原标题：东晋门阀政治前史：郗鉴为何能从流民帅变成内辅之臣
郗鉴是东晋初年非常重要的政治人物。“东晋门阀政治”的特点是“皇帝垂拱，士族当权，流民出力”，其中“流民出力”的典型例子，就是晋明帝为了平定王敦之乱，引入了以郗鉴为代表的流民军势力，之后郗鉴在京口建立军事重镇，成为维系东晋门阀政治平衡的重要力量，高平郗氏也成为东晋高层次的门阀士族。郗鉴折冲于流民帅与建康士族之间的过程以及京口重镇的作用，田余庆先生《论郗鉴——兼论京口重镇的形成》已有非常精彩的论述。
不过，《晋书·郗鉴传》记载：“元帝初镇江左，承制假鉴龙骧将军、兖州刺史，镇邹山。”其实郗鉴很早就被司马睿政权拜为兖州刺史，至永昌元年（322）郗鉴才南下至合肥。郗鉴后来能由一名流民帅变成拱御建康的内辅之臣，其根源正在郗鉴任兖州刺史时。因此，这段时间里郗鉴所扮演的角色和发挥的作用，颇值得从零散的史料中来加以发掘。
田余庆著《东晋门阀政治》，北京大学出版社，2012年5月
兖州四刺史并立的局面
兖州位于今山东西部及与河北、河南交界处，地理位置十分重要。《读史方舆纪要》称兖州“据河、济之会，控淮、泗之交，北阻泰岱，东带琅邪，地大物繁，民殷土沃，用以根柢三楚，囊括三齐，直走宋、卫，长驱陈、许，足以方行于中夏矣”。永嘉元年（307），兖州刺史苟晞大败马牧帅汲桑，平定邺城，潘滔便劝说司马越道：“兖州要冲，魏武以之辅相汉室。苟晞有大志，非纯臣，久令处之，则患生心腹矣。”“兖州天下枢要，公宜自牧。”之后司马越便接受潘滔的建议，徙苟晞为青州刺史，自领兖州。
永嘉四年（310）十月，刘曜率部“长驱入洛川”，石勒也南下攻至江西，对洛阳渐渐形成包围态势。永嘉五年（311）三月，司马越在内忧外患中病死于项城。四月石勒追击王衍于苦县宁平城，《晋书·司马越传》称“数十万众，勒以骑围而射之，相践如山。王公士庶死者十余万”。永嘉五年六月，王弥、石勒和刘曜等军攻陷洛阳，“害王公及百官已下三万余人”，俘怀帝至平阳。司马越、王衍之死、洛阳失陷、怀帝被俘，标志着西晋洛阳朝廷的统治彻底崩盘，河南地区出现了巨大的权力真空，而兖州的控制权成为了各方势力竞相角逐的焦点。
兖州争夺的第一阶段大约是永嘉五年六月到九月。司马越死后，晋怀帝命苟晞为大将军、大都督，督青、徐、兖、豫、荆、扬六州诸军事，此举显示出晋怀帝首先是寄望于战功卓著、颇具军事才能的苟晞能够稳定大局。苟晞认为洛阳难守，表请迁都兖州仓垣（陈留郡），结果晋怀帝尚未成行洛阳便被攻破，于是苟晞便在仓垣自建行台，尊奉豫章王司马端为皇太子，并以焦求为陈留太守。七月，雄踞幽州的王浚布告天下，称受中诏承制，以田徽为兖州刺史，李恽为青州刺史。王浚早有“自安之计”，之前奉戴司马越也不过是出于形势需要，如今趁着洛阳朝廷崩溃王浚也试图将自己的势力扩展到黄河以南。不过，王浚当时的主要势力范围在幽州，与兖州中间还隔着一个冀州，王浚在北方的主要竞争对手是位于并州的刘琨，史称“刘琨与浚争冀州”。因此，第一阶段控制兖州地区的主要是苟晞势力。
兖州争夺的第二阶段大约是永嘉五年九月至建兴元年前。九月，苟晞在蒙城为石勒所擒，这个时候刘琨顺势拜焦求为兖州刺史，《通鉴考异》引《刘琨集·与丞相笺》称：“焦求虽出寒乡，有文武赡干。苟晞用为陈留太守，独在河南距当石勒，抚绥有方。琨以求行领兖州刺史。”刘琨在这个时间节点以焦求为兖州刺史，应该主要是想拉拢焦求以对付王浚封拜的兖州刺史田徽。换句话说，焦求与田徽的兖州刺史之争其实是刘琨与王浚之争的延续。
永嘉五年六月荀藩等人在密县建立行台，十月，荀藩行台在阎鼎的主持下欲南自武关迁往长安，《晋书·阎鼎传》记载荀藩行台的官员“皆山东人，咸不愿西入，荀藩及畴、捷等并逃散。”永嘉六年（312）阎鼎等人在长安奉司马邺为皇太子，九月命司空荀藩督摄远近，光禄大夫荀组领司隶校尉，行豫州刺史，与荀藩共保开封。开封邻近陈留郡，在这一时间之前，荀藩用李述为兖州刺史，王衍之子王玄为陈留太守，荀藩势力也加入到兖州控制权的争夺战中。
这一时期，争夺兖州的刘琨和荀藩势力关系十分微妙。刘琨《与丞相笺》称：“闻荀公以李述为兖州，以素论门望，不可与（焦）求同日而论；至于胆干可以处危，权一时之用，李述亦不能及求。而王玄年少，便欲共讨求。琨以求已与玄构隙，便召还。州界民物，甚不安服述；二千石及文武大姓，连遣信使求刺史，是以遣兄子演代求领兖州事。往年春正月，遣诣邺，至是斩王桑、走赵固。”刘琨与荀藩之间不像与王浚那样有直接的利益冲突，且他们在共同对抗刘聪、石勒时还协同作战，因此当焦求和王玄等人产生矛盾后，虽然刘琨认为荀藩任命李述为兖州刺史的举动并不妥当，但是仍然选择让焦求主动退出了兖州。不过，刘琨又不想完全放弃兖州，不久他以“州界民物，甚不安服述”为由又委任兄子刘演代领兖州，但因为王弥死后余部王桑、赵固在河北一代攻掠，刘琨转让刘演于永嘉六年正月赴邺城镇守。
兖州争夺的第三阶段主要是在建兴元年。四月，石勒派遣石虎攻陷了邺城，邺城守将刘演只能南撤，刘琨便再次以刘演为兖州刺史，镇廪丘。在此之前，司马睿也委任郗鉴为兖州刺史，镇于邹山。当时，司马睿用郗鉴，“荀藩用李述，刘琨用兄子演，并为兖州，各屯一郡，以力相倾，阖州编户，莫知所适。”于是，兖州一时之间出现了三位刺史并立的局面，如果再算上名义上王浚所拜的兖州刺史田徽，当时实际上同时存在四位兖州刺史。各方势力对一州之地争夺如此激烈，这在西晋末年亦属少见。
四位刺史中，田徽、李述和刘演的出现都比较自然，唯独郗鉴较为特殊。从地缘上来看，兖州主要是荀藩和刘琨的势力范围，他们二人争夺兖州是地缘政治竞争的必然结果。幽州王浚对兖州的争夺实际上更多是政治名义上的，建兴元年五月，田徽被石勒部将孔苌击杀时人在襄城郡的定陵，可见田徽其实不曾真正入主过兖州，对兖州没有太多控制力。
但当时已经移镇建康的司马睿为何要加入兖州的争夺战？这个问题其实颇值得考量。建兴元年十二月刘琨致信给司马睿称：“演今治在廪丘，而李述、郗鉴并欲争兖州，或云为荀公所用，或云为明公所用。大寇殄而自共寻干戈，此亦大溃也。”似在委婉指责司马睿不该在这个时候挑起内部争端。建兴元年这个时间节点，《晋书·祖逖传》说“时帝方拓定江南，未遑北伐”，因此司马睿任命郗鉴绝非是有意经略北方，而应该是有其他目的。
西晋兖州地图
郗鉴镇兖的意义
永嘉五年六月汉赵军队攻陷洛阳后，北方陷入空前的混乱之中，郗鉴先被乞活军陈午部所虏获，后来逃归乡里，因为名望和义行得到千余家推举为主，避难于鲁之峄山，之后追随者越来越多，成为一支实力可观的流民军。
郗鉴被拜为兖州刺史，镇守的位置是鲁国峄山，又名邹山，这里控扼着自北向南进攻的交通要道。《宋书》记载元嘉二十七年拓跋焘南侵时便是自东平进向邹山，当时李孝伯谓宋张畅曰：“邹山之险，君家所凭。”这里的地理条件非常特殊，易守难攻，《水经注》云：“峄山东西二十里，高秀独出，积石相临，殆无土壤，石间多孔穴，洞达相通，往往有如数间屋处，俗谓之峄孔。避乱入绎，外寇虽众，无所施害。晋永嘉之乱，大尉郗鉴将乡曲逃此山，胡贼攻守，不能得。今山南有大峄，名曰郗公峄。”北方军队若越过邹山继续往南，便是徐州。
司马睿任命郗鉴为兖州刺史，应该有军事与政治两方面的考虑。从军事上来看，以郗鉴镇兖州，是为了竖立徐州北部的防御屏障，正如纪瞻在上疏中表彰郗鉴时所言：“绥集残余，据险历载，遂使凶寇不敢南侵。”从政治上来看，以郗鉴为兖州刺史既可以拉拢兖州地区的士族，又可以起到控御江北流民的作用。
首先来看防御徐州北部的军事作用。徐州曾是东海王司马越势力的大本营，司马越起家主要依靠的是徐州东海国的军事力量，司马睿的琅琊国亦在徐州。司马越以姻亲裴盾为徐州刺史，又曾以司马越为平东将军、监徐州诸军事，镇下邳，都是巩固徐州后方的措施。
永嘉五年四月司马越死后，徐州的军队溃散，王桑、赵固兵锋抵达下邳，擒杀了徐州刺史裴盾。十月，石勒兼并王弥的部众后，引兵从豫州南下，屯于葛陂，《晋书·石勒载记》曰：“勒于葛陂缮室宇，课农造舟，将寇建邺。”石勒的南下给司马睿政权造成了巨大的军事压力，史载“琅邪王睿大集江南之众于寿春，以镇东长史纪瞻为扬威将军，都督诸军以讨之”。双方一直对峙到永嘉六年二月，石勒方才听从张宾的建议北上。石勒大军的进逼，可能让司马睿意识到想要拓定江南，江北的安全亦不容忽视。
司马睿政权虽然对北伐一直缺乏兴致，但是对保卫徐州则不遗余力。太兴二年（319）周抚在彭城举兵反叛，招引石勒，晋元帝下诏令刘遐“领彭城内史，与徐州刺史蔡豹、太山太守徐龛共讨抚”，并在寒山将其击斩。同年泰山太守徐龛因论功不平亦反，南下占据徐州东莞郡，朝廷又“遣太子左卫率羊鉴行征虏将军，统徐州刺史蔡豹讨之”。《晋书•卞敦传》云：“时石勒侵逼淮泗，帝备求良将可以式遏边境者，公卿举敦，除征虏将军、徐州刺史，镇泗口。”徐州是建康的北部屏障，司马睿政权保卫徐州，实际上就是在保卫建康。
建兴元年至太兴四年（321），郗鉴主要在扮演边将的角色，“徐龛、石勒左右交侵，日寻干戈，外无救援，百姓饥馑，或掘野鼠蛰燕而食之，终无叛者。三年间，众至数万。”《晋书·羊鉴传》记载：“时徐龛反叛，司徒王导以鉴是龛州里冠族，必能制之，请遣北讨。鉴深辞才非将帅。太尉郗鉴亦表谓鉴非才，不宜妄使。导不纳，强启授以征讨都督，果败绩。”由此可见，郗鉴在徐州防务中发挥的作用，主要就是阻遏石勒、徐龛的侵扰，他对于东晋朝廷选择徐州平叛主帅也曾表达过自己的意见。
不过，司马睿拜郗鉴为兖州刺史，更为重要的是政治上的作用。永嘉五年时司马越的势力基础还相当薄弱，唐长孺先生说：“五马渡江，宗室零落，毫无实力，晋元帝几乎是孑身处于南北士族之间。”川胜义雄《六朝贵族制社会研究》则更加生动地将司马氏统一江左的过程形容为“犹如杂技中走钢丝一样，惊心动魄”。司马睿建政必须要取得南北方士族的支持，而郗鉴在兖州地区声望卓著，“时州里称陈留阮放为宏伯，高平郗鉴为方伯，泰山胡毋辅之为达伯，济阴卞壶为裁伯，陈留蔡谟为朗伯，阮孚为诞伯，高平刘绥为委伯，而曼为濌伯，凡八人，号兖州八伯。”司马睿任命郗鉴为兖州刺史，既是宣示主权，也是拉拢兖州士族之举。
同时，永嘉之乱客观上造成了大量流民南下，屯止于江淮之间，这些流民纪律性较差，又易形成独立势力。胡阿祥先生指出：“乡族集团与迁徙前的宗族系统，内部结构基本保持着一致，其领袖人物多是有实力的大族、将帅。”因此，司马睿政权就地委任一些流民帅为将军、刺史，既可以阻止他们继续南下渡江，还能利用流民防御北方。大约在建兴元年前后，司马睿封祖逖为豫州刺史、蔡豹为徐州刺史、郗鉴为兖州刺史。
但此时期东晋朝廷对待郗鉴等人绝对谈不上有多信任和支持。太兴三年（320）徐州刺史蔡豹因为进讨徐龛失利，准备回朝谢罪，结果北中郎将王舒阻止蔡豹渡江，称“寇方至，使君且当摄职，为百姓障捍。贼退谢罪，不晚也。”元帝听说蔡豹退兵后，直接下令王舒围捕蔡豹，送回建康斩首。太兴四年（321）九月晋元帝以戴渊为征西将军、都督司兖豫并雍冀六州诸军事、司州刺史，出镇合肥，感到受制衡的祖逖因此忧愤成疾而卒。郗鉴镇守在兖州邹山多年，一直是独立发展，没有得到过司马睿政权的任何支援，也是一个很明显的例子。
总而言之，正是因为军事和政治上的双重考虑，司马睿才插手远离江东地区的事务，拜郗鉴为兖州刺史。虽然司马睿政权的重点经营对象是江东，对北方的这些流民帅开始并未寄予很高的期待和信任，但郗鉴担任司马睿政权兖州刺史的这一段经历，其实对他后来南下有着直接的影响。
司马睿像
郗鉴南下的原因
关于郗鉴南下的理由，以往学界都比较强调外部原因，即由于石勒的侵逼。《通鉴》叙述此事时就说：“兖州刺史郗鉴在邹山三年，有众数万。战争不息，百姓饥馑，掘野鼠、蛰燕而食之，为后赵所逼，退屯合肥。”《通鉴》的这一段记载实际上是把《郗鉴传》和《纪瞻传》的论述合并到了一起，但是综合当时的历史背景和局势分析，可以发现郗鉴南下有着更为重要的内部原因。
太兴三年，祖逖在河南屡挫石赵军，进屯兖州雍丘，将兵锋推进到黄河沿岸，河南地区赵固、上官巳、李矩和郭默等军阀势力在祖逖的调和之下都“受逖节度”，太兴四年二月。在泰山郡长期反叛的徐龛亦向东晋投降，史言：“逖善于抚纳，自河以南多背勒归顺，勒惮之，不敢为寇。”当时总体的北方军事形势有利于东晋一方，郗鉴的外部压力并没有那么大。
但是，东晋建立后荆州王敦和建康晋元帝的矛盾在迅速增长，建康朝廷的重心放在了内部斗争上，太兴四年五月司马睿在刁协的建议下将扬州诸郡的僮客恢复良民身份，以备征役，七月以戴渊、刘隗出镇合肥、淮阴，《晋书·王敦传》载：“帝以刘隗为镇北将军，戴若思为征西将军，悉发扬州奴为兵，外以讨胡，实御敦也。”永昌元年正月王敦举兵作乱，三月戴渊等人率部还卫建康，大约正是在太兴四年七月至永昌元年三月的这一段时间里，纪瞻上疏晋元帝，请求征郗鉴入朝，“从容台闼，出内王命”，“补衮职之阙”。同年七月，郗鉴便自邹山南下至合肥。
永昌元年七月前，石勒组织的大型进攻只是攻取了泰山郡，抓住了之前反复无常的徐龛。七月之后，石勒利用东晋遭遇王敦之乱的时机南下，北方的局势才快速恶化，八月琅邪太守孙默叛降于石勒，十月石勒攻陷襄城、城父，祖约退守寿春。太宁元年（323）石勒进攻彭城，徐州刺史卞敦“自度力不能支，与征北将军王邃退保盱眙，贼势遂张，淮北诸郡多为所陷”。
建议东晋朝廷主动招引郗鉴南下的人是纪瞻。田余庆先生认为，“纪瞻是南士冠冕，对琅琊王司马睿立足建康，继承帝位，出力甚多，影响甚大。……纪瞻对郗鉴的荐举，起了立竿见影的作用。”从纪瞻荐举郗鉴的上疏来看，纪瞻看重郗鉴之处主要有两个方面：一是郗鉴有“文武之略”，才干出众；二是郗鉴年资时望可与戴渊相比。如果进一步分析这两个理由，所谓的“才干”实际上是指郗鉴在长期抵抗石勒、防守边境的过程中掌握了一支军队，拥有军事实力；而“年资时望”则是忠诚度的反映。
作为长期身处边境的流民帅，叛降不定本是常态，泰山郡的流民帅徐龛就是典型的例子，但同在兖州的郗鉴却坚守邹山，抵抗多年。纪瞻上疏中言及郗鉴被拜为兖州刺史是与征辟戴渊同时，戴渊大概是永嘉二年至建兴元年四月被司马睿辟为镇东右司马，《晋书·郗鉴传》云：“元帝初镇江左，承制假鉴龙骧将军、兖州刺史，”司马睿永嘉元年就已移镇建业，但当时晋怀帝和司马越都尚在，司马睿并无承制封拜之权，因此《晋书》记载必是泛泛而言。郗鉴真正被拜为兖州刺史的时间当在永嘉五年六月至建兴元年四月之间，至永昌元年七月郗鉴南下，郗鉴在邹山坚守了大约十年左右的时间。
纪瞻在上疏中说：“自先朝以来，诸所授用，已有成比。戴若思以尚书为六州都督、征西将军，复加常侍，刘隗镇北，陈眕镇东。以鉴年时，则与若思同；以资，则俱八坐。”纪瞻在此主要将郗鉴与戴渊相比，以为郗鉴的仕宦年资同戴渊相近，戴渊是晋元帝的信臣，戴渊和刘隗出镇，都是晋元帝制衡王敦的布局。纪瞻此言，是在表达晋元帝可以对郗鉴寄予类似于戴渊的期待和信任之意。
因此，郗鉴的南下一方面确实有石赵侵逼的原因，但另一方面更为重要的影响因素却是整个东晋政局的变化。因为晋元帝和王敦之间的矛盾，直接导致了建康方面对北方布局的一系列调整，其中包括戴渊、刘隗的出镇，以及招引郗鉴南下。内部原因才是更为关键的推动力。
田余庆先生曾经高度评价郗鉴在东晋门阀政治中发挥的作用，称：“郗鉴南来后，最重要的邦国大计，莫过于协调当权诸门阀士族之间的关系，杜绝觊觎，以稳定一个抗胡政权，使人民得以生存。郗鉴在这方面的作为，与其它门阀士族之居位者相比较，可称述者较多，可指责者较少。”而郗鉴崛起的基石，正是他在兖州时期积累的实力、年资和声望。
总结郗鉴这一段的历程，可以发现他先由一名普通的流民帅变成守卫徐州北部的边将，然后再由一名边将变成内辅之臣、建康的犄角之援。郗鉴身份的每一次转变，都与司马睿政权内部的变化息息相关。这种模式后来在东晋南朝很多流民帅身上反复上演。郗鉴南下前的兖州经历，可以说是“东晋门阀政治前史”的一个缩影。
不过，《晋书·郗鉴传》记载：“元帝初镇江左，承制假鉴龙骧将军、兖州刺史，镇邹山。”其实郗鉴很早就被司马睿政权拜为兖州刺史，至永昌元年（322）郗鉴才南下至合肥。郗鉴后来能由一名流民帅变成拱御建康的内辅之臣，其根源正在郗鉴任兖州刺史时。因此，这段时间里郗鉴所扮演的角色和发挥的作用，颇值得从零散的史料中来加以发掘。
兖州四刺史并立的局面
兖州位于今山东西部及与河北、河南交界处，地理位置十分重要。《读史方舆纪要》称兖州“据河、济之会，控淮、泗之交，北阻泰岱，东带琅邪，地大物繁，民殷土沃，用以根柢三楚，囊括三齐，直走宋、卫，长驱陈、许，足以方行于中夏矣”。永嘉元年（307），兖州刺史苟晞大败马牧帅汲桑，平定邺城，潘滔便劝说司马越道：“兖州要冲，魏武以之辅相汉室。苟晞有大志，非纯臣，久令处之，则患生心腹矣。”“兖州天下枢要，公宜自牧。”之后司马越便接受潘滔的建议，徙苟晞为青州刺史，自领兖州。
永嘉四年（310）十月，刘曜率部“长驱入洛川”，石勒也南下攻至江西，对洛阳渐渐形成包围态势。永嘉五年（311）三月，司马越在内忧外患中病死于项城。四月石勒追击王衍于苦县宁平城，《晋书·司马越传》称“数十万众，勒以骑围而射之，相践如山。王公士庶死者十余万”。永嘉五年六月，王弥、石勒和刘曜等军攻陷洛阳，“害王公及百官已下三万余人”，俘怀帝至平阳。司马越、王衍之死、洛阳失陷、怀帝被俘，标志着西晋洛阳朝廷的统治彻底崩盘，河南地区出现了巨大的权力真空，而兖州的控制权成为了各方势力竞相角逐的焦点。
兖州争夺的第一阶段大约是永嘉五年六月到九月。司马越死后，晋怀帝命苟晞为大将军、大都督，督青、徐、兖、豫、荆、扬六州诸军事，此举显示出晋怀帝首先是寄望于战功卓著、颇具军事才能的苟晞能够稳定大局。苟晞认为洛阳难守，表请迁都兖州仓垣（陈留郡），结果晋怀帝尚未成行洛阳便被攻破，于是苟晞便在仓垣自建行台，尊奉豫章王司马端为皇太子，并以焦求为陈留太守。七月，雄踞幽州的王浚布告天下，称受中诏承制，以田徽为兖州刺史，李恽为青州刺史。王浚早有“自安之计”，之前奉戴司马越也不过是出于形势需要，如今趁着洛阳朝廷崩溃王浚也试图将自己的势力扩展到黄河以南。不过，王浚当时的主要势力范围在幽州，与兖州中间还隔着一个冀州，王浚在北方的主要竞争对手是位于并州的刘琨，史称“刘琨与浚争冀州”。因此，第一阶段控制兖州地区的主要是苟晞势力。
兖州争夺的第二阶段大约是永嘉五年九月至建兴元年前。九月，苟晞在蒙城为石勒所擒，这个时候刘琨顺势拜焦求为兖州刺史，《通鉴考异》引《刘琨集·与丞相笺》称：“焦求虽出寒乡，有文武赡干。苟晞用为陈留太守，独在河南距当石勒，抚绥有方。琨以求行领兖州刺史。”刘琨在这个时间节点以焦求为兖州刺史，应该主要是想拉拢焦求以对付王浚封拜的兖州刺史田徽。换句话说，焦求与田徽的兖州刺史之争其实是刘琨与王浚之争的延续。
永嘉五年六月荀藩等人在密县建立行台，十月，荀藩行台在阎鼎的主持下欲南自武关迁往长安，《晋书·阎鼎传》记载荀藩行台的官员“皆山东人，咸不愿西入，荀藩及畴、捷等并逃散。”永嘉六年（312）阎鼎等人在长安奉司马邺为皇太子，九月命司空荀藩督摄远近，光禄大夫荀组领司隶校尉，行豫州刺史，与荀藩共保开封。开封邻近陈留郡，在这一时间之前，荀藩用李述为兖州刺史，王衍之子王玄为陈留太守，荀藩势力也加入到兖州控制权的争夺战中。
这一时期，争夺兖州的刘琨和荀藩势力关系十分微妙。刘琨《与丞相笺》称：“闻荀公以李述为兖州，以素论门望，不可与（焦）求同日而论；至于胆干可以处危，权一时之用，李述亦不能及求。而王玄年少，便欲共讨求。琨以求已与玄构隙，便召还。州界民物，甚不安服述；二千石及文武大姓，连遣信使求刺史，是以遣兄子演代求领兖州事。往年春正月，遣诣邺，至是斩王桑、走赵固。”刘琨与荀藩之间不像与王浚那样有直接的利益冲突，且他们在共同对抗刘聪、石勒时还协同作战，因此当焦求和王玄等人产生矛盾后，虽然刘琨认为荀藩任命李述为兖州刺史的举动并不妥当，但是仍然选择让焦求主动退出了兖州。不过，刘琨又不想完全放弃兖州，不久他以“州界民物，甚不安服述”为由又委任兄子刘演代领兖州，但因为王弥死后余部王桑、赵固在河北一代攻掠，刘琨转让刘演于永嘉六年正月赴邺城镇守。
兖州争夺的第三阶段主要是在建兴元年。四月，石勒派遣石虎攻陷了邺城，邺城守将刘演只能南撤，刘琨便再次以刘演为兖州刺史，镇廪丘。在此之前，司马睿也委任郗鉴为兖州刺史，镇于邹山。当时，司马睿用郗鉴，“荀藩用李述，刘琨用兄子演，并为兖州，各屯一郡，以力相倾，阖州编户，莫知所适。”于是，兖州一时之间出现了三位刺史并立的局面，如果再算上名义上王浚所拜的兖州刺史田徽，当时实际上同时存在四位兖州刺史。各方势力对一州之地争夺如此激烈，这在西晋末年亦属少见。
四位刺史中，田徽、李述和刘演的出现都比较自然，唯独郗鉴较为特殊。从地缘上来看，兖州主要是荀藩和刘琨的势力范围，他们二人争夺兖州是地缘政治竞争的必然结果。幽州王浚对兖州的争夺实际上更多是政治名义上的，建兴元年五月，田徽被石勒部将孔苌击杀时人在襄城郡的定陵，可见田徽其实不曾真正入主过兖州，对兖州没有太多控制力。
但当时已经移镇建康的司马睿为何要加入兖州的争夺战？这个问题其实颇值得考量。建兴元年十二月刘琨致信给司马睿称：“演今治在廪丘，而李述、郗鉴并欲争兖州，或云为荀公所用，或云为明公所用。大寇殄而自共寻干戈，此亦大溃也。”似在委婉指责司马睿不该在这个时候挑起内部争端。建兴元年这个时间节点，《晋书·祖逖传》说“时帝方拓定江南，未遑北伐”，因此司马睿任命郗鉴绝非是有意经略北方，而应该是有其他目的。
西晋兖州地图
郗鉴镇兖的意义
永嘉五年六月汉赵军队攻陷洛阳后，北方陷入空前的混乱之中，郗鉴先被乞活军陈午部所虏获，后来逃归乡里，因为名望和义行得到千余家推举为主，避难于鲁之峄山，之后追随者越来越多，成为一支实力可观的流民军。
郗鉴被拜为兖州刺史，镇守的位置是鲁国峄山，又名邹山，这里控扼着自北向南进攻的交通要道。《宋书》记载元嘉二十七年拓跋焘南侵时便是自东平进向邹山，当时李孝伯谓宋张畅曰：“邹山之险，君家所凭。”这里的地理条件非常特殊，易守难攻，《水经注》云：“峄山东西二十里，高秀独出，积石相临，殆无土壤，石间多孔穴，洞达相通，往往有如数间屋处，俗谓之峄孔。避乱入绎，外寇虽众，无所施害。晋永嘉之乱，大尉郗鉴将乡曲逃此山，胡贼攻守，不能得。今山南有大峄，名曰郗公峄。”北方军队若越过邹山继续往南，便是徐州。
司马睿任命郗鉴为兖州刺史，应该有军事与政治两方面的考虑。从军事上来看，以郗鉴镇兖州，是为了竖立徐州北部的防御屏障，正如纪瞻在上疏中表彰郗鉴时所言：“绥集残余，据险历载，遂使凶寇不敢南侵。”从政治上来看，以郗鉴为兖州刺史既可以拉拢兖州地区的士族，又可以起到控御江北流民的作用。
首先来看防御徐州北部的军事作用。徐州曾是东海王司马越势力的大本营，司马越起家主要依靠的是徐州东海国的军事力量，司马睿的琅琊国亦在徐州。司马越以姻亲裴盾为徐州刺史，又曾以司马越为平东将军、监徐州诸军事，镇下邳，都是巩固徐州后方的措施。
永嘉五年四月司马越死后，徐州的军队溃散，王桑、赵固兵锋抵达下邳，擒杀了徐州刺史裴盾。十月，石勒兼并王弥的部众后，引兵从豫州南下，屯于葛陂，《晋书·石勒载记》曰：“勒于葛陂缮室宇，课农造舟，将寇建邺。”石勒的南下给司马睿政权造成了巨大的军事压力，史载“琅邪王睿大集江南之众于寿春，以镇东长史纪瞻为扬威将军，都督诸军以讨之”。双方一直对峙到永嘉六年二月，石勒方才听从张宾的建议北上。石勒大军的进逼，可能让司马睿意识到想要拓定江南，江北的安全亦不容忽视。
司马睿政权虽然对北伐一直缺乏兴致，但是对保卫徐州则不遗余力。太兴二年（319）周抚在彭城举兵反叛，招引石勒，晋元帝下诏令刘遐“领彭城内史，与徐州刺史蔡豹、太山太守徐龛共讨抚”，并在寒山将其击斩。同年泰山太守徐龛因论功不平亦反，南下占据徐州东莞郡，朝廷又“遣太子左卫率羊鉴行征虏将军，统徐州刺史蔡豹讨之”。《晋书•卞敦传》云：“时石勒侵逼淮泗，帝备求良将可以式遏边境者，公卿举敦，除征虏将军、徐州刺史，镇泗口。”徐州是建康的北部屏障，司马睿政权保卫徐州，实际上就是在保卫建康。
建兴元年至太兴四年（321），郗鉴主要在扮演边将的角色，“徐龛、石勒左右交侵，日寻干戈，外无救援，百姓饥馑，或掘野鼠蛰燕而食之，终无叛者。三年间，众至数万。”《晋书·羊鉴传》记载：“时徐龛反叛，司徒王导以鉴是龛州里冠族，必能制之，请遣北讨。鉴深辞才非将帅。太尉郗鉴亦表谓鉴非才，不宜妄使。导不纳，强启授以征讨都督，果败绩。”由此可见，郗鉴在徐州防务中发挥的作用，主要就是阻遏石勒、徐龛的侵扰，他对于东晋朝廷选择徐州平叛主帅也曾表达过自己的意见。
不过，司马睿拜郗鉴为兖州刺史，更为重要的是政治上的作用。永嘉五年时司马越的势力基础还相当薄弱，唐长孺先生说：“五马渡江，宗室零落，毫无实力，晋元帝几乎是孑身处于南北士族之间。”川胜义雄《六朝贵族制社会研究》则更加生动地将司马氏统一江左的过程形容为“犹如杂技中走钢丝一样，惊心动魄”。司马睿建政必须要取得南北方士族的支持，而郗鉴在兖州地区声望卓著，“时州里称陈留阮放为宏伯，高平郗鉴为方伯，泰山胡毋辅之为达伯，济阴卞壶为裁伯，陈留蔡谟为朗伯，阮孚为诞伯，高平刘绥为委伯，而曼为濌伯，凡八人，号兖州八伯。”司马睿任命郗鉴为兖州刺史，既是宣示主权，也是拉拢兖州士族之举。
同时，永嘉之乱客观上造成了大量流民南下，屯止于江淮之间，这些流民纪律性较差，又易形成独立势力。胡阿祥先生指出：“乡族集团与迁徙前的宗族系统，内部结构基本保持着一致，其领袖人物多是有实力的大族、将帅。”因此，司马睿政权就地委任一些流民帅为将军、刺史，既可以阻止他们继续南下渡江，还能利用流民防御北方。大约在建兴元年前后，司马睿封祖逖为豫州刺史、蔡豹为徐州刺史、郗鉴为兖州刺史。
但此时期东晋朝廷对待郗鉴等人绝对谈不上有多信任和支持。太兴三年（320）徐州刺史蔡豹因为进讨徐龛失利，准备回朝谢罪，结果北中郎将王舒阻止蔡豹渡江，称“寇方至，使君且当摄职，为百姓障捍。贼退谢罪，不晚也。”元帝听说蔡豹退兵后，直接下令王舒围捕蔡豹，送回建康斩首。太兴四年（321）九月晋元帝以戴渊为征西将军、都督司兖豫并雍冀六州诸军事、司州刺史，出镇合肥，感到受制衡的祖逖因此忧愤成疾而卒。郗鉴镇守在兖州邹山多年，一直是独立发展，没有得到过司马睿政权的任何支援，也是一个很明显的例子。
总而言之，正是因为军事和政治上的双重考虑，司马睿才插手远离江东地区的事务，拜郗鉴为兖州刺史。虽然司马睿政权的重点经营对象是江东，对北方的这些流民帅开始并未寄予很高的期待和信任，但郗鉴担任司马睿政权兖州刺史的这一段经历，其实对他后来南下有着直接的影响。
郗鉴南下的原因
关于郗鉴南下的理由，以往学界都比较强调外部原因，即由于石勒的侵逼。《通鉴》叙述此事时就说：“兖州刺史郗鉴在邹山三年，有众数万。战争不息，百姓饥馑，掘野鼠、蛰燕而食之，为后赵所逼，退屯合肥。”《通鉴》的这一段记载实际上是把《郗鉴传》和《纪瞻传》的论述合并到了一起，但是综合当时的历史背景和局势分析，可以发现郗鉴南下有着更为重要的内部原因。
太兴三年，祖逖在河南屡挫石赵军，进屯兖州雍丘，将兵锋推进到黄河沿岸，河南地区赵固、上官巳、李矩和郭默等军阀势力在祖逖的调和之下都“受逖节度”，太兴四年二月。在泰山郡长期反叛的徐龛亦向东晋投降，史言：“逖善于抚纳，自河以南多背勒归顺，勒惮之，不敢为寇。”当时总体的北方军事形势有利于东晋一方，郗鉴的外部压力并没有那么大。
但是，东晋建立后荆州王敦和建康晋元帝的矛盾在迅速增长，建康朝廷的重心放在了内部斗争上，太兴四年五月司马睿在刁协的建议下将扬州诸郡的僮客恢复良民身份，以备征役，七月以戴渊、刘隗出镇合肥、淮阴，《晋书·王敦传》载：“帝以刘隗为镇北将军，戴若思为征西将军，悉发扬州奴为兵，外以讨胡，实御敦也。”永昌元年正月王敦举兵作乱，三月戴渊等人率部还卫建康，大约正是在太兴四年七月至永昌元年三月的这一段时间里，纪瞻上疏晋元帝，请求征郗鉴入朝，“从容台闼，出内王命”，“补衮职之阙”。同年七月，郗鉴便自邹山南下至合肥。
永昌元年七月前，石勒组织的大型进攻只是攻取了泰山郡，抓住了之前反复无常的徐龛。七月之后，石勒利用东晋遭遇王敦之乱的时机南下，北方的局势才快速恶化，八月琅邪太守孙默叛降于石勒，十月石勒攻陷襄城、城父，祖约退守寿春。太宁元年（323）石勒进攻彭城，徐州刺史卞敦“自度力不能支，与征北将军王邃退保盱眙，贼势遂张，淮北诸郡多为所陷”。
建议东晋朝廷主动招引郗鉴南下的人是纪瞻。田余庆先生认为，“纪瞻是南士冠冕，对琅琊王司马睿立足建康，继承帝位，出力甚多，影响甚大。……纪瞻对郗鉴的荐举，起了立竿见影的作用。”从纪瞻荐举郗鉴的上疏来看，纪瞻看重郗鉴之处主要有两个方面：一是郗鉴有“文武之略”，才干出众；二是郗鉴年资时望可与戴渊相比。如果进一步分析这两个理由，所谓的“才干”实际上是指郗鉴在长期抵抗石勒、防守边境的过程中掌握了一支军队，拥有军事实力；而“年资时望”则是忠诚度的反映。
作为长期身处边境的流民帅，叛降不定本是常态，泰山郡的流民帅徐龛就是典型的例子，但同在兖州的郗鉴却坚守邹山，抵抗多年。纪瞻上疏中言及郗鉴被拜为兖州刺史是与征辟戴渊同时，戴渊大概是永嘉二年至建兴元年四月被司马睿辟为镇东右司马，《晋书·郗鉴传》云：“元帝初镇江左，承制假鉴龙骧将军、兖州刺史，”司马睿永嘉元年就已移镇建业，但当时晋怀帝和司马越都尚在，司马睿并无承制封拜之权，因此《晋书》记载必是泛泛而言。郗鉴真正被拜为兖州刺史的时间当在永嘉五年六月至建兴元年四月之间，至永昌元年七月郗鉴南下，郗鉴在邹山坚守了大约十年左右的时间。
纪瞻在上疏中说：“自先朝以来，诸所授用，已有成比。戴若思以尚书为六州都督、征西将军，复加常侍，刘隗镇北，陈眕镇东。以鉴年时，则与若思同；以资，则俱八坐。”纪瞻在此主要将郗鉴与戴渊相比，以为郗鉴的仕宦年资同戴渊相近，戴渊是晋元帝的信臣，戴渊和刘隗出镇，都是晋元帝制衡王敦的布局。纪瞻此言，是在表达晋元帝可以对郗鉴寄予类似于戴渊的期待和信任之意。
因此，郗鉴的南下一方面确实有石赵侵逼的原因，但另一方面更为重要的影响因素却是整个东晋政局的变化。因为晋元帝和王敦之间的矛盾，直接导致了建康方面对北方布局的一系列调整，其中包括戴渊、刘隗的出镇，以及招引郗鉴南下。内部原因才是更为关键的推动力。
田余庆先生曾经高度评价郗鉴在东晋门阀政治中发挥的作用，称：“郗鉴南来后，最重要的邦国大计，莫过于协调当权诸门阀士族之间的关系，杜绝觊觎，以稳定一个抗胡政权，使人民得以生存。郗鉴在这方面的作为，与其它门阀士族之居位者相比较，可称述者较多，可指责者较少。”而郗鉴崛起的基石，正是他在兖州时期积累的实力、年资和声望。
总结郗鉴这一段的历程，可以发现他先由一名普通的流民帅变成守卫徐州北部的边将，然后再由一名边将变成内辅之臣、建康的犄角之援。郗鉴身份的每一次转变，都与司马睿政权内部的变化息息相关。这种模式后来在东晋南朝很多流民帅身上反复上演。郗鉴南下前的兖州经历，可以说是“东晋门阀政治前史”的一个缩影。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