原标题：上海国际艺术节｜郑宗龙和陶冶：聊出来的一台《交换作》
郑宗龙和陶冶都是天蝎座，两人在编舞的审美与想象力上很有共通感，从创作理念到艺术理念，有聊不尽的话题。《交换作》就是二人聊出来的一台演出。
作为上海国际艺术节参演剧目，11月7日-10日，《交换作》将在上海东方艺术中心连演5场。
这台演出汇集了云门舞集、陶身体剧场两大舞团，这个空前的组合将首演陶冶为云门舞者编导的《12》、郑宗龙为陶身体舞者编导的《乘法》，以及林怀民为云门资深舞者编导的《秋水》。
陶冶和郑宗龙
缘起
2012年，郑宗龙得到亚洲文化协会的奖助金，在纽约呆了六个月。听说有个从东方来的现代舞团在林肯艺术中心演出，他连忙抽空去探了个究竟，那是他第一次看到陶身体的《2》和《4》。
舞者们在小河的音乐里拐、扭、弯、滚、叠，郑宗龙知道，那东西不是“做”出来的，而是原本就在那里，应着小河的声韵节律长出来，传统现代熔一，无畏无惧，“一个没有包袱的陶冶，面对这样的动作语汇，我惊艳，颤抖。”
陶冶第一次看郑宗龙的作品是2014年。那一年，陶身体应林怀民之邀到台北参加“新舞风”舞蹈节，陶冶有机会看到郑宗龙《一个蓝色的地方》的录影带，他至今还记得，舞蹈里有一种迷离、一种感性，视觉充沛，还有许多无以名状的部分。
后来，陶冶又看到了郑宗龙的《来》和《十三声》，又被吓了一次，“我想说怎么敢这么大胆编舞呀，跟《一个蓝色的地方》里的蓝灰色视觉向度不同，那两个作品的色彩又突破了观众的认知与想象力，那些视觉的加叠，在我看来很难控制，而提炼出的舞者动作，又好看极了。”
两个天蝎座相知相惜，合作似乎水到渠成。
2017年，陶身体第一次受邀到云门剧场演出。和郑宗龙聊天时，陶冶灵机一动，顺口问他，“你要不要来我们团里编一个舞？”郑宗龙想都没想回说“好”，然后他又说，“前提是你也得帮云门编一个舞。”
两个人天马行空地闲聊，没想到被林怀民知道了。他问二人当不当真，两人都称“是”，林老师于是在这个交换编舞家的合作计划里加入了一段《秋水》，加上郑宗龙的《乘法》、陶冶的《12》，合起来就是《交换作》。
后来，陶冶才知道，这是林怀民退休前，为云门策划的最后一档节目。
郑宗龙和陶身体
概念
带着给彼此交换编舞的心情，2018年8月，郑宗龙先飞到北京与陶身体舞者工作了一周，隔周，陶冶也到淡水与云门舞者工作了一周，为《12》挑选舞者。
而后，二人回到各自的日常。郑宗龙忙着新作《毛月亮》的世界首演，陶身体舞者的身形有时也会在他的脑中浮现，逐渐跑出《乘法》的片段。
从陶冶问他要不要给陶身体编一个舞的瞬间，郑宗龙就在思考，有没有可能在陶身体已有的身体架构下，融入他对身体的理解和方法。
他所思考的交换，不只是个单纯的加法，而是乘法，对应身体运动的九大关节－肩、肘、腕（手部三关），颈、脊、腰（身躯三关），胯、膝、踝（足部三关）——不同节点的扭转组合，与四肢躯干的移动变化，在空间与时间的延伸中，衍化出如建筑般的舞蹈结构。这很像儿时背诵的“九九乘法表”，节奏的韵律，呼应倍数的成长，从1开始，繁衍出无限大的世界。
《12》的想法可以追溯到很多年前。躺在瑞典的草地上，陶冶盯着天空看了4个多小时，看着山头上无数的云彩挤在一起，又被海风以极快的速度吹动，从厚重到飞散，从多到少再到无，层峦叠嶂，千变万化。
“我希望舞者的动作从头到尾不要断掉，就像有一根内在的线相连，如一个个波浪，又是一个不稳定的状态在流动，可以很慢，很快，很交缠，也很释放。我想象的这条律动线，是无序又有序的，像云，朝向一个方向散去。”陶冶说。
《12》延续了陶冶的“数位系列”，延续了他对身体运动的好奇心，就像12星座、12生肖、12点钟，是一个圆。他仍旧是在舞蹈里做减法，减掉了许多花哨，回到身体这个根本。
陶冶和云门
编舞
2019年8月，郑宗龙飞到北京，陶冶飞到淡水，在对方的排练场工作了近一个月，将彼此的构思在对方舞者的身上实现。
两人的编舞方法和编舞习惯截然不同。
郑宗龙去的时候脑子里只有一个大的概念，他渴望在碰撞的过程中，把9位舞者的样貌、个性、质地都挖出来，在这种渴望下持续工作。
“舞者每天都在给我惊喜，通常我们划一下，动作就过去了，但他们会问，应该从哪里到哪里，他们对动作的处理非常细腻。”
郑宗龙笑说，只要给一个小小的想法和概念，他们就可以一直发展下去，一直在生长，而排练厅是一个抉择的地方，成千上百个动作，到底选哪一个都是要当下决定的，“我会看昏头。那个过程里我也常常迷路，明明这个动作不是那么适合这个舞蹈，我还是想多看一眼，我就被牵着走了，一个下午就过去了。我们一直在相互靠近，可能没那么在意成果，但都很享受每天挖掘和探索的过程。”
9位舞者里，有一位是很少再上台的段妮。其他舞者都是20岁出头的“90后”，段妮和沈伟、阿库·汉姆、陶冶都工作过，经验丰富，就像一个“吸收器”，她可以迅速把编舞家的想法转换出来，“我们做了很多即兴练习，只要段妮一做，就好像变成一个指标，大家恍然大悟‘哦是这样啊’，她可以很快把我的语言翻译给大家听。”字里行间，郑宗龙对段妮都是感谢。
气质安静、训练扎实，郑宗龙感觉，陶身体舞者和云门舞者非常相似，“两个团都沉沉的、稳稳的，不发展那些炫目、腾转、快闪，彼此追求的都是实在的基底、坚定的身体重心，只是受太极导引训练的云门舞者更专注下盘，可以蹲很久的马步，陶身体舞者训练更着重脊椎，可以在地板上长时间旋扭身体，呈现十分轻巧灵动的状态。”
与郑宗龙不同，陶冶是做了大半年的准备再去云门。
这是他长年累月的工作习惯。每个作品诞生之前，他一定会想清楚自己要做什么——他的实验不会在排练厅发生，而是在脑海里发生，在排练厅他已经很笃定自己要什么，比如，他要规避一些动作，而不是要去创造一些动作，他希望把每个动作做到最纯粹。
舞者们专注又安静，同样给了陶冶很好的回馈。他一开始是教授，掌握基础后，舞者们开始绽放每个人的个性，最让他感觉有意思的是，在处理他的圆形动作时，舞者们的手指头和脚趾头会添加很多“枝叶末梢”，这是云门开发出来的末梢语汇，双方混合在一起后就像化学反应，产生了完全不同的身体质地。
陶冶最早是透过碟片认识云门的。那时候印象最深的是，云门舞者可以脚这么蹬一下就飞抬起来，也可以马步半蹲很久，纹风不动地“入定”。他们的下半身稳定又扎实，他们的呼吸可以蔓延到地底下去，每个律动都强硬地扎着根，充满着重量感。云门2和云门接受的是同一种身体训练，但多长了一些古灵精怪的灵动感，就像在枝枒上延长出的树叶，风起了，雨来了，一片片哗啦啦地潇洒摆动。
云门和云门2今年重组合并后，陶冶为《12》选定的舞者都没有流失，有云门的人，也有云门2的人，他面临的挑战是如何在两团融合的舞者群中，找到一个经验的转换。
“云门舞者学习新的动作，是往前扑，咬住了动作，一口口往里吃掉它。云门２舞者遇到新的动作，会先保持一个距离，眼睛闪呀闪地先观察，思考要吃什么，怎么吃。”陶冶笑说，两种方式，没有孰好孰坏。
陶冶和云门
作品
陶身体剧场的排练场在北京318国际艺术园区里。从北京市区开车，如果不塞车，到这里大约一个半小时，搭出租车要一百多元人民币。
为了省时省钱，整个8月，郑宗龙都住在陶冶家里，走到排练场只有两三分钟。艺术园区里都是红砖墙，他和9位舞者一起排舞、一起生活，晚上回去就休息，顺带玩一玩陶冶的小柴犬，他也没去三里屯，衣食住行都在村里。
“我很享受那4周的生活，很单纯，很安静，没什么太多台北来的烦恼，可以专注在创作上。”郑宗龙回忆。
一个人在台北生活，一个人吃，一个人睡，陶冶感觉到了孤独。他还在台北遭遇了个人史上第一次地震，很凶猛，“凌晨五点左右我被摇醒，躺在床上感觉像过山车，我想跑，但我住12楼，根本来不及，两秒后我继续躺在床上，认命了。你再理性再有能力，但那一刻你想得很简单，放空，接受。”
工作对陶冶来说反而最轻松，因为这是他最有惯性的一件事，云门舞者虽然陌生，他反而更兴奋，因为他也很期待作品最后会变成什么样。
云门坐山拥海，有一个剧场、两个排练厅，舞者们住得又近，似乎一切烦恼都解决了，可以完全沉浸在舞蹈的排练和创作里。这种踏实又安静的工作环境让陶冶直叹幸福，作为一个创作者，他在这里也得到了很好的保护。
开在云门旁边的星巴克同样让他难忘。每天，他都要去那里买两三杯咖啡，每一次，服务生都会在他的杯子上写“今天要快乐”“今天要加油”，让他实实在在感觉到了人情和温暖。
云门运作46年，成为全世界舞团和舞者的榜样，让这个行业的人感觉到希望和信心，在陶冶看来，简直是一个奇迹，“我们都用成功来形容各行各业，要有钱有名有资源，云门不是这样，他们是在做作品，没有作品，只有外部的加冕，来得快去得也快。”从云门的经验里，陶冶看到，作品是最重要的。
郑宗龙坦言，云门最重要的灵魂是作品，即将接下艺术总监的重担，他的压力、他的紧张也都是来自作品，“云门走过46年，体制非常健全，每一件事情都有专职人员负责，他们过去一直和林老师工作，非常有经验，我很幸运可以专注在创作上。”
和陶身体合作后，郑宗龙说，他一定会把交流的心得和成果留在云门，“舞蹈是线条的运动，和他们的合作丰富了我对线条的理解，就像多了一个资料库，人原来可以这样动，非常美。”
和云门合作后，陶冶感觉到，除了他自己浇灌和培养的舞者，陌生舞者也可以进入他的“圆技术系统”的基础训练中，这坚定了他建立身体训练系统的信心， “我可以继续去发展这个训练系统。”
“如果你问我会不会希望自己的作品，可以留下来成为经典，我会说，我只把它看作是当下我们能够做的，且可以努力做到最好的事情。”陶冶说。
“如果你问我会不会希望自己的作品，可以留下来成为经典，我会说，我只是认真体会每一个跳舞及编舞的当下，即便短暂，也希望让人们在某个时刻，感受到很难说出的什么。”郑宗龙说。
郑宗龙和陶身体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