中小企业无法存活,寄居其上的劳动力只能失业,较为“高端”的资本、技术密集型企业本身岗位就有限,且对劳动力素质要求较高,注定容不下这些低端劳动力,而本应该充当劳动力吸纳“大户”的制造业企业却还没有发育完全,因此,这些被政府政策强制析出的劳动力无处可去,愈演愈烈的失业问题就此形成。

20世纪60年代,瑞典经济学家冈达•缪尔达尔在其著作《亚洲的戏剧》中这样表述其对南亚国家的观察:“理解南亚国家发展问题的必要的第一步是,试图发现他们实际上是怎样运作的,什么机制控制着他们的行为”。数十年过去了,这句话对莫迪政府同样具有警示意义。治理一个如此庞大复杂的政治经济体,主导更深层面的经济转向,改革意愿、政治勇气与娴熟的手腕技巧缺一不可,除此之外,改革者应该对本国经济的运行机制了然于胸,否则一切只是妄谈。

印度无疑具有巨大的发展潜力,莫迪第一任期也取得了相应的经济成果,伴随莫迪2.0时代开启,印度能否从这一轮的经济下行中成功走出来,既取决于经济自身的韧性,也取决于决策者能否把握节奏、随时就势,将改革推向纵深。

(作者系中国国际问题研究院发展中国家研究所助理研究员)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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