原标题：蒋殊：挖掘中国大地上不为人知的记忆
中国作家协会会员，大型影像文化期刊《映像》杂志执行主编。著有散文集《阳光下的蜀葵》《重回1937》，《阳光下的蜀葵》获得2013-2015年度“赵树理文学奖”，《阳光下的蜀葵》与《重回1937》分别于2016、2019年进入全国农家书屋。微小说《自己的墓葬》获得第七届《小说选刊》年度大奖。部分作品收入中国散文及随笔年选，散文《故乡的秋夜》入选2014年苏教版高中读本。
70年前，对于没来得及经历的人而言，也许就只是毛泽东主席那一声“中国人民从此站起来了”的震天动地的宣告，更多的生活在那个年岁里的人们又是什么样子呢？如果有本书，能够听“那时的少年”讲起怎样从幼时吃不饱到现在的丰衣足食，怎样从每天逃跑躲鬼子兵到披上军装捍卫国家，让孩子们通过书去感受那个时代的温度和脉搏，从中感悟正确的历史观、民族观、国家观，多好。
太原市作协副主席蒋殊日前为青少年创作的纪实散文集《再回1949》，便是这样一本书。
《再回1949》呈现了24位在1949年的风云中成长起来的青少年的回忆和记录，他们如今最小的已经78岁，最大的88岁。24个人，经过蒋殊无数次地沟通、交谈、打捞、采访，才终于交织出这样的一本70年前的记忆，组成了1949年生动的表情。全书延续着蒋殊细腻动人的风格，这样的风格已经成为她的写作标签。
这是70年前的青少年讲给70年后青少年的故事，娓娓动听，深情款款。我省作家王芳在《再回1949》的书评里写道：长在春天里，又是在改革开放后生长的儿童应该知道这样的过去。没有过去，就没有现在，知道来路，才能更好地走向未来。
近日，山西晚报记者专访作家蒋殊，请她讲述《再回1949》的创作经历，她说：这不仅是一本写给青少年阅读的书，也是值得今天所有人了解的一段记忆。
历史需要铭记 让记忆反对遗忘
山西晚报：初识书名，以为是您上一部作品《重回1937》的延续，仔细一看封面，主题“再回1949”后还有副题“那时的少年，那时的梦”，原来是一本青少年读物。为什么会在《重回1937》那样厚重的大题材后，为青少年写书？
蒋殊：尽管《再回1949》是写给青少年的，但与《重回1937》一样，是另一段历史的书写。时光走过70周年，有多少人回头看看，新中国成立那一年，我们脚下这片土地是什么模样？大多数人想到1949，脑中的画面就是天安门广场，就是开国大典，就是锣鼓喧天，就是鲜艳的五星红旗冉冉升起。然而事实上，10月1日那一天之前，是千难万险；之后，也并非全面进入和平安宁期。那一年，战事依然继续，烽火依然弥漫。那一年，北京、天津、河南、河北、山西……到底是什么样子？今天的孩子们，心中有没有伤痕与废墟？他们是不是应该知道，70年前那些青少年的生活、学习是什么样子？他们的眼里是不是有阳光，心中是不是有梦想？对比之后，是不是会更加珍惜今天？还有一点，看完这本书之后，你还认为仅仅是一本青少年读物吗？
山西晚报：确实，我觉得这本书里所写的是值得所有国人了解的历史。
蒋殊：因此，这本书从开始书写到今天，我一直不认为它仅仅是一本写给青少年的读物，通过24位老人的讲述，我力图显示一幅1949年中国的全景图，留取一份1949年的记忆。也许不够，但我确实是这样呈现的。它不是《重回1937》的延续，却是历史的延续，也是蒋殊作品的延续。
山西晚报：给读者介绍一下《再回1949》的主要内容吧。
蒋殊：《再回1949》是一本纪实散文集，是24位在1949年风云中成长起来的青少年的回忆和记录。今天这24位老人，在1949年分别是8-18岁的青少年。那样一个特殊年份中，“那时的少年”与共和国同成长、共命运，共同呈现着1949年难忘的历史。24份记忆，勾画出的就是一幅共和国成立之初的中国的全景速写。这幅图中，有生存环境千疮百孔的童年记忆，更有细密柔嫩却不凡的温暖、力量、责任与担当，还有艰苦之中喷薄而出的朝气蓬勃、积极向上，这不可磨灭的力量来自于每一位少年对祖国深沉的爱，他们从中汲取养分，并愿意为“那时的梦”奉献一生。
山西晚报：这本与往日青少年历史普及读物迥异的书，能为孩子们带去什么？
蒋殊：说实话我看青少年读物很少，也不清楚这一本与其它读物区别在哪里。我的初衷，只是通过这本书让今天的孩子们知道，我们的国家是从伤痕中走过来的；我们的安宁，是用鲜血与生命换取的。我们之所以可以坐在宽敞明亮的教室里学习，是因为曾有一大批人前赴后继，默默献身。1949年虽然是70年前的事，但没有那一年，就没有今天；没有那些人的付出与牺牲，就没有今天的阳光与轻风。历史需要铭记，让记忆反对遗忘。
山西晚报：现在感觉到了，《重回1937》与《再回1949》为何在书名上有着隐约的连贯性，这就是设计书名的初衷吧？这部作品写了多久？
蒋殊：就是这样。这本书或许可以有更加响亮的名字，但这一个或许更恰当，更像是我的作品。长江文艺出版社首席编辑陈彦玲女士当初为我策划这本书时，就考虑到这一点，她觉得，策划一部作品不应该只考虑作品本身，一定要联系到作家本人。作家与作品本身是有着互相推动互相促进的作用的。湖北人民出版社与我是第一次合作，但非常尊重我们的意见，就定了《再回1949》这个书名。于我而言，这个书名也让我担负起一个作家的责任，继续书写历史，书写英雄，继续挖掘中国大地上不为人知的记忆。
这本书从创意、采访到成书，陆续进行了两年时间。
他们带着一种责任来讲述带我重回那个年代
山西晚报：书中的24位采访对象，地域、身份、职业均不同，是怎样找到他们的？
蒋殊：说到这个采访对象，确实费了不少周折。最初其实是没有太清晰的概念的。《重回1937》不必选择，只找到武乡那片土地上幸存的、可以沟通交流的抗战老兵就可以。《重回1949》，我确定的受访对象是78岁到88岁的老人。这个群体可以说很多，但不是随便一个就可以成为书中的主人公。之前我和策划人陈彦玲只是简单认为，找一批这个年龄段、记忆与表达能力强、不同身份的老人就可以了。采访了一批之后，思路渐渐清晰，才发现必须要找当年处在不同地域的人。我的工作很忙，没有大量的时间外出寻访，便多方发动朋友，在太原市范围内寻找合适的受访人。我的条件就是，非山西籍人，身份尽量不重复。就这样，许多朋友帮我锁定目标。好在，书中这些受访老人，大多是大学毕业后从外地分配来的，他们的少年记忆里并非山西。所以，我外出寻访的只有少数。这本书入选的24位，涉及到北京、天津、河南、山东、陕西、浙江、江苏、内蒙等10个省份的20个县市村庄。他们的身份有工人、农民、教师、医生、科研工作者、画家、曲艺家、歌唱家、作家等。采访时所有的老人都很配合，他们也是带着一种责任来讲述，带我重回那个年代。
山西晚报：将这些采访对象的童年、少年、青年记忆定格在1949年的意义是什么？
蒋殊：就是让每个生长在新中国的人清楚自己的来路。因此，这本书不仅是给中华人民共和国成立70周年的献礼，也是值得一代又一代人铭记的历史。
山西晚报：看过书后，就会知道这些老人的儿时记忆苦涩多，他们愿意回忆那些往事吗？
蒋殊：是的，老人们的儿时很苦，记得赵炳旺老人讲到不堪回首的童年时几度失声痛哭。擦干眼泪之后，一次次感慨：今天的日子真好，今天的生活多好。记忆虽苦，但那灰色年代里也埋藏着他们少年时期最纯真的阳光与梦想，因此回忆时苦中带甜。
山西晚报：有让您特别难忘的老人吗？
蒋殊：有，比如前面说到的赵炳旺老人。比如画家李夜冰，青春时以画笔当武器，助力太原解放；比如戴着红领巾入军营的何亚田，带着咬破手指写下“我要入朝”的血书，雄赳赳气昂昂跨过鸭绿江；比如少女李彩萍，14岁便身穿一条大红棉裤，一件黑色棉袄嫁了人。他们无奈生长在苦难中，内心却不乏坚韧，身上依然有不屈的精神。
山西晚报：创作《重回1937》时，你说“越采访，越觉得自己失职”，因为他们太老了，你怪自己去得太晚了，很心痛。那么这次采访几十位老人时是什么心情？
蒋殊：没错，老兵的名单一年比一年少，我走近他们太晚了，内心一直有深深的愧疚与遗憾。但这一次不同，受访对象是78-88岁的老人，无论身体还是表述能力都还比较强，不能说是最好的时期，也算没有遗憾吧。
山西晚报：《再回1949》上市后反响如何？
蒋殊：有一天，我妹妹给我发来一条短信：“我竟然一口气读完《再回1949》，这可是读书以来的第一次哦。”不仅如此，她还回头找了《重回1937》认真看，因为之前她觉得这类历史性题材可能“不好看”。在太原市小五台小学首发时，有小学五年级的小朋友认真告诉我：“原来那时候的小朋友那么不容易，我一定珍惜今天的学习机会。”现在不仅有许多学校陆续约了我的讲座，而且不少单位也购了书，要送给职工阅读。
今后会把责任书写作为一个重要方向
山西晚报：您之前的写作花了大把的时间和精力去歌颂您的故乡，为故乡创作是您一生的追求吗？
蒋殊：《阳光下的蜀葵》后记中我就说过，“如果有一天，我的文字里没有了我的村庄，那一定，是我老了，老到拿不起笔，敲不动键盘。因此只要我还健康地活着，我一定会坚持写我的村庄，以及，与我的村庄相似的其它村庄。”
山西晚报：其实，您获2013-2015年度“赵树理文学奖”的作品《阳光下的蜀葵》与《重回1937》一样，写作源泉都来源于家乡是吗？
蒋殊：对，这两本书都取材于我的家乡，《阳光下的蜀葵》是书写那片土地上的人与事，是对曾经风生水起的乡村生活一种回味、怀念与呼唤，也是对少时小院中一大家人共处时光的追恋，主要书写对象是我的亲人，还有生我养我的那个村庄。写《重回1937》时，我几乎走遍整个武乡，除了书写13位幸存的抗战老兵，还书写了家乡那片土地上在抗战时期发生过的重大惨案。这两本书，我向家乡致敬，当然也像中国大地上如我家乡一样的人与事致敬。
山西晚报：看过《阳光下的蜀葵》才知道原来我身边每年可见的那秆直直地、开一秆繁花的植物是蜀葵，您为许多人普及了这个花名。普通的花让您写成了名花，禁不住还想问您为什么那么喜欢蜀葵？
蒋殊：其实并非我爱花。我对花草仅限于欣赏，但蜀葵不同。从我有记忆开始，蜀葵就漫满我的小院，从初夏到深秋，它就疯长在我的眼前。那时我并不爱它。然而多年以后我知道它叫蜀葵时，才发现它竟然那么美，以至于让我有了深深的愧疚。我觉得我亏欠了蜀葵，我没有好好珍惜蜀葵。尤其是在我书写它之后，我慢慢了解了蜀葵，越来越发现它身上有一种坚韧、坚强、坚持与坚守的精神，它积极向上，不屈不挠；它阳光乐观，不离不弃。所以对蜀葵，我确实是越来越喜欢，不得不越来越喜欢。在我心中，没有任何一种花可以替代蜀葵，因为它不仅仅是一种花，而是我的一位亲人。
山西晚报：散文、小说、随笔您都写，如何在这些写作体裁中转换？
蒋殊：我的写作确实比较杂，除了你说的散文、小说、随笔，我还写报告文学。我没有细想过它们之间的转换，可能就是拿起笔来之后就明白这篇文章应该是怎样的风格。事实证明，这样多体裁写作对一个作家并不好。语言也有记忆，需要连贯性。前一段我想写一篇小说时，就发现小说语言与思维都很生疏了，所以写了一半便放下了。
山西晚报：同样的散文书写，《重回1937》《再回1949》和《阳光下的蜀葵》不同，前两部都是对一些人采访后的纪实作品，那么这种通过采访当事人后的写作，是不是更容易些？
蒋殊：特别想说说这个问题。也有很多人像你一样，觉得把人家说的记录下来，就可以了吧？前几天更有一位朋友拿着《再回1949》说：“呀，哪天我也去采访一些人写一本书吧，这样省事。”我相信说这话的人一定不是作家，至少不懂报告文学。我的经验，纪实文学难度更大，首先它具有真实性，不能虚构。然而受访对象因为年龄记忆等诸方面原因，叙述准确性上存在很大的问题。比如我这两本书的采访对象都是七八十岁甚至一百岁的老人，他们首先记忆上有了严重的偏差。许多老人看似侃侃而谈，但许多东西会张冠李戴，尤其是涉及到时间、地点、事件、人物这样关键的元素。他们讲得激情澎湃，作家却不能原样写出来，必须查阅大量的资料去核实、纠偏。因此这两本书最艰难的不是跑了多少路，找了多少人，也不是语言听力等障碍，而是下笔前的核实。还有，一些老人因为记忆与表述能力差，只能断断续续说出一两百字，作家必须有能力找出这短短描述中的关键词，通过自己的知识、资料去补充，一点点还原。因此说，这种通过采访后的书写，并非人们想象的那么简单。
山西晚报：接下来在创作方面有什么打算？
蒋殊：在创作《重回1937》的过程中，我发现了自己身上的责任，我知道一个作家不应该仅仅去追求写一部经典文学作品。不管是飞速发展的时代，还是尘封已久的历史，总有一些不被关注的东西在暗处闪光，而作家，理应担起挖掘、呈现的重任。我想今后我可能还会遇到有别于你说的温情与血雨腥风这样的其它题材，不管是大题材还是小题材，值得书写的，就是好题材。我想我今后会把责任书写作为一个重要方向。因此从这个意义上说，创作目标就是那些需要书写的，值得书写的。
山西晚报：我明白了，《重回1937》与《再回1949》，其实是一种责任书写。
蒋殊：没错，这两本书，不仅仅是我的两部作品。我是以文字的方式，向英雄致敬。
山西晚报记者 白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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