原标题：南亚观察丨独立日：印度电影中的“印巴分治”
1947年的8月14日和15日，在英国殖民者“分而治之”政策下巴基斯坦和印度分别宣布独立。伴随独立的是大规模的民族和宗教冲突，一千万人流离失所，一百多万人在冲突中丧生，两个“本是同根生”的新国家之间种下至今难以弥和的敌意。
1947年8月，巴基斯坦人们远离他们的废墟家园。
“印巴分治”对印度电影业的直接影响是从业者不得不重新选择国籍，并被迫迁移于两国之间。比如五十年代的印地语电影金牌制作人阿南特兄弟（Anand brothers）,和乔普拉（B.R. Chopra）等人，都是在1947年从巴基斯坦的电影中心拉合尔来到了印度孟买。事实上独立后印度电影史上很多伟大的演员拉兹·卡普尔（Raj Kapoor）和沙鲁克·汗（Shah Ruk Khan）等的祖籍都在今巴基斯坦。而巴基斯坦独立后最伟大的女歌手、演员努尔·觉杭（Noor Jehan）和剧作家、小说家萨达特·哈桑·明都（Saadat Hasan Manto）则在印巴分治中从印度迁至巴基斯坦，成为巴基斯坦公民；还有许多孟加拉电影人从印度的加尔各答移居到东巴基斯坦（现孟加拉国）。
《拉合尔》海报
尽管印巴分治的主题非常敏感，但是从上世纪四十年代末开始，以此为中心的各种类型、各个语言的电影就开始被搬上大荧幕。1949年阿南特（M.L. Anand）导演的电影《拉合尔》（Lahore）就反映了移民潮中接受印度移民最多的巴基斯坦城市拉合尔发生的悲欢离合。 1948年，中国观众熟悉的“流浪者”拉兹的扮演者拉兹·卡普尔导演的经典电影《火》（Aag）中，女主角在试镜时说到自己“没有姓名、没有家庭”，来自印巴分治中 “被暴力毁灭的地狱般的旁遮普省”。1949年的电影《我们的国家》（Apna Desh）讲述了伴随着印巴分治产生的骚乱中一名被诱拐的妇女的悲惨经历。1954年的电影《无神论者》（Nastik）讲述了一个印度教徒目睹了分治中宗教派别间的互相残杀后，成为无神论者并且放弃复仇、寻求到内心平静的精神之旅。
库什万特（Khushwant Singh）于1956诞生的著名小说《火车开往巴基斯坦》（Train to Pakistan），恐怕是第一部本土作家关于印巴分治的英文文学作品。这部小说于1998年被改编成电影。故事讲述了位于印巴边境的旁遮普省的一个村庄，穆斯林和锡克教徒之间平静的生活被分治打破。村里的锡克教徒准备报复乘火车移居巴基斯坦的穆斯林，切断铁轨造成事故。一个锡克教的年轻人，昔日村民眼中的“恶棍”，最终良心发现，及时阻止了这场悲剧却牺牲了自己。电影通过开往巴基斯坦的这列火车免于灾难的故事，反映了疯狂的杀戮狂潮中存有的人性。
《印度母亲》海报
虽然很多经典的印度电影并不直接反映分治主题，却经常通过提及这一事件帮助深化电影内涵。例如曾于1957年提名奥斯卡最佳外语片奖的《印度母亲》，是印度独立后的爱国主义史诗巨制电影，女主角被认为是刚刚独立的新印度的象征。影片中村民在自然灾害下背井离乡的场景不难让人联想到印巴分治中的难民迁移。片中还有诸多细节，表达了对一个“完整”印度的留恋情结。例如农民们在一堆麦垛中间组成了分治之前的印度版图形状，高唱“悲伤的日子已经过去”。
《正法之子》海报
和印巴分治有关的电影往往试图消除印度教徒和穆斯林教徒之间的隔阂。在1961年雅士·乔普拉（Yash Chopra）执导的电影《正法之子》（Dharamputra）中，竭力表达了宗教差异应当被尊重的愿景。影片通过一个穆斯林家庭和一个印度教徒家庭之间的恩怨与纠葛，反映了信仰两种宗教的人其实流着相同的种族血液，导致生活方式差异的只是后天的宗教文化因素而已。
民族冲突中女性往往是最大的受害者。印巴分治中约十万名妇女被绑架、强奸或者贩卖到国境线另一侧，还有大量妇女以保持宗教和家族荣誉的名义被本族男性所杀害。印度电影大胆反映了这些妇女的悲惨经历。1960年的电影《查理亚》（Chhalia）讲述了分治中被诱拐的一名妇女最终和家人团圆的故事。电影中拉兹·卡普尔扮演的男主角爱上了女主角，却得知她早已结婚生子，并且和家人失散。最终在男主角帮助下，女主角和儿子重新回归了家庭。电影中有悲有喜，是非常理想化的大团圆结局。而现实中这些被拐卖的妇女就没有这么幸运了。在印巴分治中，许多女性被强奸、拐卖后被迫沦为娼妓或者与异教徒结婚生子。1947年12月，印巴两国政府出台“恢复”（Recovery）政策，即把被拐卖到另一侧的妇女“解救”回祖国。而这一政策事实上对被拐妇女造成了二次伤害：这些在异国艰难求生的女性有些已经成为母亲，却不得不面临母子分离的二次惨境。回国后以前的家庭往往难以接受她们曾经被强奸、与异教徒结婚生子的事实，等待她们的往往是一个无法接纳她们的家庭，和再次流落街头的命运。
《热风》DVD封面
也许印巴分治留给印度人太多伤痛，因此商业电影很少触碰这个主题。即便在印度电影的“黄金年代”——上世纪五十和六十年代，关于分治的电影依然鲜有高票房。直到1973年，一部关于分治之后留在印度的穆斯林社群的电影《热风》（Garam Hawa）引起了普遍关注。 在这部电影中，独立后选择留在阿格拉的印度穆斯林开始遭受多数派印度教徒的排挤，逐渐产生身份危机。面对社会政治的迅速变化，他们开始怀疑留在印度的决定是否正确。影片伊始，男主角萨利姆因为向人力三轮车砍价而被挖苦，“嫌贵？滚回你的巴基斯坦去吧！” 他不禁感慨，身为穆斯林，似乎就不该成为印度的一个公民？自己作为世世代代生活在阿格拉的印度人，仅因为信仰伊斯兰教就成为家乡眼中的“外来人”。这些留印穆斯林的遭遇虽然不如分治中的杀戮来的赤裸裸，却逐渐摧毁他们的身份认同。影片中经典的一幕是男主角站在泰姬陵前面陷入了无限的迷茫。泰姬陵不仅是印度的象征，同时是穆斯林建造的陵寝，也是这个在阿格拉长大的居民日常生活的一部分。而印巴分治永远地改变了印度次大陆，也改变了他的生活。萨利姆不禁自问，作为一个穆斯林，自己到底犯了什么错？！
1997年，在印巴分治四十年后， 印度电影史上诞生了又一部反映分治的经典之作：《边关，一个爱情故事》（Gadar – Ek Prem Katha）。这是一部旁遮普语电影，讲述了一个锡克教徒在分治引发的骚乱中救下了一个穆斯林女孩，两人相爱并结婚生子。嫁做人妇的女儿回巴基斯坦探望家人时被反对这桩婚事的父亲扣押。男主角来到巴基斯坦试图说服岳父，却被巴基斯坦军队扣押，被迫之下他不得不该宗伊斯兰教，却始终拒绝背叛印度，最终男主角成功逃离军队控制并将爱人带回印度。这部电影票房超过13亿卢比，是分治主题电影第一次赢得大规模的观众认可。通过塑造宽容、坚强、勇于自我牺牲又忠于国家的男主角，和一个甘愿留在印度的善良的穆斯林女主角形象，电影在失落感与民族自豪感的交织中回望了这一场四十年前的民族灾难，从一个小家的离合悲欢催人想象一千万人的聚散两难。
《嘿！神啊》海报
反映印巴分治的各地方语言电影也有不少，其中值得一提的是很少触及“印度民族主义”的泰米尔语电影。泰米尔语电影的制作中心位于南部印度主要城市金奈，是仅次于宝莱坞的印度第二大电影产业。泰米尔人有着强烈的“泰米尔民族主义”情结，电影内容也比较少触及印巴冲突。而2000年，泰米尔电影巨星卡玛尔·哈桑自导自演的电影《嘿！神啊》 （Hey! Ram） 大胆而深刻地反省了印度教徒和穆斯林教徒之间的冲突。电影的主角是一个叫罗摩的印度教激进青年和他的穆斯林好友，二人生活在1999年的金奈。故事讲述的是巴布尔清真寺事件7周年时在金奈两位主角经历的印穆冲突，而电影的主要篇章却用来回忆和反省五十多年前的“印巴分治”以及随之带来的灾难。电影中既谴责了1946年未来的巴基斯坦国父真纳宣布的“直接行动”在加尔各答造成的骚乱，同时也批评了印度教特性（Hindutva）造成的社群隔阂，对穆斯林和印度教徒采取了“一视同仁”的批判与反思态度。电影反映了印巴分治和巴布尔清真寺事件对普通人造成的创伤和印穆群体之间难以弥合的裂痕。
印度电影中凡是涉及巴基斯坦的，多少都会提及印巴分治。比如2004年的票房热门《爱无国界》（Veer Zaara），讲述了印度空军飞行员和巴基斯坦女孩坎坷的跨国爱恋。女主角一家是拉合尔名门，而奶奶的遗愿是将自己的骨灰带回分治前的祖国印度。女孩正是在去往印度的途中与男主角结识。同时可见那些在分治中移居巴方的家庭，不管生活如何富足依然剪不断对故乡的牵挂。电影还强调了印度和巴基斯坦两方都共同享有的旁遮普文化传统，以及位于两国交界地区的锡克人如何构架了两国沟通的桥梁。
《小萝莉的猴神大叔》海报
近两年国人更熟悉的印巴主题电影是2015年由宝莱坞巨星萨尔曼·汗（Salman Khan）主演的《小萝莉的猴神大叔》(Bajrangi Bhai Jaan)。一个印度教民族主义者冒着生命危险穿越印巴边境，护送在印度走失的巴基斯坦女孩回家。影片伊始小女孩和母亲在巴基斯坦拉合尔开往印度新德里的火车上失散。而这趟名为“友谊快线”（Samjhauta Express）的列车，正是印巴分治中把印度穆斯林运往巴基斯坦的主要线路。女孩和母亲要去往的地方是位于印度德里的尼扎姆丁清真寺（Nizamuddin Shrine）。这个圣地是14世纪苏菲派圣人尼扎姆丁的陵墓，至今对于巴基斯坦穆斯林仍具有神圣的意义。虽然国家机器在两国之间划上了难以逾越的边界，但是对于两侧的人民来说，这条线无甚意义。这部电影让人相信爱和人性可以超越国界和历史嫌隙。
印度电影中很多关于 “离散与团圆”主题的电影都发生在印巴分治时期。比如印度影坛常青树阿米塔·巴强主演的1977年的电影《阿玛尔、阿克巴、安东尼》Amar Akbar Anthony，讲述了1947年8月15日印度独立之际，在一座甘地雕像下面母亲与三个儿子走散。三人分别被印度教、伊斯兰教和基督教家庭领养，分别取名阿玛尔、阿克巴和安东尼三个具有典型宗教色彩的名字。多年后母子四人团聚，感慨万千。影片主题是国家分裂和信仰差异永远无法割断母子、手足情。
正如伦敦大学的印度电影学者德怀尔（Rachel Dwyer）教授所说，用电影来表现印巴分治的难点之一，是很难归结孰对孰错。 “在印度有许多人指责英国或巴基斯坦的缔造者，但没有任何一个组织足以对发生的暴行负责。我们可以向那些遭受苦难和死亡的人致敬，但幸存者仍然感到羞愧，有罪的人可能包括我们中间的那些人。” 我想这也是这一主题电影很少卖座的原因，因为他触动的是每一个人的神经，这些观众也许来自受害者家庭，也许就来自施暴者的后人。
在印度的历史学家笔下，印巴分治一直都是谈判桌上的宏大历史叙事。直到90年代历史学家乌瓦什·布塔里亚(Urvashi Butalia)通过口述史的形式记录了分治中的以女性为主的个人经历，次大陆历史上最黑暗的一页才通过这些小人物的记忆被揭开，逐渐浮现出了它“沉默的另一面”。而一部部印度电影，早已不间断地从各个角度记录了印巴分治中：个体、家庭、民族遭遇、暴力与和平、仇恨与谅解、邪恶与正直等等。无论纪实的还是虚构的，电影都在历史学术之外构成了一座毋庸置疑的资料宝库。对于文盲率高达26%的印度来说，电影无疑可以帮助普通人了解和铭记历史，在教科书之外多一种看待历史的方式，是对历史的补充和重塑。 而关于印巴分治，印度电影不仅仅是再现和理解历史，更关乎道德与人性，和对当下的反思。
印巴两国的又一个独立日临近。由于莫迪政府近日宣布收回克什米尔地区的自治权导致两国关系再次紧张。不管是近年来印度教民族主义盛行之下频频爆出的印穆冲突，还是难以解决的克什米尔问题，甚至板球比赛中两方背负的民族荣辱，都无法不追溯到印巴分治。通过电影，印度正在重新审视自己的历史，这一过程中，如何看待穆斯林、看待巴基斯坦和如何讲述分治历史，考验印度电影人的智慧，也体现印度影坛对两国关系的态度。
“印巴分治”对印度电影业的直接影响是从业者不得不重新选择国籍，并被迫迁移于两国之间。比如五十年代的印地语电影金牌制作人阿南特兄弟（Anand brothers）,和乔普拉（B.R. Chopra）等人，都是在1947年从巴基斯坦的电影中心拉合尔来到了印度孟买。事实上独立后印度电影史上很多伟大的演员拉兹·卡普尔（Raj Kapoor）和沙鲁克·汗（Shah Ruk Khan）等的祖籍都在今巴基斯坦。而巴基斯坦独立后最伟大的女歌手、演员努尔·觉杭（Noor Jehan）和剧作家、小说家萨达特·哈桑·明都（Saadat Hasan Manto）则在印巴分治中从印度迁至巴基斯坦，成为巴基斯坦公民；还有许多孟加拉电影人从印度的加尔各答移居到东巴基斯坦（现孟加拉国）。
尽管印巴分治的主题非常敏感，但是从上世纪四十年代末开始，以此为中心的各种类型、各个语言的电影就开始被搬上大荧幕。1949年阿南特（M.L. Anand）导演的电影《拉合尔》（Lahore）就反映了移民潮中接受印度移民最多的巴基斯坦城市拉合尔发生的悲欢离合。 1948年，中国观众熟悉的“流浪者”拉兹的扮演者拉兹·卡普尔导演的经典电影《火》（Aag）中，女主角在试镜时说到自己“没有姓名、没有家庭”，来自印巴分治中 “被暴力毁灭的地狱般的旁遮普省”。1949年的电影《我们的国家》（Apna Desh）讲述了伴随着印巴分治产生的骚乱中一名被诱拐的妇女的悲惨经历。1954年的电影《无神论者》（Nastik）讲述了一个印度教徒目睹了分治中宗教派别间的互相残杀后，成为无神论者并且放弃复仇、寻求到内心平静的精神之旅。
库什万特（Khushwant Singh）于1956诞生的著名小说《火车开往巴基斯坦》（Train to Pakistan），恐怕是第一部本土作家关于印巴分治的英文文学作品。这部小说于1998年被改编成电影。故事讲述了位于印巴边境的旁遮普省的一个村庄，穆斯林和锡克教徒之间平静的生活被分治打破。村里的锡克教徒准备报复乘火车移居巴基斯坦的穆斯林，切断铁轨造成事故。一个锡克教的年轻人，昔日村民眼中的“恶棍”，最终良心发现，及时阻止了这场悲剧却牺牲了自己。电影通过开往巴基斯坦的这列火车免于灾难的故事，反映了疯狂的杀戮狂潮中存有的人性。
虽然很多经典的印度电影并不直接反映分治主题，却经常通过提及这一事件帮助深化电影内涵。例如曾于1957年提名奥斯卡最佳外语片奖的《印度母亲》，是印度独立后的爱国主义史诗巨制电影，女主角被认为是刚刚独立的新印度的象征。影片中村民在自然灾害下背井离乡的场景不难让人联想到印巴分治中的难民迁移。片中还有诸多细节，表达了对一个“完整”印度的留恋情结。例如农民们在一堆麦垛中间组成了分治之前的印度版图形状，高唱“悲伤的日子已经过去”。
和印巴分治有关的电影往往试图消除印度教徒和穆斯林教徒之间的隔阂。在1961年雅士·乔普拉（Yash Chopra）执导的电影《正法之子》（Dharamputra）中，竭力表达了宗教差异应当被尊重的愿景。影片通过一个穆斯林家庭和一个印度教徒家庭之间的恩怨与纠葛，反映了信仰两种宗教的人其实流着相同的种族血液，导致生活方式差异的只是后天的宗教文化因素而已。
民族冲突中女性往往是最大的受害者。印巴分治中约十万名妇女被绑架、强奸或者贩卖到国境线另一侧，还有大量妇女以保持宗教和家族荣誉的名义被本族男性所杀害。印度电影大胆反映了这些妇女的悲惨经历。1960年的电影《查理亚》（Chhalia）讲述了分治中被诱拐的一名妇女最终和家人团圆的故事。电影中拉兹·卡普尔扮演的男主角爱上了女主角，却得知她早已结婚生子，并且和家人失散。最终在男主角帮助下，女主角和儿子重新回归了家庭。电影中有悲有喜，是非常理想化的大团圆结局。而现实中这些被拐卖的妇女就没有这么幸运了。在印巴分治中，许多女性被强奸、拐卖后被迫沦为娼妓或者与异教徒结婚生子。1947年12月，印巴两国政府出台“恢复”（Recovery）政策，即把被拐卖到另一侧的妇女“解救”回祖国。而这一政策事实上对被拐妇女造成了二次伤害：这些在异国艰难求生的女性有些已经成为母亲，却不得不面临母子分离的二次惨境。回国后以前的家庭往往难以接受她们曾经被强奸、与异教徒结婚生子的事实，等待她们的往往是一个无法接纳她们的家庭，和再次流落街头的命运。
也许印巴分治留给印度人太多伤痛，因此商业电影很少触碰这个主题。即便在印度电影的“黄金年代”——上世纪五十和六十年代，关于分治的电影依然鲜有高票房。直到1973年，一部关于分治之后留在印度的穆斯林社群的电影《热风》（Garam Hawa）引起了普遍关注。 在这部电影中，独立后选择留在阿格拉的印度穆斯林开始遭受多数派印度教徒的排挤，逐渐产生身份危机。面对社会政治的迅速变化，他们开始怀疑留在印度的决定是否正确。影片伊始，男主角萨利姆因为向人力三轮车砍价而被挖苦，“嫌贵？滚回你的巴基斯坦去吧！” 他不禁感慨，身为穆斯林，似乎就不该成为印度的一个公民？自己作为世世代代生活在阿格拉的印度人，仅因为信仰伊斯兰教就成为家乡眼中的“外来人”。这些留印穆斯林的遭遇虽然不如分治中的杀戮来的赤裸裸，却逐渐摧毁他们的身份认同。影片中经典的一幕是男主角站在泰姬陵前面陷入了无限的迷茫。泰姬陵不仅是印度的象征，同时是穆斯林建造的陵寝，也是这个在阿格拉长大的居民日常生活的一部分。而印巴分治永远地改变了印度次大陆，也改变了他的生活。萨利姆不禁自问，作为一个穆斯林，自己到底犯了什么错？！
1997年，在印巴分治四十年后， 印度电影史上诞生了又一部反映分治的经典之作：《边关，一个爱情故事》（Gadar – Ek Prem Katha）。这是一部旁遮普语电影，讲述了一个锡克教徒在分治引发的骚乱中救下了一个穆斯林女孩，两人相爱并结婚生子。嫁做人妇的女儿回巴基斯坦探望家人时被反对这桩婚事的父亲扣押。男主角来到巴基斯坦试图说服岳父，却被巴基斯坦军队扣押，被迫之下他不得不该宗伊斯兰教，却始终拒绝背叛印度，最终男主角成功逃离军队控制并将爱人带回印度。这部电影票房超过13亿卢比，是分治主题电影第一次赢得大规模的观众认可。通过塑造宽容、坚强、勇于自我牺牲又忠于国家的男主角，和一个甘愿留在印度的善良的穆斯林女主角形象，电影在失落感与民族自豪感的交织中回望了这一场四十年前的民族灾难，从一个小家的离合悲欢催人想象一千万人的聚散两难。
反映印巴分治的各地方语言电影也有不少，其中值得一提的是很少触及“印度民族主义”的泰米尔语电影。泰米尔语电影的制作中心位于南部印度主要城市金奈，是仅次于宝莱坞的印度第二大电影产业。泰米尔人有着强烈的“泰米尔民族主义”情结，电影内容也比较少触及印巴冲突。而2000年，泰米尔电影巨星卡玛尔·哈桑自导自演的电影《嘿！神啊》 （Hey! Ram） 大胆而深刻地反省了印度教徒和穆斯林教徒之间的冲突。电影的主角是一个叫罗摩的印度教激进青年和他的穆斯林好友，二人生活在1999年的金奈。故事讲述的是巴布尔清真寺事件7周年时在金奈两位主角经历的印穆冲突，而电影的主要篇章却用来回忆和反省五十多年前的“印巴分治”以及随之带来的灾难。电影中既谴责了1946年未来的巴基斯坦国父真纳宣布的“直接行动”在加尔各答造成的骚乱，同时也批评了印度教特性（Hindutva）造成的社群隔阂，对穆斯林和印度教徒采取了“一视同仁”的批判与反思态度。电影反映了印巴分治和巴布尔清真寺事件对普通人造成的创伤和印穆群体之间难以弥合的裂痕。
印度电影中凡是涉及巴基斯坦的，多少都会提及印巴分治。比如2004年的票房热门《爱无国界》（Veer Zaara），讲述了印度空军飞行员和巴基斯坦女孩坎坷的跨国爱恋。女主角一家是拉合尔名门，而奶奶的遗愿是将自己的骨灰带回分治前的祖国印度。女孩正是在去往印度的途中与男主角结识。同时可见那些在分治中移居巴方的家庭，不管生活如何富足依然剪不断对故乡的牵挂。电影还强调了印度和巴基斯坦两方都共同享有的旁遮普文化传统，以及位于两国交界地区的锡克人如何构架了两国沟通的桥梁。
近两年国人更熟悉的印巴主题电影是2015年由宝莱坞巨星萨尔曼·汗（Salman Khan）主演的《小萝莉的猴神大叔》(Bajrangi Bhai Jaan)。一个印度教民族主义者冒着生命危险穿越印巴边境，护送在印度走失的巴基斯坦女孩回家。影片伊始小女孩和母亲在巴基斯坦拉合尔开往印度新德里的火车上失散。而这趟名为“友谊快线”（Samjhauta Express）的列车，正是印巴分治中把印度穆斯林运往巴基斯坦的主要线路。女孩和母亲要去往的地方是位于印度德里的尼扎姆丁清真寺（Nizamuddin Shrine）。这个圣地是14世纪苏菲派圣人尼扎姆丁的陵墓，至今对于巴基斯坦穆斯林仍具有神圣的意义。虽然国家机器在两国之间划上了难以逾越的边界，但是对于两侧的人民来说，这条线无甚意义。这部电影让人相信爱和人性可以超越国界和历史嫌隙。
印度电影中很多关于 “离散与团圆”主题的电影都发生在印巴分治时期。比如印度影坛常青树阿米塔·巴强主演的1977年的电影《阿玛尔、阿克巴、安东尼》Amar Akbar Anthony，讲述了1947年8月15日印度独立之际，在一座甘地雕像下面母亲与三个儿子走散。三人分别被印度教、伊斯兰教和基督教家庭领养，分别取名阿玛尔、阿克巴和安东尼三个具有典型宗教色彩的名字。多年后母子四人团聚，感慨万千。影片主题是国家分裂和信仰差异永远无法割断母子、手足情。
正如伦敦大学的印度电影学者德怀尔（Rachel Dwyer）教授所说，用电影来表现印巴分治的难点之一，是很难归结孰对孰错。 “在印度有许多人指责英国或巴基斯坦的缔造者，但没有任何一个组织足以对发生的暴行负责。我们可以向那些遭受苦难和死亡的人致敬，但幸存者仍然感到羞愧，有罪的人可能包括我们中间的那些人。” 我想这也是这一主题电影很少卖座的原因，因为他触动的是每一个人的神经，这些观众也许来自受害者家庭，也许就来自施暴者的后人。
在印度的历史学家笔下，印巴分治一直都是谈判桌上的宏大历史叙事。直到90年代历史学家乌瓦什·布塔里亚(Urvashi Butalia)通过口述史的形式记录了分治中的以女性为主的个人经历，次大陆历史上最黑暗的一页才通过这些小人物的记忆被揭开，逐渐浮现出了它“沉默的另一面”。而一部部印度电影，早已不间断地从各个角度记录了印巴分治中：个体、家庭、民族遭遇、暴力与和平、仇恨与谅解、邪恶与正直等等。无论纪实的还是虚构的，电影都在历史学术之外构成了一座毋庸置疑的资料宝库。对于文盲率高达26%的印度来说，电影无疑可以帮助普通人了解和铭记历史，在教科书之外多一种看待历史的方式，是对历史的补充和重塑。 而关于印巴分治，印度电影不仅仅是再现和理解历史，更关乎道德与人性，和对当下的反思。
印巴两国的又一个独立日临近。由于莫迪政府近日宣布收回克什米尔地区的自治权导致两国关系再次紧张。不管是近年来印度教民族主义盛行之下频频爆出的印穆冲突，还是难以解决的克什米尔问题，甚至板球比赛中两方背负的民族荣辱，都无法不追溯到印巴分治。通过电影，印度正在重新审视自己的历史，这一过程中，如何看待穆斯林、看待巴基斯坦和如何讲述分治历史，考验印度电影人的智慧，也体现印度影坛对两国关系的态度。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