命途多舛的“石窟鼻祖”——天梯山石窟

河西走廊地区是古丝绸之路的重要组成部分,在漫长的1000多年间,来往的僧侣和信众在这里开辟出无数精美的石窟,这其中有享誉世界的敦煌石窟,也有寂静无名的天梯山石窟。如果历史可以重演,1600年前的北凉君主沮渠蒙逊可能不会选择在天梯山开凿石窟,而天梯山石窟在选址的那一天，就注定了它悲催的命运……
4月26日,我从甘肃省武威市凉州区的黄羊镇出发，前往武威市市区,沿着312国道前行时,在道路左侧看到一个指示牌——天梯山石窟。
“天梯山石窟”对我而言是一个完全陌生的地理名词,通过搜索了解到，天梯山石窟也称大佛寺，也称凉州石窟，别名凉州大佛窟，最早开凿于东晋十六国北凉时期，距今已有1600余年历史。公元439年，北魏灭北凉，有3000余名凉州僧人随流民迁至平城（今山西大同），也有部分僧人向西去了敦煌一带，他们同时也带去了“天梯山石窟”的佛教石窟开凿风格。所以,后世的云冈石窟、龙门石窟等开凿风格深受天梯山石窟影响,北大考古学者宿白先生将这种风格称为“凉州模式”。
有如此重要的历史地位,如此之重大影响,我竟然一无所知,也真是汗颜，可能我是一个“伪文物爱好者”吧。
由于不知道天梯山石窟的准确位置，所以我电话咨询了景区工作人员，通过工作人员了解到，我当时所在的位置离石窟大致有30公里，他们建议我在前方十字路口等班车，班车会路过天梯山石窟附近，但是下车后还需徒步几公里才可以到达。
通过前期的搜索，我对天梯山石窟的期待值很高。当我扺达十字路口的时候，正好有一辆长途客车经过，于是买票上车。汽车开出没多远，我看到窗外成片的荒山，伴随着沙尘暴铺天盖日。大概半小时车程后，售票员指着远处山脚下的一处建筑，告诉我：“你要去的地方就在那里。”
其实我瞅了半天，并没有看到售票员说的那个建筑，定眼细看，远山脚下有一个“小黑点”，心里估量，如果沿公路走的话绝不止几里路，所以我决定从半山腰上直接竖切到山脚下。山坡虽然比较陡，但对于我这样一个常年在户外行走的人来讲，还算是小菜一碟。下山后就看到了柏油公路，又沿一面湖水走了许久，仍然没有看到石窟的影子。湖景倒是很美，远处有雪山纵横，近处是田野阡陌。
又走了一阵儿，终于进入石窟景区。买了门票，经过安检进入景区，首先映入眼帘的是天梯山石窟陈列馆，然而陈列馆大门紧锁，于是我再次电话咨询景区工作人员，他们建议我先去参观石窟，之后他们再安排人过来给我开门。于是我沿着小路，穿过长长的山洞，终于看见了石窟，但我有点失落，这就是被称为“石窟鼻祖”的天梯山石窟吗？历史资料中描述的天梯山间开凿有巨型洞窟，“大佛依山而坐，脚下碧波荡漾”……而眼前所见，大佛窟一半已在水下，一道弧形大坝为它挡住了湖水。佛像下半部已被损毁，修复之后的崭新外表，抹去了沧桑的历史痕迹。南北两壁有少量彩色壁画，但损毁也很严重，仅余残片可辨。而我继续沿着步道向前走，准备参观其他的石窟时，却被前方上锁的铁栅栏挡住了去路。于是我向旁边看守的工作人员咨询，被告知，前面的石窟都是空的，安全起见，禁止参观。
啊，这么重要的石窟，竟只有这一尊佛像？惊诧之余，在和管理人员的闲聊中，我才得知了它的前世今生。
公元412年，正值五胡乱华的十六国时期，北方兵荒马乱，而河西走廊却是和平笼罩的乱世“避风港”。当时的北凉都城姑臧（今甘肃武威），汇集了诸多高僧，其中不少人在此从事佛教经典翻译。除了资助翻译佛经外，北凉国的缔造者沮渠蒙逊还大兴土木，修建寺院。姑臧城内的伟殿高塔，正是他一手缔造的“人间佛国”。然而沮渠蒙逊意识到，相对于土木建筑，石制建筑无疑更为坚固持久，建造石窟可以令佛教长久留存。于是他命人在姑臧周边勘察地形，将开窟造像的地点选定在城南百里之处的天梯山。
或许，沮渠蒙逊没想到，他主持开凿的天梯山石窟，开启了中国石窟营造的一个重要模式——皇家模式，也就是朝廷推动石窟的开凿，也正是在皇家的大力推动下，才迎来了石窟建造的高潮，云冈石窟和龙门石窟的修建也得益于此。而且倡议修建天梯山石窟的北凉君主沮渠蒙逊应该更没有想到，他所选定的天梯山石窟恰好处在地震带上，在石窟建好之后，地壳运动频频造访天梯山。据相关史料记载，明代的时候，石窟有26个，到民国只剩下18个，而后来的古浪大地震，使石窟仅剩13个。然而令人心痛的是，命途多舛的天梯山石窟的劫难还不止这些……
1958年，为解决黄羊河流域万亩土地的灌溉问题，当地决定在黄羊河途经的天梯山石窟附近修建水库，而选择此处的原因是石窟所在的盆地是水库最好的选址地点。按当时工程处的计算，水库蓄水后最高水位在海拔2049米，而石窟的海拔在2032-2064米之间，因此需要给石窟搬家。
为挽救珍贵的石窟文物，甘肃文物部门决定对天梯山石窟窟内部分文物进行搬迁保护。除大佛窟外，距地表几十米高处的小石窟内的数十尊造像、三百余平方米壁画及25箱文物残片，被异地保存。执行这次工作的是甘肃省文物局和敦煌文物研究所。受客观条件限制，拆迁时对石窟造成了不可逆的伤害，加上当时的运输条件较为落后，这些文物在搬迁中又遭到了损坏。因此天梯山石窟只剩下体量太大而无法移动的佛像，孤零零地伫立在空谷。
1960年底，黄羊河水库建成蓄水。人们惊奇地发现，原本应该淹在水下的石窟，竟然浮于水面之上。于是颇为尴尬的水利专家，在经过反复测试后终于承认，计算有误。
可惜，之前的遗憾已难挽回，文物已被迁至他处，这是一个意外，可这个意外对天梯山石窟的伤害却是永恒的。好在，虽然天梯山石窟已经无法恢复往日的荣光，但在一千多公里外的山西大同，依然藏有它的踪影。
在北魏灭北凉后，原本主持修建天梯山石窟的昙曜法师，流亡到了北魏首都平城（今山西大同），后来机缘巧合得到了孝文帝的赏识，被任命为沙门统（佛教最高职位）管理僧众。昙曜法师在孝文帝的支持下，主持开凿了云冈石窟16-20窟，史称“昙曜五窟”，成为云冈石窟中最为华丽壮观的佛窟。
作为主持修建两个石窟奇迹的传奇人物，昙曜法师被写入了史册。但正因为天梯山石窟的开凿，才让昙曜法师的才华崭露头角，才有了后来深受天梯山石窟影响的云冈、龙门等诸多石窟，而这一切都从天梯山石窟开始。

荣浪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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