原标题：温故 | 集体婚礼是怎么兴起的？
很多新人选择在金秋十月举办婚礼庆典，其中一些人选择了集体婚礼这种形式。
北京最早的集体婚礼出现在民国时期，当时被称作“集团婚礼”。
改革开放后，集体婚礼再次出现在人们的视野中，并真正兴起。当时，人们的生活逐渐富裕起来，办喜事越来越讲究排场，公车迎亲、攀比贺礼的现象愈演愈烈。很多家庭为了把婚事办得“体面”，即使家境不宽裕，也要大摆酒席，结果背上了沉重的债务，有的人甚至走上了犯罪的道路。推动移风易俗、婚事新办一度成为全社会的大事。
1980年1月1日《北京日报》2版
其实，不少人也愿意把婚事办得简朴些，可是又怕过不了“人情关”。有些青年很讨厌这种大操大办的坏风气，轮到自己办婚事时，勇气大的，就谁也不通知，悄悄办了，结果遭到一些人的非议；勇气小的，不得不屈服于这股歪风，不高兴也得办。（1981年12月22日《北京日报》1版，《集体婚礼受欢迎》）
集体婚礼的出现，正好解决了这个难题。
1979年12月30日夜晚，电报大楼二楼礼堂里张灯结彩，非常热闹。北京长途电话局工会、团委在这里为两对年轻人举办集体结婚典礼。
1979年春节前夕，首都钢铁公司为九对青年举行了集体结婚仪式。叶用才/摄
自此后，“集体婚礼”这个词就屡屡见诸报端。工会、团委、妇联等组织和各类单位，纷纷为职工办起了集体婚礼。
1981年9月11日本报1版专门刊登了团市委、市青联的《致即将结婚的青年朋友的信》，大力提倡喜事新办，号召青年人积极参加各单位举办的集体婚礼，做到不大摆宴席、不收彩礼、不用公家车辆迎送，以实际行动抵制形形色色的旧风俗、旧习惯。
在婚事新办浓厚的宣传氛围中，越来越多的人接受了集体婚礼这种形式，也很快体验到了“减负”的效果。
1982年1月16日上午，朝阳区十八里店公社十八里店大队为4对青年举行集体结婚典礼。
1982年，十八里店大队社员举行集体婚礼。刘瑞聪/摄
前来贺喜的人很多，欢笑声不绝。十二队党支部书记乔全英说：“原来我们大队结婚大办酒席的风越刮越猛，简直成了‘公害’，去年我家卖了四口大肥猪全交了‘份子钱’。如今实行婚事简办，大家都减轻了负担，怎么能不高兴！”（1982年2月14日《北京日报》2版，《辛勤劳动成果 不为婚事花光》）
新娘子王焕清的父亲王守义说：“两年前，我大女儿结婚，办了40桌酒席，加上陪送的嫁妆，全家四五个劳动力一年挣的钱还不够，又借了三百多元的债，本来是富富裕裕的日子，让一次喜事儿给办得全家生活紧紧张张的。前些天，我正为二女儿的婚事犯愁，大队党总支动员我们婚事简办，二女儿高兴，我也举双手赞成。”
新娘子的母亲接过话茬说：“不办酒席省了四五百元钱，以后也不出‘份子礼’啦，一年又省五百多元。”
大队党总支干部告诉记者，党的十一届三中全会以后，社员生活水平逐年提高。一开始，大家想着，生活有富余了，娶媳妇、聘姑娘，大家吃点喝点，高兴高兴也是应该的。没想到这股风越刮越猛，“份子礼”由五毛钱长到五块，又由五块长到十块、二十块，酒席也由三五桌变成几十桌，最多的办七八十桌，酒席上的菜也由八个变成了十六个。这股风刮得四邻不安。
就这样，大队党总支把提倡婚事新办当作一件重要工作来做，领导干部到准备办喜事的社员户一家一家地做宣传、说服工作，并决定举办集体婚礼。当时就有10对青年报名参加集体结婚，把事先订的酒席和汽车都退了，没报名的也简办了。大伙反映说：大队办了一件得人心的好事。
1982年，南法信公社集体结婚典礼办得简朴、大方又热烈。胡敦志/摄
1982年，集体婚礼形成一波高潮。
1982年1月，市总工会、团市委、市妇联和市青联联合发出通知，要求各级组织在春节期间积极筹办“北京市各界青年集体婚礼”。
当年的这场活动最终吸引了全市5554对新婚夫妇参加，其中包括全国劳动模范时传祥最小的女儿时玉华。
早期的集体婚礼，为了不铺张浪费，大多是在单位食堂、礼堂等场所举办。百万庄小区居民钟白羚就曾回忆说，“我们屋后的公共食堂里举办了不知多少场集体婚礼。”
1983年，长城饭店里举行了一场有95对青年参加的集体婚礼。叶用才/摄
到了新世纪，集体婚礼逐渐走出单位食堂、礼堂，形式也越来越丰富，出现了长城婚礼、海边婚礼、骑行低碳婚礼等众多个性化的集体婚礼。
2005年，长城上举行的一场集体婚礼。孟昭禄/摄
2008年10月26日，市公安局在“鸟巢”前为因奥运安保工作推迟婚期的民警举行集体婚礼。饶强/摄
资料来源：京报集团图文数据库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