原标题：朝鲜半岛的儒学风气
《文明的力量：中华文明的世界影响力》武斌 著
广东人民出版社
该书是在全球视野下看待中华文明发展的梳理和思考之作。其从“物种与物产”“技术发明”“典籍与教育”“思想与艺术”等方面梳理中华传统文化的创新与发展，深度挖掘中华文化的精神基因，以文化传播细节来讲述中华文化的世界影响力。
大约在公元前后的时候，孔子的儒家学说便开始传入朝鲜半岛。从那时起的漫长过程中，儒家学说在朝鲜逐渐传播、扎根，并日益朝鲜化，形成具有民族特色的朝鲜儒学，成为朝鲜民族传统文化的主流。
据说，早在公元1世纪初，就有一些朝鲜人能背诵《诗经》《书经》和《春秋》等。可见当时儒学经书已经传入朝鲜。汉朝在朝鲜半岛置郡400余年，当时中国政府已“罢黜百家，独尊儒术”，确立了儒家思想的统治地位，朝鲜四郡官府也以汉朝的统治思想为治理地方的指导思想。韩国哲学会编《韩国哲学史》指出：“至少在汉四郡时代，儒家的经典和其他典籍一起被有识者所熟读。其中，作为伦理性的典籍可举出《论语》《孟子》《孝经》，此外还有《礼记》等。”
朝鲜三国时代，儒学思想在朝鲜半岛的传播有了进一步的发展。高句丽以《周礼》为依据，仿效中国法制，制订各种律令与社会统治体制。
百济受儒教“五经”思想的影响也是很早的。百济很早就有“博士”的称谓，他们是一批精通儒教“五经”的“博士”。据日本《古事记》等史书记载，日本最早接触到中国文化是通过百济的王仁博士。
新罗是三国中接受儒学最晚的国家，但影响至深。新罗统一三国后，新罗的学术文化和教育事业已有了很大发展，出现了不少精通儒家经典和汉学的著名儒学家。
由于政府的大力提倡，儒学在朝鲜三国都有比较广泛的传播，学习儒家经典成为一时风气，儒家思想也产生了比较普遍的社会影响。韩国哲学会编的《韩国哲学史》指出：到三国时代的中期，儒教“和我国的固有文化密切结合，并融合到我国文化的血脉中去”。
高丽时代，儒教治国之理念有相当广泛的影响。唐宋以来，帝王为了讲论经史而特设御前讲席，宋代称讲席为“经筵”，又称“经帷”。高丽朝廷模仿唐宋制度，设立御前经筵，定期讲述儒家经典。一次经筵讲解儒经的一两个篇目，讲完后还要进行讨论。
高丽实行以儒学为主要内容的教育制度和科举制度，儒学与仕途相结合，使儒学具有特殊的地位，从而吸引众多学子埋头攻读。当时朝野上下，直至卒伍童稚都在学习儒家经典。
高丽政府采取多种措施来推广儒学，提高孔子和儒学的地位。992年建国子监时，在其中特建文庙以祀孔。1091年在国子监里挂起七十二贤人的画像，之后，还将孔子像由新罗时期的画像改为塑像，并仿中国尊孔子为“文宣王”，加谥“玄圣”“至圣”“大成”。高丽文宗亲临国子监，称孔子为“百王之师”。1267年又将颜渊、曾子、子思、孟子的画像改为塑像，供奉于文庙。同时，民间也开始了祀孔活动。
由于朝廷的大力提倡和儒学教育的发达，儒学思想在高丽广泛传播，产生了深刻的社会影响，同时也促进了高丽学术文化的发展。当时“所研究的学术，几乎全部是儒教经书和贯穿儒教名分思想的历史以及诗和文章技巧”。高丽时代涌现出不少对这些深有研究的有名的儒学者。
不过，在高丽前期，和在新罗时期的情况一样，也存在儒释道并行的现象。崇佛与推广儒学并行不悖。韩国学者柳承国指出：“在朱子学传来以前，高丽的知识人信仰上崇尚佛教，政治上则奉行儒教，儒者及僧侣在思想上皆兼儒佛，从无反目对立之事。”他又说：“高丽时代，儒、佛、道三教皆互不冲突，当时的儒学者皆能通词章，反之对经学则无深入研究。”
李朝时代是儒学在朝鲜的鼎盛时期。李朝儒学发展的最主要方面，是朱子学的兴盛，形成了朝鲜的朱子学派。早在高丽末期，朱子学由安珦、白颐正等人从元朝引进朝鲜，并涌现出朝鲜最初的一批朱子学家，如李穑、郑梦周、郑道传、权近等人。他们大多开始消化吸收中国朱子学思想，并在此基础上提出自己的独立见解，用朱子学的观点著书立说，进而解决现实的社会政治问题。他们要求以三纲五常作为理乱治世的根本，革除弊端，重整社会秩序，强化中央集权的王权政治；坚持“大义名分”，主张“亲明事大”，即奉明朝为“天朝上国”，朝鲜作为小邦应臣服尊奉大国；竭力维护儒家“道统”，排斥“佛老异端”等等。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