试论王实甫心中的“红娘”

王实甫在《西厢记》里描写的红娘，是一位牵线搭桥的中介人物，为“才子佳人”传书递笺、传话望风的丫鬟形象。崔莺莺和张君瑞二人是作者创作的才子佳人，在一个礼教森严、闺房严谨的封建社会里，通过“红娘”这个桥梁，而达到闺阁世界和外部世界沟通。作为小姐身边的贴身丫鬟，为情投意合的张生、莺莺传书递笺，穿针引线。红娘是整个剧情发展的推动者，也是剧中不可或缺的配角。她在剧中的特殊身份、地位和作用，是作者理想的寄寓者。由于“红娘”的勇敢机智、乐于助人、敢于冲破封建礼教，才能最终促成二人的美好姻缘。
1 助人为乐——权重“红娘”
王实甫的《西厢记》是元代杂剧里的一颗璀璨的明珠，尤其是“红娘”的形象更为夺目。她作为作者的一种艺术手法，从矛盾冲突中刻画出一个重要人物，从而成为一个喧宾夺主的人物。
《西厢记》并不是王实甫的首创，早在唐代诗人元稹《会真记》（即《莺莺传》）传奇和宋金时民间广为流传的董解元《西厢记诸宫调》就有记载。只是他们对“红娘”这个角色定义不同。在元稹的记载里，红娘不过是一个名字而已，面目模糊，没有什么个性。然而通过王实甫对其加工后，“红娘”便成为一个“月下老人”“热心媒人”的形象代表。现在学者蒋星煜曾提出过戏剧界有一个饶有趣味的“红娘现象”，即，从元稹《莺莺传》到董解元《西厢记诸宫调》、王实甫《西厢记》，再到形形色色的《南西厢》《翻西厢》《续西厢》《后西厢》，直至荀慧生的《红娘》，红娘的形象不断发展变化，从开始在作品中“居第三位”逐步“膨化”，最后竟至“越位”，超越张生和莺莺而成为作品的主角。亚里士多德《诗学》言：“至于故事，不论是采用现成的，还是自己编造出来，诗人应该写一个大纲，然后加进适当的情节，把它扩大起来。”
在王实甫的《西厢记》的人物设置和剧情设置里，不难看出作者拟定出一个自己需要的大纲和人物性格，然后一步步，从情节入手，走入了预先设定中，然后创作出一个鲜活的人物。荣格在《论分析心理学与诗歌的关系》中描述了两种艺术创作的方式，其中一种是“文学作品完全是从作者想要达到某种特殊效果的意图中创作出来的。他让自己的材料服从于明确的目标，对它们作特定的加工处理。”
作者王实甫已经明确了才子佳人结合，有情人终成眷属的主题，所以作者把他的意愿和思想通过剧中的特殊人物表现出来，剧中这个重要的人物便是“红娘”。王实甫想通过“红娘”把自己的感情思想和美好愿望表现出来。这也是红娘为什么能喧宾夺主的原因所在，也是作者的理想寄寓者。
2 才子佳人——牵线红娘
崔莺莺是相国小姐，而张生则是文弱书生，两人虽然心仪对方，但是没有红娘相助和推动，张生的书信怎能递到莺莺闺阁？又怎能有崔莺隔墙联吟？“红娘”的角色，很好地诠释了小姐身边的丫鬟，如何成为闺阁世界与外界联系的桥梁和她存在的意义。
在中国封建王朝一直实施的所谓“文人治国”“万般皆下品，唯有读书高”“满朝朱紫贵，尽是读书人”，所以社会上公认的理想男子标准就是“书生”，简称“才子”。可是所谓的“才子”只是那些一贫如洗的穷书生。“才子”无论是经济上还是政治上都是弱势群体。所以导致才子的“弱势”。而“佳人”在文学作品里，往往是出身高贵，窈窕淑女。而才子往往是落魄江湖，怀才不遇。而佳人偏偏欣赏这样的弱势“才子”，往往非才子不嫁。而无论现实还是心理，才子都没有亲近“佳人”，虽然有心意却又“鱼雁难通”，障碍重重。于是“红娘”式的人物就应运而生了，她是特殊时代背景下的人物。因此“红娘”变成了弱势才子的助力。
在一个礼教森严的封建社会，理想中的女子所谓“窈窕淑女”，即“佳人”。自宋代以后，对女子的约束是非常严苛的。对佳人不仅需要才貌双全，而且需要坚守“礼教”。
这小姐必是通文知礼，无所不晓，竟是个绝代佳人。只因见了一个清俊的男人，不管是亲是友，便想起终身大事来。父母也忘了，书礼也忘了，鬼不成鬼，贼不成贼，哪一点是佳人？便是满腹文章，做出这些事来，也算不得是佳人了。
所以红娘在帮助小姐被动地“越礼”并不是小姐主动要违反封建礼教。丫鬟便成为“守礼”佳人的衬托，“小姐与才子约会的越礼行为，完全是受丫鬟们的鼓动和诱惑，而并非小姐初衷，可以说丫鬟辅助小姐完成了对礼的遵守”。在张生和莺莺的故事里，红娘则成为他们二人的“军师”，也是大家闺秀莺莺的陪衬。红娘的古怪精灵，主动泼辣衬托出小姐的羞涩含蓄端庄稳重。正如清代学者李渔的诗：“不是红娘通线索，莺莺何处觅张生？”
作者这样的安排，才会让才子美梦变成现实，佳人的“名誉”得到保全，才能体现出“红娘”存在的重要意义。
3 智能“军师”——聪明红娘
王实甫笔下的红娘“二十分才，二十分识。有此军师，何功不破，何战不克。”红娘是一个富有正义感、泼辣机智、乐于助人的这么一个身份低贱的丫鬟。
红娘在一开始的时候，并没有帮助“弱势”张生。在“寺警”前，她是协助老夫人对小姐“行监坐守”的。对张生莺莺不但没有帮助反而阻碍了他们的见面。起初，她对小姐的爱情也只是冷眼旁观。红娘性格泼辣，口齿伶俐，对张生一直是训斥和嘲笑。
在张生自报家门“尚未娶妻”后，结果被红娘炮轰似的顶回去：“今后得问的问，不得问的休胡说！”给这个书呆子当头一棒。
先生是读书君子，孟子曰：“男女授受不亲，礼也。”君子“瓜田不纳履，李下不整冠”。道不得个“非礼勿视，非礼勿言，非礼勿动”。俺夫人治家严肃，有冰霜之操。内无应门无尺之童，年至十二三者，非呼召不敢辄入中堂。向日莺莺浅出闺房，夫人窥之，召立莺莺于庭下，责之曰：“汝为女子，告而出闺门，倘遇游客小僧私视，岂不自耻。”莺莺立谢而言曰：“今当改过从新，毋敢再犯”。是他亲女，尚然如此，何况以下侍妾乎？先生习先王之道，尊周公之礼，不干已事，何故用心？早是妾身，可以宽恕，若夫人知其事，决无干休。今后得问的问，不得问的休胡说！
这红娘可谓伶牙俐齿，满口孔孟之道，周公之礼，引经据典讲大道理。每次在小姐和张生会面的时候，都处处设障碍，使崔张二人不得见面。在隔墙联吟中，莺莺要依韵赋诗一首，红娘却说：“你两个是好做一首。”言语中带着讥诮，引得莺莺的大为不满，很是不悦。从此，主仆二人开始相互戒备。王实甫笔下的红娘“两下里做人难”，她必须周旋于老夫人和小姐之间。这一描写就更加巧妙地写出了红娘的机智。
红娘真正帮助张生和莺莺，是从老夫人“赖婚”开始的。这时的红娘抱打不平，挺身而出。她一面帮助软弱的张生出谋划策，另一面带着小姐走上违抗礼教的路。当崔张的幽会事发时，二人已经十分惶恐，不知所措。所以在此就有了第四本——“拷红”。
非是张生、小姐、红娘之最，乃夫人之过也。信者人之根本，“人而无信，不知其可也，大车无輗，小车无軏，其何以行之哉？”当日军围普救，夫人所许退军者，以女妻之。张生非慕小姐颜色，岂肯区区建退军之策？兵退身安，夫人悔却前言，岂得不为失信乎？既然不肯成就其事，只合酬之以金帛，令张生舍此而去。却不当留请张生于书院，使怨女旷夫，各相早晚窥视，所以夫人有此一端。目下老夫人若不息事，一来辱没相国家谱；二来张生日后名重天下，施恩于人，忍令反受其辱没哉？使至官司，老夫人背义而忘恩，岂得为贤哉？红娘不敢自专，乞望夫人台鉴：莫若恕其小过，成就大事，掠之以去其污，岂不为长便乎？
老夫人气势汹汹审问红娘。而红娘却沉着冷静，索性把二人“经今月余一起宿”的事情和盘托出。立刻反守为攻，指出“非是张生小姐红娘之罪，乃夫人之过也”。她指出老夫人背义赖婚、“违背圣人之教”然后又晓以厉害，需要息事宁人，否则辱没家门，声名扫地。红娘用了“以子之矛攻子之盾”“以其人之道还治其人之身”的方法，句句打中夫人的要害痛处。老夫人不得不接受了：“这小贼人也道的是”，接受了红娘献的良策：“恕其小过，成就大事，掠之以去其污”，决定将女儿“与这厮罢了”。这一本中，红娘作为正义化身，反对封建势力的代表，充分表现出了这个丫鬟的勇敢机智。
在《西厢记》的第五本中，红娘又一次为了维护张生和莺莺的爱情而与纨绔子弟郑恒斗争。郑恒极力破坏崔张的爱情，并且极端蔑视“书呆子”张生，经常口口声声“穷酸饿酸”。富有正义感的红娘，出于义愤，狠狠地骂了郑恒：“你值一分，他值百分，萤火焉能比月轮？”并驳斥他谬论：“你道是官人则合做官，信口喷，不本分。你道穷民老是穷民，却不道‘将相出寒门’”。红娘在这本里，充分体现出她的反叛和斗争精神。
综上所述，都充分体现出了“红娘”在危急中沉着应战的“军师”智能，她作为正义使者、对抗封建礼教的代表而出现的。从一开始的协助张生和莺莺小姐的相会，到事情败露后，为他们挺身而出，两肋插刀，这种“侠女”风范，反映了当时的人们对“情”追求的态度。可以说在莺莺和张生的爱情里面，如果没有红娘这位“军师”的鼎力相助，其结果是难以预料的。
4 妙语连珠——伶俐红娘
王实甫《西厢记》中的红娘本是一个身份低微，不识只字的丫鬟侍女的身份，但是在文中，作者刻画出一个开口便是“之乎者也”，经常引经据典，而且学人功夫甚是了得的这样一个形象，堪称完美。如金圣叹所言：“一时便以周公制度，乃尽在红娘一片心地中！凛凛然，侃侃然，曾不可得而少假借者……”这样的红娘是作者想要达到的某种效果而创作出来的某个特定人物。“不管究竟是他有意使得自己成了创作过程的开路先锋，还是创造过程使他成为它的工具以致他根本意识不到这一事实，不管哪种情况，艺术家都完全符合于他的作品，以致他的意向和才能不可能从创作过程中区分出来。”王实甫把自己思想，让红娘代替他来表达出来，并且促成了才子佳人最后的大团圆。这时的红娘不仅仅是剧中人物，也是剧外作者的化身。
红娘是个能说会道，聪明伶俐的丫鬟。在她的言语中经常使用儿化音，“没意儿”“轻声儿”“纸条儿”“黄瘦脸儿”“门扇儿”等，都表现出红娘的小巧活泼的个性。有一些语言，红娘也是表达得非常传神，她经常模仿小姐生气的样子，“她拽起面皮来绷脸发愁”；她也会学着小姐说话：“查到谁的语言你讲来，这妮子怎么敢胡行事”；她还模仿小姐撕信时的表情：“他干嗤嗤的折做了纸条儿。”
这些语言都凝结了作者大量的心血，才能写得如此声情并茂。作者用这样一个伶牙俐齿，妙语连珠的丫鬟形象，充分展示了红娘的聪明机智。
结语
王实甫所处的元代社会，由于当时政权的特殊性，社会秩序混乱，道德教化处于严重的缺位中。历来中国传统有良知的儒士，大都有着心怀天下的责任和救世济世的精神，元代的文人作家们同样地如此。元曲的精神是厌乱思治。他们用作品表达自己的思想和寄寓自己的理想，促进社会秩序和道德教化的重建。
王实甫《西厢记》中的红娘，恰恰背负了作者的理想和理念。把作者重情、重义、重礼、重恩、重信的价值观展现了出来。在元代，由于元人刚进中原，阶级矛盾和民族矛盾充斥着整个社会。科举制度的废除，使得文人地位卑下。王实甫利用了张生这个地位低下的读书人身份与卑鄙无耻的郑恒相对比，故而凸显出“月轮”的光辉，从而使文人扬眉吐气了一回。作者此时又再造了“红娘”的角色，表达了他对一切的批判：“封建”代表老夫人的背信弃义、“弱势”张生的软弱、“守礼”佳人崔莺莺的多疑、“权贵”代表郑恒的蛮横。作者出色地刻画出一个富有正义感、乐于助人、热情泼辣、伶牙俐齿、能说会道、妙语连珠、智勇双全的性格特点。红娘形象成功地反映了作者“愿天下人有情的都成了眷属”的美好愿望。
作者简介：雷建德，退休前为《国家电网报》山西记者站站长;退休后为山西普救寺文化顾问、《西厢记》文化学者。