藏经楼，60多年前从太谷迁来太原

提起迎泽公园，很多“老太原”有着很深的情结。它是新中国成立初期建设的太原最早的公园之一，伴随着几代人的成长，从童年到中年，给人留下了美好的记忆。从上世纪50年代开始，学生春游必去迎泽公园。拿出相册，都能找到一张有迎泽公园风景的照片。外地人来太原，也一定要被亲戚朋友拉着逛迎泽公园的。那个年代，迎泽公园里什么景最有看头？当然是藏经楼，老太原都知道它最负盛名。如今过去了近70年，这座历经800年沧桑的古建筑，依然巍峨耸立，经过岁月的洗礼，犹如一位带着些许神秘面纱的遗世佳人。每天清晨或傍晚，很多人围着它休闲、健身，但现在真正了解它的人并不多，觉得也就是座普通的楼阁而已。
其实，藏经楼的变化也能用“地覆天翻”来形容。藏经楼，层台耸翠，飞阁流丹。楼高约18米，坐北朝南，外看三层实为二层，全木结构，琉璃瓦顶，雕梁画柱，古雅端庄，是迎泽公园标志性建筑物之一。这座有着悠久历史、本是寺院之中的藏经楼，应该在晨钟暮鼓、青灯黄卷中过着淡泊脱俗的生活，如今却在热闹非凡、人声鼎沸的公园里成为一处别样的景致，迎日出日落，看云卷云舒。
迎泽公园是上世纪50年代初期开始修建的。直到新中国成立前，公园周边还是大南门外的一片荒郊野滩，每到夏日蚊蝇四起、杂草丛生，冬天则是寒风呼叫、犬鸣不绝，是城市建设中的死角，根本没有现在原址上的藏经楼。藏经楼，原名藏经阁，又名风华楼，它是在1958年，从100多公里外的太谷县资福寺搬来的，1960年才全部安装完工。
藏经楼是存藏佛教经典图籍的楼阁，最初位于太谷县资福寺内。太谷县县志记载，藏经楼始建于金大定二十五年（1185年），重建于清康熙十三年（1674年）。资福寺正殿毁于战火，寺内其他建筑也破败不堪。梁思成著就《中国建筑史》，在第七章元、明、清中，第二节介绍元代木构实例，其中有“资福寺藏经楼”，“山西太谷县城内资福寺，创于金皇统间，其大殿前之藏经楼，则为元构，楼左右夹以钟鼓楼，成三楼并列之势，楼本身两层，每层各重檐，成为两层四檐，外观至为俊秀。其平座铺作之上施椽作檐，尤为罕见。”梁思成在书中的藏经楼插图，与太原迎泽公园中的藏经楼对比，变化不大，只是两旁的钟鼓楼不知所终。
1958年，太谷县资福寺内的藏经楼因年久失修，岌岌可危，四周墙壁用几十根五六米长的椽木支撑着。当时，政府认为藏经阁具有一定的历史艺术价值，一定要保护起来。而此时迎泽公园的后期建设也在紧锣密鼓地进行中，有人表示公园里除了树木花草、亭台楼阁、山水石等元素外，还缺少底蕴深厚的人文气息，于是经过研究，决定将藏经楼从太谷整体搬到迎泽公园，使得这座古建筑再次惊艳世人。但是，关于运输搬运藏经楼的过程估计没几个人知道。就算老太原人也不见得说的头头是道。北京荣宝画院院长、牌匾研究专家邵学军的父亲邵振裕当时参与了这次搬迁。邵学军说，听老一辈讲，当时搬运藏经楼的决定在社会上受到广泛关注，这是一项难度大、任务高、要求繁琐的活儿，得找到各项技术精湛和责任心强的团队才行。这个任务就被派到了太原市汽运二公司的头上。当时单位的司机大多是从部队上转业的汽车兵，邵学军的父亲便是其中一员，从抗美援朝部队转业到地方的。接到任务后，单位非常重视，挑选了部分驾驶技术过硬的司机，他们保持着军人吃苦耐劳、敢打硬仗、勇于担当的精神，统一开着“解放”牌大卡车前往。解放牌卡车是新中国第一辆汽车，据说是毛泽东主席亲自命名的，在后来的几十年里影响了整整几代“卡车人”。出发之前，单位给司机们做了短期培训。与此同时，太谷的文物工作人员对藏经楼进行分拆，边拆除、边登记、边编号、边整理，然后分类打包。车队到达后，大伙儿将“藏经楼”轻拿轻放地装上车，包括一砖一瓦，都小心翼翼地。解放牌卡车在当时是一流的长途运输工具，司机们娴熟的驾驶技术赢得了良好的口碑。那时路况很不好，走走停停，绕过沟坎儿，运输途中尽量避免颠簸和震动。运回来后，专家又严格进行登记、编号、整理、安放、组装，1960年，一座古朴、大气、端庄、巍峨的古建屹立于迎泽湖畔。据说，当时曾轰动了整个太原城，人人争相来一睹芳容，看个新鲜。邵学军说，现在50岁以下的太原人，大都不知此事，还真以为就是本公园的古迹呢。当年运送车队的人大都故去了，他们的名字应该被记录下来，分别是邵振裕、乔兆权、刘喜庆、曹廷瑞、欧阳谨、郝维堂、魏留福、许业源等。1979年，书法家崔生茂书写“藏经楼”悬挂楼中央。2000年，太原市人民政府公布为市级文物保护单位。
藏经楼，800年间，发生的那些故事，听起来，回味无穷。

山西晚报记者 郭志英