对历史负责 把云冈大书做成“争气工程”

云冈石窟，举世闻名的佛教艺术宝库，公元5世纪造像的高峰，被联合国列为世界遗产名录。
半个多世纪以来，由于种种原因，一直流传着“云冈在中国，研究在日本”的说法。而近日，云冈石窟迎来新的学术高峰——云冈人用7年时间，栉风沐雨，用脚步丈量，用镜头捕捉，以求索之心解析，一举推出20卷本60万字的煌煌大书《云冈石窟全集》。相较于日本学者的研究，这部大书的视野更加开阔，研究的深度更加入微，一系列全新的理论和发现，填补了云冈石窟研究的若干历史空白，成为“云冈学”新的里程碑，一个有着历史意义的民族“争气工程”。
对山西乃至全国来说，《云冈石窟全集》的面世，绝对算得上2019年一个大的文化事件。为什么要用长达7年的时间编撰一部书？这部大书诞生的历史背景是什么？编撰这部全集经历了哪些艰辛故事？山西晚报记者走进云冈，了解这部大书诞生的前后过程。
1500年前，北魏平城（今山西大同），武州山南麓，一座座依山开凿的石窟，从东至西绵延30公里，何其壮观和恢弘。古人未必能想到，这样一座石窟，能够穿越千年，成为中华佛教艺术的巅峰之作，并代表了公元5世纪世界美术雕刻的最高水平。这，就是云冈石窟，一座渗透着历史与温度，折射着建筑和雕刻艺术之美的大型石窟群。
7月底，正值暑假的高峰时期，云冈石窟内游人如织，当人们在欣赏美、感慨古人精湛技艺的同时，却不知道，为了让云冈石窟有尊严地出现在大众眼前，在云冈石窟研究院院长张焯的带领下，云冈人坚持了七年之久，出版了20卷的《云冈石窟全集》。这是新中国成立以来出版的第一部云冈石窟全集，意义不同凡响。
这是对云冈的浓缩，更是对历史的定格，张焯感慨道：“如果说之前一系列的研究让云冈石窟有了一段可以看得见摸得着的历史，那么今天的《云冈石窟全集》，是让云冈石窟真正变得有血有肉了！”
云冈研究在日本？这事，让云冈人憋屈了半个世纪
学术界一直流传着一种说法：“云冈石窟在中国，但研究在日本。”何出此言？
早在1902年，日本工学博士伊东忠太来到云冈石窟，并根据北魏建筑样式、北魏雕刻艺术形象找到了日本文化的根源。日本侵华期间，1938年—1944年，日本京都大学组织了一支考察队，在云冈进行了七次调查，随后水野清一、长广敏雄出版了16卷32本的《云冈石窟——公元五世纪中国北部佛教石窟寺院的考古调查报告》，代表了当时云冈研究的最高水平。虽没完整地表述云冈石窟的内容，但很多研究石窟以及佛教造像的专家学者，都以此书为范本。这事，让很多中国学者都感到憋屈。
在上世纪前半期的云冈研究中，以日本学者居多，曾经也有像陈垣、梁思成、周一良这样的中国学者研究过云冈石窟，但都是从单一层面进行分析，并未进行过系统解读。直到1947年，中国著名考古学家宿白先生，在整理北京大学图书馆善本书籍时，发现了《大金西京武州山重修大石窟寺碑》的原文。该碑撰于金代皇统七年（1147），原碑实物早已不可寻踪，碑文中的内容涉及了北魏历代开窟建寺的问题，更可贵的是弥补了唐代贞观至金代皇统约五百年间云冈石窟修建的历史空白，这是云冈研究史上当时尚不为人知的文献。随后，宿白先生多次来到云冈石窟考察，厘清了云冈石窟开凿分期脉络和历史沿革，否定了日本版《云冈石窟》对于云冈石窟的分期问题，为国人的研究工作扳回一局，也建立了“云冈学”的雏形。
但是，这还远远不够。
2002年，张焯从政府部门调入云冈石窟研究院工作，一门心思扎入研究云冈石窟历史的长河中，可惜越研究越觉得困顿，“除了日本学者出版的书外，关于云冈石窟的记载太少了。”张焯告诉山西晚报记者，日本版《云冈石窟》主要从美术角度呈现了云冈石窟的精美，但对中国的历史和云冈石窟的历史而言，并未深入阐述，总给人隔靴搔痒的感觉。为此，他试图以历史为背景，以佛教史料为补充，把云冈石窟文化放在历史和佛教发展的框架中去审视，最终出版了一部《云冈石窟编年史》。
这本书，张焯写了四年之久。这是云冈石窟研究迄今为止第一部最为完整的通史。该书以云冈石窟为载体，从战国一直到中华民国，时间跨越2400余年，取材广泛、内容详尽，涉及中西文化交流史、佛教史和大同地方史，从大视角框定了云冈石窟的整个兴衰历程。它让“云冈学”更加成熟，也让云冈石窟的历史发展脉络清晰了起来，有了一段可以看得见、摸得着的历史。
“如果不做云冈研究，那就是历史的罪人”
2006年10月，张焯担任云冈石窟研究院院长一职，次年就专程到北京拜访了宿白先生。当他说明来历后，却遭到先生当头棒喝：“你当院长了，如果你还不做云冈石窟的研究，那你也是历史的罪人！”
事情已过去12年，张焯还清楚记得从宿白先生家里出来后的场景，“那是一个冬天，走出先生家门的那一刻，我满头大汗。先生说的极是，研究云冈，不仅仅是云冈人的使命，更是一种民族责任！”
随后几年，张焯一方面将心思放在了云冈石窟景区建设和改造工程上，另一方面强化研究，创办《云冈院刊》，将景区保护、研究和建设，以及云冈石窟的考古发掘、报告整理等内容刊登在院刊上，就是希望能带动一批人，主动投身到研究工作中来。转眼到了2012年，当云冈石窟以崭新面貌示人，并且卓显成效之际，张焯知道，云冈石窟的研究必须跟上，这样才能将云冈的“大文化”与“大景区”相匹配。
2012年年底，著名文化学者冯骥才先生专门为山西编写《大同雕塑全集》，云冈石窟作为其中一卷收入书中。参与编撰过程中，张焯在冯骥才天津的住处见到了青岛出版集团董事长孟鸣飞。一位是历史学家，一位是文化学者，二人因云冈石窟结缘，相谈甚欢。张焯表露了想为云冈石窟出全集的心愿，“现在云冈的研究逐步深入，但学界参阅的还是日文版《云冈石窟》。这套书获得过‘天皇奖’，他们还曾想申报世界和平奖。这简直是天大的讽刺。我们云冈人有责任编写一部更加全面、完整、科学的《云冈石窟全集》，否则，对不起历史，对不起先人。”
时不我待，2013年初，云冈石窟研究院和青岛出版集团确定了合作意向：打造一套云冈石窟“真正的全集”，把石窟的造像艺术、雕刻艺术以及蕴含其中的佛学、建筑、音乐等等都呈现给观众。张焯坦言，“打造真正的全集，不仅全面，更要系统，更要超越！”
七年磨一剑，咬牙坚持，只为“超越”二字
谁都没有想到，《云冈石窟全集》一干就是七年之久。
张焯最初的设想是用三年时间，梳理云冈石窟的“家底”，可随着研究的深入，越做就越想做完备。“之前有过目标，就想着超过日本的全集就行了。开展工作后觉得，我们现在有最好的设备，有宿白先生研究的基础，还有近年来的最新考古成果，为什么不做得细致再细致一点呢？”从制定总体规划，明确编撰方向，统一编辑凡例，到摄影、扫描、绘图、撰稿、校对、排版，直到印刷，这20卷书历时7年完成。“光摄影团队，我们就组织了4家同时开展，记录云冈石窟最真实的状况。”张焯坦言，这是最艰巨的一项工程，在最初采集的几年里，摄影师都要深入现场，去石窟的各个角度拍摄，为了拍某个细节，还要爬到十多米的脚手架上，那种危险程度不言而喻。“当时日本人用的仪器比较原始，现在我们有了高端摄影设备，又有三维激光扫描技术，能做到零误差。从另一个角度说，日本人做的报告里，并不完整，很多中小的洞窟他们根本就没有提及。”张焯讲：“这次摄影，我们力求毕其功于一役，不光是出全集，更要建立起完整的影像数据库，将来还可以出分类图书，为今后研究云冈石窟提供丰富的资料。”
张焯是这套《云冈石窟全集》的主编。所有参与者都知道，他可绝非幕后那个单纯“指手画脚”的人，而是把每一项研究、每一块图版、每一处细节、每一个文字、每一点进度，都要落在实处。全集中收录的23篇文章60万字，他字字都要琢磨，篇篇都要过目，考订、圆说、增论，每篇文章的终审都在一个月以上。审稿的过程，实际上更是研究的过程。因为担任云冈旅游区管委会主任，事务繁忙，平时只要上班，他就基本上坐不下，像一个陀螺，所以改稿写稿的任务就变成了清晨，“每天清早5点到8点，这就是我审稿的时间，这么多年都是这样过来的。”
做学术研究的人都是寂寞的，张焯也是如此，多年来雷打不动，坚持早早起来工作，连出差也不例外。“因为我是主编，我要对《云冈石窟全集》负责，对学术负责。”
张焯告诉记者，对《云冈石窟全集》这个编撰团队来说，这是极端痛苦的7年，但也是快乐的7年、收获的7年。副主编王恒，是云冈石窟研究院的老书记，专门请他回来做这件事；院内的摄影家张海雁，有数十年的石窟摄影经验，临近退休还在拼搏，登高爬低，拍摄了几十万张图片；20卷书的图版说明，全由研究员赵昆雨统稿。还有参与的员新华、员小中等，都在默默奉献，追求完美，“每个人都在咬牙坚持，只为‘超越’二字”。
“争气工程”精彩亮相，新发现、新论点和新成果众多
20卷《云冈石窟全集》共收录7000余幅石窟影像作品，线描图、拓片400多幅，文章23篇。前19卷全景式展现石窟群的所有雕刻内容，第20卷汇总了历次考古发掘的成果。它充分利用了现代数字技术，全方位、大角度、无死角进行拍摄和测绘，不放过一个细节，不放过一个洞窟，不放过一张重要图版，力求做到更全面、更细致、更具有学术水准，所以谓之“全集”，名副其实。最难得可贵的是，通过此次全面的梳理，除了建起一个巨大的石窟影像数字资料库，让各界加深了对石窟的了解，还形成了大量学术新观点，从而推动了“云冈学”的飞跃式发展。
张焯说，以前日本学者和宿白先生研究云冈石窟，都是以宏观的角度来审视，现在的研究是具体到每一个洞窟，每一龛造像。“昙曜五窟，说白了是皇帝的形象，以前人们总说那是三世佛，代表过去、现在和未来。但是你仔细观察洞窟后就会发现，洞窟内的雕刻是完整的佛教宇宙空间概念。佛造像和壁面的雕刻时间或许不同，可指导思想一致，描述的是十方三世一切诸佛的宇宙观。按照这个思路，穹窿顶上的莲花世界，洞窟上壁的千佛列像，就是‘佛无所不在’的象征，是佛教宇宙思想的体现”。
在云冈石窟，早期洞窟和中期洞窟有很大不同。早期洞窟是穹窿顶、大佛，比较简约，中期洞窟是四方形宫殿式建筑，雕刻内容复杂了很多，但从来没有人解释过，洞窟为何会是宫殿式造型？就此，张焯想了很久，“弥勒代表了美好的未来世界，唐长孺先生研究魏晋南北朝史，说过在北魏后期，暴动者利用弥勒教信仰，发动农民进行弥勒起义，但也没说过弥勒信仰盛行阶段是在何时。撰稿时，我特意研究了云冈内的中期洞窟，发现其中宫殿式建筑描述的弥勒形象绝非偶然。说明在北魏中期，也就是孝文帝时期，弥勒信仰已经进入鼎盛阶段，北魏统治者建造了一个个弥勒洞窟，就是在告诉民众，美好的弥勒时代已经来临，幸福日子就要来了！所以云冈中期石窟展现的正是弥勒信仰的鼎盛时期。”在张焯之前，大家都知道宫殿式的石窟华美，却没人知道为什么，《云冈石窟全集》填补了这样的空白。
在全集的研究编撰和出版中，像上述的新观点、新论证，以及云冈石窟的开凿与方法、规划与设计、佛龛与组合、音乐与服装，引进与吸收、分期与特征、规律与变化、官办与民助等问题，产生了大量新颖的学术观点。这是云冈人的思考，是学术上的突破，是云冈人推动和壮大“云冈学”的具体实践，更是为中国学者“争气”的一项世纪工程，洗刷了半个多世纪来“云冈在中国，研究在日本”的尴尬境地。从此，《云冈石窟全集》就是你走进云冈、认知云冈、研究云冈最重要的“宝典”。
采访最后，山西晚报记者问张焯，支撑他七年如一日的动力是什么，他回答得很干脆：“把云冈的事业，当成大同人的事业、山西人的事业、中华民族的事业！”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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专家眼中的《云冈石窟全集》
葛剑雄（著名学者）：这套书的价值，很全面地反映出云冈独特的历史文化，意义不凡。
杜太凯（北京美术家协会副主席）：《云冈石窟全集》会影响整个美术理论界对石窟艺术的重新认识。
李尔山（资深媒体人）：《云冈石窟全集》是新的“云冈学”大厦，它并非仅仅是形式上的“大而全”，而更加看重肌理上的科学性、系统性和完整性。云冈石窟全集这种“原生性”的回归，标志着“云冈学”真正进入了成熟期。

08—09版采写：山西晚报记者　孙轶琼
图片由受访者提供