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蒙娜·丽莎》的创作始于1503年，达·芬奇一直将这幅画带在身边，并且在此后的十几年时间里不断修改，成为持续创作时间最长的一件作品。1550年，乔治·瓦萨里在他的《大艺术家传》中，首次把这幅画命名为《蒙娜·丽莎》，因为瓦萨里认为画中所描绘的是佛罗伦萨一位富商的妻子丽莎·戴尔·乔孔达（Lisa del Giocondo），但由于缺乏足够的证据，一直以来都存在争议。 达·芬奇《蒙娜·丽莎》（1503-1517年，杨树木板油画，77 × 53 cm，巴黎卢浮宫博物馆） 《蒙娜·丽莎》作为“晕涂法”的杰作很早便被艺术界所熟知，但直到19世纪之后，历经几次被盗、外展、袭击等公众事件才变得家喻户晓。蒙娜·丽莎“神秘的微笑”是这幅画中最引人入胜的细节，在第二次世界大战中，英国人为了联络他们在法国抵抗运动中的盟友，使用了暗语“La Joconde garde un sourire（蒙娜·丽莎在微笑）”。究竟达·芬奇是用怎样的方式营造出这样的效果，画中女子的真实身份究竟是谁，画中还隐藏着怎样的秘密，围绕这些话题让无数后世的科学家和艺术研究者为之着迷。近些年来，随着新科技的运用、新文本资料的发现和解读，《蒙娜·丽莎》正在逐渐地揭开她的神秘面纱。 《蒙娜·丽莎》中的人到底是谁？ 虽然乔治·瓦萨里认为画中女子是富商乔孔达的妻子，因此将这幅画命名为《蒙娜·丽莎》，但是瓦萨里毕竟未曾见过达·芬奇本人，生活的时代也要比画家晚几十年，所以艺术史学家对于画中女子有各种各样的猜测：有人认为她的原型是达·芬奇的母亲，有人认为她是达·芬奇的情人，还有人认为由于达·芬奇在创作这幅画的时候在米兰，有可能画中女子是朱利亚诺·美第奇的情人帕奇菲卡·布兰达尼，更有人甚至认为她是达·芬奇男扮女装的写照，可以说是众说纷纭。 1477年出版的西塞罗《致友人书信集》页面边缘上的笔记 直到2005年，海德堡大学图书馆手稿与古文献研究专家阿迈恩·施勒希特在对馆藏古籍善本进行编目时，在一本1477年出版的西塞罗《致友人书信集》里，发现了佛罗伦萨的地方官阿戈斯蒂诺·韦斯普奇在1503年十月留下的笔记： “Apelles pictor. Ita Leonardus uincius facit in omnibus suis picturis, ut enim Caput lise del giocondo et anne matris uirginis. videbimus quid faciet de aula magni consilii, de qua re convenit iam cum vexillofero.” 1503. 8bris. “正如画家阿佩利斯一样，达·芬奇将这种（天才的技能）表现在他所有的画作中，比如丽莎·戴尔·乔孔达的面庞，还有安妮和圣母。他刚刚接受了Gonfaloniere（注：中世纪和文艺复兴时期佛罗伦萨的著名公共职位）的委托，我们将会看到他如何在领主宫大厅进行创作（注：即著名的《安吉亚里之战》）。1503年10月。” 韦斯普奇是当时佛罗伦萨共和国第二国务厅长官尼科洛·马基雅维利的秘书和助手，马基雅维利是《君主论》的作者，和达·芬奇关系十分交好，作为秘书的韦斯普奇也熟知二人之间的交往。在他的笔记中，他将达·芬奇媲美古希腊的著名画家阿佩利斯，并写下当时达·芬奇正在绘制丽莎·戴尔·乔孔达的肖像，与此同时还接受了《安吉亚里之战》的委托。最初这一发现刊载在图书馆的内部刊物上，直到2009年一家德国电台到海德堡大学图书馆做采访，才意外得知了这一重大发现。 左图：《蒙娜·丽莎》；右图：达·芬奇《艾尔沃斯·蒙娜·丽莎》（1503年，布面油画，51 × 39 cm，瑞士私人收藏） 但是，虽然韦斯普奇所见的画中人物确定是丽莎·戴尔·乔孔达无疑，可是或许并不是我们如今所看到的《蒙娜·丽莎》的样子。在瑞士银行的保险库中，尘封着一幅年轻版本的蒙娜·丽莎——《艾尔沃斯·蒙娜·丽莎》（Isleworth Mona Lisa）。虽然存在争议，但画中女子确实与《蒙娜·丽莎》中的女子有着极为相似的长相、服饰和手势，同样也带有神秘的笑容。此外，由于这幅画的幅面更宽，在《蒙娜·丽莎》画面两侧出现的柱子一角在这幅画中完整地表现了出来，柱子寓意着家庭的和睦与稳定。1913年，英国收藏家休·布莱克从英国萨默塞特郡一位贵族家中（即蒙塔库故居）购买了这幅画，并将画放到他在伦敦艾尔沃斯的画室中，所以才被命名为《艾尔沃斯·蒙娜·丽莎》。1947年，美国收藏家和艺术史学家亨利·普利策购得此画，围绕这幅画作他在1960年出版了《蒙娜·丽莎在哪里？》（Where Is Mona Lisa？）。在这本书的开篇，普利策引述多位美术专家的观点，有人认为画中女子的颈部比起达·芬奇笔下的其他人物逊色，有可能被其他人润色过，也有一些人相信肖像的手和脸部出自达·芬奇之手，而其余部分是由别人完成的。 蒙娜·丽莎基金会认为《艾尔沃斯·蒙娜·丽莎》可能是达·芬奇在1505年的时候没完成的作品，第二年就交给了委托人即丽莎的丈夫。我们现在所熟知的这幅《蒙娜·丽莎》实际上是达·芬奇留给自己的。或许最初的时候，达·芬奇只是为了应付父亲去帮邻居画这样一幅画，但却在画的过程中忽然在丽莎身上发现一种超脱凡人的美，甚至是带有一种神性。于是，达·芬奇便不愿继续在这幅不属于自己的画上下功夫，将还未进行细部处理的画交给了委托人，同时又重新画了一幅相同的画，并且一直带在身边，在之后的十几年时间里，达·芬奇不断地将自己最喜欢的形象特征加入其中，最终将画中人物塑造成他心目中最美的“神”。 左图：《蒙娜·丽莎》第三层：《丽莎·格拉迪尼肖像》；右图：《蒙娜·丽莎》第四层（即直接可见层） 2014年，法国科学家、时光科技联合创始人帕斯卡尔·科特历经十年的研究，借助于独创的240兆像素多光谱扫描技术和分层放大技术，发现《蒙娜·丽莎》一共叠加了四层图像。除去最下面的两层草稿层，在我们所看到的女子之下还隐藏着一位长相略有不同、梳着当时流行发束的年轻女子，科特将其称为《丽莎·格拉迪尼肖像》。后来，达·芬奇通过在头部和身上巧妙地覆盖一层面纱，遮盖了原有的衣着和发饰，同时也混入了别的模特的形象，甚至将复杂、精致的发束打乱，加入了图像学的隐喻：披散的头发唤起了人们对贞洁、自守等理想中女性品德的美好记忆。除此之外，科特还发现《蒙娜·丽莎》原本是有眉毛和睫毛的，只不过由于后期修复不当消失了。 左图：达·芬奇工作室《巴克斯》（1510-1515年，木板油画，177 × 115 cm，法国巴黎卢浮宫博物馆）；右图：达·芬奇《施洗者圣约翰》（1513-1516年，木板油画，57 × 69 cm，法国巴黎卢浮宫博物馆） 如果将《丽莎·格拉迪尼肖像》中的女子与最终呈现在我们面前的《蒙娜·丽莎》中的女子相比，我们会发现后者在形象上似乎带有一种男性的特质。如果我们去看达·芬奇的另外一幅作品《施洗者圣约翰》，以及由达·芬奇完成底稿、后来由达·芬奇工作室完成的《巴克斯》，可以发现两个男子的形象却拥有女性一般的面孔和微笑，也就是说达·芬奇在这些作品中模糊了性别的界限，这或许与他对于两性的态度有关。达·尔文本人对性是十分厌恶的，这在他的笔记中有明确的记载。作为一个私生子，他始终缺少父爱，而对母亲的情感压抑，扭曲了他正常的性欲，这或许也是他一生未婚的理由。在达·芬奇的内心深处，一直都向往和追求着一种可以上升为神性的“中性美”。 左图：达·芬奇工作室《萨莱的肖像》（1502-1503年，木板油画，37 × 29 cm，阿洛伊斯基金会收藏）；右图：达·芬奇《蒙娜·丽莎》；中间图：《萨莱的肖像》和《蒙娜·丽莎》以50%的透明度叠加 这种“中性美”杂糅了男性和女性的特征，如果说《蒙娜·丽莎》中最初的女性形象是丽莎·乔孔达，那么后来加入的男性形象特征或许来自于达·芬奇最喜欢的模特和助手吉安·贾科莫·卡普罗蒂，也即《施洗者圣约翰》和《巴克斯》中的模特原型。吉安·贾科莫·卡普罗蒂在10岁的时候来到达·芬奇身边，因为顽劣调皮，达·芬奇送给他一个绰号叫“萨莱”（Salai），即“小魔头”的意思。如果我们将《蒙娜·丽莎》中的人物形象与萨莱的形象做比较，会发现二者竟如此的神似，特别是她的鼻子、额头和微笑与萨莱极为相似。 左图：达·芬奇《蒙娜·丽莎》局部；中图：达·芬奇的《自画像》和《蒙娜·丽莎》以50%的透明度叠加；右图：达·芬奇《自画像》局部 除此之外，还有人将达·芬奇那幅年老的自画像叠加在《蒙娜·丽莎》上，发现五官的位置居然可以完美地重合在一起，也就是说达·芬奇心目中完美的男性形象或许还包括他自己，因为达·芬奇也是一个绝世美男子，瓦萨里在《大艺术家传》中曾形容达·芬奇“他的优雅与美貌无与伦比”。可以说，融合了多人面孔特征的《蒙娜·丽莎》极有可能便是达·芬奇心目中最完美的形象。 《蒙娜·丽莎》为何有“神秘的微笑”？ 《蒙娜·丽莎》还有另外一个名字“La Gioconda”，在意大利语中意为“幸福的”，或许是出于对这个词中所含幸福之意的注解，让达·芬奇在构思这幅画时才有了蒙娜·丽莎的微笑。《蒙娜·丽莎》最震撼的地方就是画中女子时隐时现、似笑非笑的神秘微笑：如果你盯着她的眼睛看，嘴唇似乎微微上翘，露出微笑，但如果直接盯着她的嘴唇，却似乎并不在笑。数百年来，这个神秘的微笑吸引着一代代的专家学者去破解其中的秘密。 视线从蒙娜·丽莎的眼睛逐渐移动到嘴巴时的视觉感受（从左至右） 早在2000年，哈佛医学院神经生物学家玛格丽特·利文斯通便发现蒙娜·丽莎的神秘微笑其实是与人体的视觉系统有关。之所以笑容忽隐忽现，是由于观看者改变了眼睛聚焦的位置。在人体的视觉系统中有两个不同的部分接收影像信息：中央视觉区域（即目光直视）和外围视觉区域（即余光），其中中央视觉区域主要由视锥细胞构成，可以分辨颜色、细小的字体和辨别细节，外围视觉区域由视锥细胞和视杆细胞共同构成，用来分辨移动、明暗和阴影。当我们直视蒙娜·丽莎的双眼，余光便会落在她的嘴巴上。由于外围视觉并不注重细微之处，无形当中突出了颧骨部位的阴影，这样一来笑容的弧度显得更大了，让我们感觉到蒙娜·丽莎是在微笑。然而，当我们去直视蒙娜·丽莎的嘴巴，由于中央视觉可以辨别细节，便看不到其中的阴影，我们也就无法捕捉到她的笑容。因此，蒙娜·丽莎的神秘微笑源于人们目光的不断移动。 达·芬奇《美丽公主》（约1496年，三色蜡笔牛皮纸画，33 × 23.9 cm，彼得·西尔弗曼私人收藏） 其实，《蒙娜·丽莎》的微笑并非达·芬奇的第一次尝试，早在数年前，在另一幅更早的作品《美丽公主》（La Bella Principessa）中，达·芬奇便开始有意识地去探索这种“神秘的微笑”。这幅画是米兰公爵卢多维科·斯福尔扎的13岁私生女比安卡·乔瓦娜·斯福尔扎的侧身像，绘制在一张牛皮纸上，是公爵赠送给比安卡小姐的《斯福尔扎家族史》中的一页。谢菲尔德哈勒姆大学心理学系的亚历桑德罗·索兰佐在2015年的《视觉研究》上发表了一项实验结果：他安排志愿者们从不同的角度和距离观察这幅油画，发现《美丽公主》与《蒙娜·丽莎》有着相似的效果：当从远距离观看或视觉焦点放在人物的眼睛上时，便能看到微笑的表情。当从近处观看或将视觉焦点集中于嘴唇的时候，微笑就消失了。 法国科学家运用非侵入性X射线荧光光谱对油彩层进行分析 达·芬奇之所以可以营造出这种神秘微笑，离不开他的一大绝技——“晕涂法”（Sfumato）。“晕涂法”通过逐层渲染，从一种色调变到另一种色调，将生硬的轮廓变得模糊、朦胧，从而让人在视觉上产生一种微妙的错觉。在创作《蒙娜·丽莎》时，达·芬奇首先选用了取自杨树树干中心、纹络细密的木材作为画板，然后在上面涂了一层铅白色的底漆，而不是通常所使用的白垩混合颜料，因为达·芬奇知道如此一来便可以更好地反射光线，不仅可以加强景深、亮度和质感，而且有一部分光线穿透油彩层经白色底漆反射，与直接在油彩层上反射的光线交织在一起，更有助于凸显“晕涂法”的效果。2010年，法国博物馆研究和修复中心资深科学家菲利普·沃尔特和他的同事运用非侵入性的X射线荧光光谱对油彩层进行了分析，发现达·芬奇将很少量的颜料混合入油和树脂中，其中一些油彩层的厚度只有1-2微米，在较暗的部分叠加了许多油彩层，厚度可达30至40微米。正是因为运用了这样的技法，在画面当中基本上看不出笔触的痕迹。 “晕涂法”要求在创作的时候，每完成一层，都需要等待数周或数月的时间让其完全干透，然后再在上面添加另一层，这种方法让达·芬奇能够有足够的时间进行思考，因为在达·芬奇看来，思考本身比画画更为重要。达·芬奇在创作的时候，许多时候往往是很长时间不动笔，在他画《最后的晚餐》时也是如此，急得修道院院长去米兰公爵那里打小报告，后来达·芬奇便把修道院院长的面孔给了叛徒犹大。最终，经过了十几年的持续反复修改，达·芬奇成功运用“晕涂法”在人物的嘴巴周围通过轻微模糊的阴影和光晕，营造出了神秘的微笑。 记录嘴巴肌肉控制的达·芬奇笔记（英国温莎皇家收藏基金会） 但是，“晕涂法”毕竟只是一种技法，拉斐尔、乔尔乔内同样十分擅长，为何只有达·芬奇才能完美地呈现出神秘的微笑？这是因为只有达·芬奇完美地实现了科学与艺术的结合。传记作家沃尔特·艾萨克森写道：在创作《蒙娜·丽莎》的时候，达·芬奇每天晚上都会跑到画室附近的新圣玛利亚医院解剖尸体，在当时的防腐技术下，达·芬奇忍受着恶臭解剖了30具不同年龄的男女尸体。达·芬奇对笑容是如何形成的尤为感兴趣，通过对面庞每一部分运动的分析，他试图去寻找是哪些神经控制着肌肉的运动，而肌肉的运动又产生了怎样的表情，并且将这些发现和思考记录在他的笔记中。“人类拥有比其它动物更多的肌肉去控制嘴唇的运动，”在他的笔记中这样写道，“你会发现有很多的肌肉参与到嘴巴的动作中去，而又有更多的肌肉去完成这些动作的恢复。”在他的一页笔记中，达·芬奇去掉了部分的颚骨，从而将颊肌展现出来，而颊肌主要负责在微笑刚开始的时候将嘴巴和面颊拉平。同时他还在另外一个人脸速写旁写下：“描绘了所有由皮肤和肌肉控制的表情的起因，并且由此去判断肌肉是否接收了来自神经的指令。” 《蒙娜·丽莎》藏有达·芬奇的深情告白？ 达·芬奇行事诡秘，喜欢在他的作品中使用某些神秘符号来传达某种信息，也即后来我们所说的“达·芬奇密码”。正是由于这些“密码”的存在，使得他的作品始终透露着一种神秘，在数百年后依然是专家、学者和公众喜闻乐见的话题。在《最后的晚餐》中，那些惊人的“密码”激发了后世文人的灵感，成为丹·布朗创作的《达·芬奇密码》中最重要的线索。虽然从尺寸上来看，《蒙娜·丽莎》要比《最后的晚餐》小得多，而且相比后者的经典宗教题材，《蒙娜·丽莎》显得更为私密，在这幅一直被大艺术家带在身旁的画作里，是否同样被巧妙地设置了“密码”呢？答案或许就隐藏在画中人物的眼睛里。 《蒙娜·丽莎》中最大的秘密就隐藏在画中女子的眼睛里 2010年，意大利文化遗产全国委员会的研究人员宣布，他们借助于时光科技“分层放大技术”所拍摄的图像，在蒙娜·丽莎的眼睛里，以及作为背景的拱桥下，发现了肉眼很难分辨的字母和数字。该机构主席希尔瓦诺·文塞提表示，在蒙娜·丽莎的左眼中有一个“S”，而在她的右眼中则是一个“L”；在背景中的拱桥下，还发现了类似于“72”的数字。对于像达·芬奇这样天才般的艺术家，当然不会随意地在画作当中加入两个字母和数字而不代表任何含义，一定是有所指的。文塞提认为左眼中的“S”可能代表了米兰公爵斯福尔扎（Sforza）家族的一位女性，做出这样推断的依据是在《蒙娜·丽莎》这幅画的背面有三个数字“149”，而第四位数字被抹掉了，应该是149X年，而这段时间达·芬奇一直生活在米兰。右眼中的“L”显然代表了达·芬奇（Leonardo Da Vinci）本人。“72”这个数字则出现在犹太教神秘哲学卡巴拉和基督教中；即便将这两个数字分开来看，“7”在犹太教和基督教中也充满了象征性的联想，比如上帝创作世界用了7天，“2”则可能代表了男、女的二元性。 对于文塞提的解读，引发了众多学者的质疑。达·芬奇故乡的一位博物馆馆长亚历山德罗·委佐齐认为从装束上看明显是一位佛罗伦萨女子，不可能跟米兰公爵的情人有关系。在艺术史学家克劳迪奥·斯特里纳蒂看来，达·芬奇热衷于犹太教中的神秘主义是众所周知的事情，但是如果达·芬奇要将一种符号学的含义加入这幅画中，他应当留下更多的线索。其实，如果我们结合画面中的人物特征，便会得到一个更加合理、或许也更令人惊讶的解释。在前文中，我们谈到了画中女子与达·芬奇最喜欢的模特和助手“萨莱”尤为相像，而“萨莱”的意大利文“Salai”的缩写恰好是“S”，会不会这个字母代表了萨莱？如果结合背景当中的那个“72”，相比单纯的数字而言，更像是字母“L”（达·芬奇）和“S”（萨莱）的镜像，而且这也符合达·芬奇书写的习惯。 萨莱《普拉多的蒙娜·丽莎》（1503-1516年，胡桃木板油画，76.3 × 57 cm，马德里普拉多博物馆） 更为重要的是，正是萨莱在达·芬奇去世前一年促成了包括《蒙娜·丽莎》《施洗者圣约翰》在内的三幅最重要作品的交易，在以高昂的价格商定卖给法国国王弗朗索瓦一世后，不久便离开了达·芬奇。或许那时的萨莱觉得相比年老色衰的自己，达·芬奇似乎更加青睐于他的另一个学徒梅尔兹，而以自己为模特所画的作品也失去了意义。事实也证明如此，达·芬奇去世后将绝大部分的遗产都留给了梅尔兹，而不是萨莱。但不管怎样，《蒙娜·丽莎》自始至终都与萨莱有着密不可分的联系，不仅从人物的具象特征上，而且通过隐藏的密码，达·芬奇将他多年来心底最大的秘密画进了画中。因为在文艺复兴时期的社会，同性恋会被视为反道德，达·芬奇无法公开承认这层关系，便用一幅倾尽毕生心力的杰作向自己最深爱的人表白了心意。 正如意大利萨萨里大学教授普林尼·易诺晨所言：“如今，《蒙娜·丽莎》已经成为我们集体意象的一部分……每一位观众都可以自由地去看、去想象这样一个笑容背后有着怎样一个尚待实现的梦想、一个未及实现的承诺、一种无法声张的背叛，又或是只是属于我们自己的一部分，所有的一切都凝固在一幅创作于五百多年前的肖像中。”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