2019年5月30日，由清华大学人文与社会科学高等研究所主办的“菩提道果：萨迦派文本、教法与历史”学术研讨会暨《明代汉译藏传密教文献研究》（安海燕著，中国藏学出版社，2019年）新书发布会在清华大学凯风人文图书馆召开。 清华大学人文与社会科学高等研究所沈卫荣教授、中国藏学杂志社社长黄维忠主编、四川省雅江县萨迦派生根寺住持阿字仁波切、清华大学中文系吴娟副教授、中国人民大学历史学院助理教授安海燕、中国藏学出版社编辑徐华兰、中国藏学研究中心助理研究员魏文、东北大学（秦皇岛分校）社会科学研究院助理教授柴冰、陕西师范大学外国语学院助理教授曾汉辰、陕西师范大学西部边疆研究院博士后研究员谢光典、陕西师范大学外国语学院助理教授石美、哈佛大学印藏学系博士研究生马洲洋、清华大学人文学院博士后研究员孟瑜、清华大学人文与社会科学高等研究所博士后研究员李梦妍、美国弗吉尼亚大学宗教学系张凌晖博士等与会并发表了学术论文，另外来自京内外其他学术机构和佛教团体的学者四十余人旁听和参与了这次佛教学术会议。 清华大学人文与社会科学高等研究所沈卫荣教授做了题为《萨迦研究的回顾与展望：文本、教法与历史》的主题报告。（本文图片 姚霜） 一 首先，会议主持人清华大学人文与社会科学高等研究所沈卫荣教授做了题为《萨迦研究的回顾与展望：文本、教法与历史》的主题报告。萨迦研究在国内外藏学界都是一个非常热门和成熟的课题，沈教授本人研究萨迦的历史和教法已有三十余年，最早研究政治史，其后关注教法史，特别是萨迦的道果法研究。近十余年来，他所在的中国人民大学国学院和清华大学汉藏佛学研究团队一直致力于对道果传承的研究。 从政治史角度来说，萨迦研究是西藏历史研究的最重要的内容之一。在西藏历史上的前弘期和“黑暗期”之后，直到五世达赖喇嘛建立甘丹颇章政教合一的政权之前，西藏政治史上扮演了最重要角色的就是萨迦派。在西藏历史上的蒙元时代，萨迦派不仅在西藏地方历史上占主导地位，而且在整个元代中国也扮演了非常重要的角色，萨迦款氏家族的上师是元朝的帝师，此即是说，蒙古时代的精神和宗教生活是由萨迦派的喇嘛们主导和引领的，他们是元朝最高的精神领袖。大家知道，帝师制度开始于西夏时代，那时就有萨迦派的上师担任西夏国王的上师，其中萨迦班智达的一位老师就曾担任过西夏的国师。此外，萨迦的政治和宗教影响力并没有随着元朝的灭亡而立刻消退，即使是在格鲁派兴起的时候，萨迦还是整个西藏最有政治和宗教势力的地方豪强，许多格鲁派的早期大弟子们原来也是萨迦的弟子，他们在整个西藏地区的发展很长一段时间内必须得到萨迦的认可。到了明朝，明封八大法王和教王中，位列第二的就是萨迦的僧人大乘法王。萨迦并没有随着元朝的消亡立刻衰弱，它在政治上还是非常有影响力的。被认为是元末最有势力的帕竹派头领大司徒·绛求坚赞（1302—1364）曾经告诫他的子孙们，一定要尊崇东方的大皇帝和萨迦的喇嘛们。在接下来的报告中，沈教授主要梳理了西方萨迦研究的代表人物和作品，并对他们的研究进行了分类评述。 沈教授主要梳理了西方萨迦研究的代表人物和作品，并对他们的研究进行了分类评述。 首先，在政治史研究方面，上个世纪最伟大的藏学著作多少都跟萨迦有关。比如，上个世纪最伟大的藏学先驱、意大利学者图齐（Giuseppe Tucci, 1894-1984）先生的划时代巨著——《西藏画卷》（Tibetan Painted Scrolls）中的最重要的内容就是对中世纪西藏政治史的宏观建构，其中很大一部分就是对萨迦政教历史的研究，并且提供了大量有关萨迦历史的第一手藏文文献资料。另一位重量级的意大利藏学家、前任国际藏学会的主席伯戴克（Luciano Petech）所作的《卫藏和蒙古：西藏历史上的元和萨迦时代》（Central Tibet and the Mongols, the Yuan-Sa-skya period of Tibetan History）则是研究蒙元时代萨迦历史的集大成之作。还有两位德国学者，一位是二战后德国汉学领袖Herbert Franke (1914-2011)先生，他专门利用元代的汉文文献研究元代萨迦的历史和宗教，将汉学和藏学结合起来，对元代藏传佛教，特别是八思巴、胆巴国师和《至元法宝勘同总目》等重要人物和事件等重大学术问题做了十分精湛的研究，另外一位则是沈教授的老师Dieter Schuh教授，他专门研究蒙元时代的藏文诏令和文诰，还研究八思巴字，学术成果十分丰硕。 沈教授还说道，国内亦有很多研究元朝萨迦历史的杰出学者，如陈得芝先生和陈庆英先生。此外，元代的八思巴字是语言学和语言文字研究的非常重要的内容，国内有蔡美彪先生，还有已故的中国社会科学院蒙古学者照那苏图先生，以及前面提到的德国学者Dieter Schuh先生，他们都是这个方面的专家。而萨迦派对西藏历史叙事的建构做了很多贡献，比如扎巴坚赞的《吐蕃王统》和索南坚赞的《西藏王统记》等，都是确定西藏历史叙事传统的重要作品，而对这些作品西方学者都有对它们所作的很精湛的研究：比如英国老牌藏学家Hugh Richardson（1905-2000）很早就对《吐蕃王统》做过研究，而德国莱比锡大学的Per K. Sørensen教授则对《西藏王统记》做了最细致和系统的研究，他的《王统世袭明鉴：藏传佛教的史学》（The Mirror Illuminating the Royal Genealogies: Tibetan Buddhist Historiography : An Annotated Translation of the XIVth Century Tibetan Chronicle : rGyal-rabs gsal-ba’i me-long）对《西藏王统记》做了非常详细的翻译和注释，至今是研究西藏历史的学者们都无法离开的一本案头书。此外，1950年代美国两位人类学家C. W. Cassinelli和Robert B. Ekvall采访了当时的萨迦法王家族成员，写作了《西藏的大公国：萨迦派的政治体制》（A Tibetan Principality: the Political System of Sa skya）一书，主要讲述了元以后萨迦的政治体制，是很珍贵的口述史。 其次，从宗教史而言，相较于眼下更受关注的宁玛派、噶举派和格鲁派等，萨迦派在后弘期藏传佛教传统形成过程中起了更大的作用。2005年，美国学者Ronald M. Davidson出版了《西藏的文艺复兴：西藏文化再生中的密乘佛教》（Tibetan Renaissance: Tantric Buddhism in the Rebirth of Tibetan Culture）一书，展示了道果法及其从印度向西藏的传播对新译密咒传统的形成和发展起了何等巨大的作用。实际上，夏鲁、觉囊、格鲁，甚至噶举派的早期著名上师等，都曾是萨迦派的弟子，例如一世班禅喇嘛克珠杰、他空见的创始人朵波巴、帕莫竹巴的开创者多结杰波等，都曾与萨迦派有过十分紧密的联系，可见道果法在藏传佛教发展史上的重要性。实际上，藏传佛教各教派的形成是相对晚期的事情，而最早更需要重视的是几个教法的传承，如道果法、大圆满、大手印等。由于萨迦道果法于藏传佛教史上的重要性，自前半个世纪以来，国际学界对萨迦派的研究非常发达，成果也很多。 最早将道果法传播到西方学界的应该是1960年代的德雄仁波切，他在西雅图住了十余年，期间培养了很多弟子，其中两位最为著名，一位是Gene Smith（1936-2010），即TBRC的创建者，他最初是德雄仁波切的弟子兼助理，后来进入美国国会图书馆工作，被派往南亚各地搜罗藏文文献；另外一位则是曾经担任德国汉堡大学藏学教授的David Jackson先生，他一辈子都致力于萨迦的研究，他的许多学生也跟着他做萨迦研究，据说Jackson熟悉萨迦班智达所有著作，他在其著作《明晰圣人之意：萨迦班直达对菩提道的阐释》（Clarifying the Sage’s Intent: Sakya Paṇḍita’s Explanation of the Bodhisattva Path）一书中翻译、研究了萨班的名著《智者入门》；此外，还有一位独立学者Cyrus Stearns，他可能是西方藏译英水准最高的佛教学者之一，他一直致力于翻译道果法的重要文献，其代表作有《闪亮人生：藏地早期道果上师的生平》（Luminous Lives: The Story of the Early Masters of the Lam 'bras in Tibet）和《持果为道：萨迦派道果法的核心修习》（Take the Result as the Path: Core Teachings of the Sakya Lamdré Tradition），后者集中翻译了11篇道果修法的重要文本。 除了政治史、宗教史的学者们，欧美还有一批学者从事更广泛意义上的萨迦文化研究。例如，已故加州大学伯克利分校的James Bosson教授，他根据藏文和蒙古文翻译了《萨迦格言》;此外，还有人专门研究萨迦班智达的三律仪，如Jared Douglas Rhoton翻译了萨班的《三律仪分别》(A Clear Differentiation of the Three Codes: Essential Distinctions among the Individual Liberation, Great Vehicle, and Tantric Systems. The sDom gsum rab dbye and Six Letters by Sakya Pandita Kunga Gyaltshen)。而普林斯顿大学有Jonathan Gold教授研究萨迦班智达的中观思想（参见其著作：The Dharma’s Gatekeepers: Sakya Paṇḍita on Buddhist Scholarship in Tibet）。还值得一提的是，曾经担任丹麦哥本哈根大学教授的德国藏学家Jan Sobisch先生，多年来专心研究萨迦派道果文献，出版了多部与《喜金刚本续》和道果法相关的目录学著作，为后人研究道果法及其传承提供了极大的方便。 在这样一个国际藏学界萨迦研究方兴未艾的局面下，沈教授回顾了自己从事萨迦研究的学术历程。从1986年完成的关于萨迦政治史的硕士论文，到近十余年来对萨迦道果法的集成——《大乘要道密集》、 黑水城出土文献和明代的汉译萨迦道果文本的研究，多有收益。他指出，萨迦文本在汉地流传之广完全超出之前的认识，他大胆猜想十卷之巨的《道果弟子释》（Lam 'bras slob bshad）很有可能当时已被全部译成汉文，而现在只留下来的仅有十分之一，即是今藏于国家图书馆的《密哩斡巴道果卷》卷十。近年来沈教授团队在国家图书馆、辽宁省图书馆、台湾故宫博物院等机构均发现了大量的汉译密教文献，他们一直致力于集中研究这些新发现的文本，并通过对这些文本的细致研究改正了很多关于汉地所传藏传密教历史的不正确的看法。而这样的研究还将继续下去，萨迦研究大有可为。根据图奇当年的报道，萨迦寺或存有全套的回鹘文大藏经，还有那些珍贵的元朝皇帝赐给萨迦的诏书，如果这些资料能够有一天能为学者们所用的话，它们对于学术研究之进步的意义将不同凡响。学界通过萨迦研究的深入既可以发展藏传佛学研究，比如整理密教无上瑜伽部的根本文献《喜金刚本续》、《胜乐》、《三菩提释论》等都迫在眉睫，同时也可以推进藏、西夏、汉、回鹘文宗教文本的多语种比较研究，将这几个领域的历史和宗教文化研究引入一个全新的阶段。总之，在萨迦这个研究领域中，研究历史的人需要懂佛学，懂佛教的需要注重历史，只有这样才可以达到对萨迦道果研究的一个较好的境界。 阿字活佛做了题为《萨迦派与藏传佛教》的学术报告。 作为此次会议的特邀代表、四川雅江县生根寺住持阿字仁波切对沈教授的报告及其学术团队作出的萨迦研究成果做出了高度评价，他说他自己这些年来一直在积极关注这些可贵的学术研究成果，十分认同在萨迦研究上必须历史与教义双管齐下的研究方法。随后，阿字活佛做了题为《萨迦派与藏传佛教》的学术报告，作为藏传佛教萨迦派的传承人，他从学术研究的角度介绍了萨迦派对于藏传佛教的三个具有特殊意义和影响的方面：首先，他指出历代萨迦派高僧对藏传佛教文献的传承与保护起到了非常重要的作用，由此将藏传佛教发展的命脉保留了下来；其次，萨迦班智不仅奠定了藏传佛教因明学的基础，还为藏文化伦理道德的形成起了不可忽略的重要作用，他的《萨迦格言》可谓是西藏历史上首部哲学／伦理学著作，藏族至今都重视对《萨迦格言》的学习；最后，萨迦派对藏传佛教的对外传播起到了重要的作用，最早于西夏和蒙元时期在西域和中原所传的藏传佛教教法和修习中最普遍和最有影响的就是萨迦派的甚深教法——道果法。 二 在二位主题发言之后，会议共带来了10个来自不同高校和研究机构的青年学者的精彩报告，展现了中国学界目前对萨迦研究的深度与广度。 中国人民大学安海燕博士的报告题目为《对明代汉译萨迦派文献的一些新认识》，她在前期研究的基础上，对十年来在台北“故宫博物院”、中国国家图书馆以及北京故宫博物院所藏的一批明代汉译萨迦派文献的形成历史及其文化背景进行了一些新的探索。她认为明代来自岷州、服务于明朝廷的藏族学僧大智法王班丹扎释与萨迦派有特殊的渊源，目前所见大部分明代汉译萨迦派文献的翻译都与他有关。报告还指出以西天佛子智光为中心的西天教团与班丹扎释所带领的西番教团有密切关联，大部分明代汉译萨迦派文献的编译都是由这两个僧团合作完成的。 中国藏学出版社编辑徐华兰博士的报告题目为《明代汉译萨迦派文献〈大乘密藏现证本续摩尼树卷〉考述》。《大乘密藏现证本续摩尼树卷》是收录于《大乘要道密集》中篇幅最长的一个文本，作者是萨迦派三世祖扎巴坚赞（Grags pa rgyal mtshan, 1147－1216），译者是莎南屹啰（bSod nams grags）。这个汉译本节译自扎巴坚赞所著宗义学（grub mtha’）著作《本续现证如意宝树》（rGyud kyi mngon par rtogs pa’i rin po che’i ljon shing），篇幅仅为藏文原本的五分之一。《本续现证如意宝树》重在讲述萨迦派所传“道果法”，主要包括“因续”（rgyu’i rgyud）、“方便续”（thabs kyi rgyud）和“果续”（’bras bu’i rgyud）三部分，汉译本对应的是“方便续”中有关“解脱道”部分的内容，反映的是萨迦派对密乘佛教体系的建构。 中国藏学研究中心历史所助理研究员魏文博士的报告题目为《合尊法师译事续考》。 中国藏学研究中心历史所助理研究员魏文博士的报告题目为《合尊法师译事续考》。合尊法师即是南宋逊帝赵㬎，他先受封瀛国公，后剃度出家成为合尊法宝（lHa btsun chos kyi rin chen）。他的传奇经历引得后世文人浮想联翩，杜撰出种种离奇身世，使赵㬎的历史形象变得扑朔迷离。魏文的报告在前人研究的基础上，从佛教史的角度，通过对《般若心经略疏慧灯记》、《业报因果经》和魏文博士新近发现的汉译《吉祥喜乐金刚自受主戒仪》及其相关史料的考证，对合尊法宝从事佛教译经的史实展开了进一步的讨论，由此也揭示出合尊法宝最为允当的宗教身份——修持和传承萨迦道果法，特别是三续道秘法要门的付法译师和金刚上师。 陕西师范大学外国语学院助理教授曾汉辰博士通过对黑水城出土西夏文文献《解释道果语录金刚句记》的考察，发现其开头部分内容与见于《大乘要道密集》中的《道果延晖集》一致，认为虽然它的藏文原本还未找到，但西夏文本一定有藏文原本，而《道果延晖集》则是藏文道果文献的汇编翻译。黑水城出土的西夏文本现存第一、第六两个文本，表明原来西夏文译道果文献至少有六卷甚至更多卷，而这与《大乘要道密集》所揭示的或有数量庞大的道果汉译文献存在的事实一致。尽管目前所见西夏文或者汉文道果文献都只是其部分内容，但于当时西夏文译道果文献与汉译道果文献均是成体系的大部头作品。然而西夏文文献的翻译年代目前还无法确认。她希望通过深入研究这些西夏文、汉文道果法本，结合藏文道果文献，有望梳理出道果教法于西夏、汉地的传播的历史面貌。 东北大学秦皇岛分校社会科学研究院助理教授柴冰博士的报告题目为《〈端必瓦成就同生要〉的文本演变及递藏》。 东北大学秦皇岛分校社会科学研究院助理教授柴冰博士的报告题目为《〈端必瓦成就同生要〉的文本演变及递藏》，她在对今藏于中国国家图书馆的明代汉译藏传密教文本《端必瓦成就同生要》作藏、汉文本对勘的基础上，对这部重要的萨迦道果文本的版本、译传、递藏，特别是此文本在萨迦派教法中的地位等相关问题作了深入的探讨，认为《端必瓦成就同生要》属八种特殊道果教法（Lam ’bras phyi ma brgyad）之一，汉译本乃依据萨迦派上师所传的法本译出，藏文本收录于见于《道果弟子释》（Lam ’bras slob bshad）的《道果黄卷》（Pod ser ma）中。《端必瓦成就同生要》藏文本的小字注释所列传承名录的最后一人“kho bo”（我）为注释者，应是葛剌思巴监藏的第五代弟子，其确切身份尚不明确，但可能即是萨迦前三祖或帕木竹巴中的某位。藏、汉文本各自流传至少数百年，它们与道果法祖师端必瓦所著的印度原本Sahajasiddhi间有一定的渊源，连接了由印度至西藏再到内地的佛教文献传播历程，“俱生成就”修法也藉以流入内地，为更多民族的修法者研习和珍视。 哈佛大学内亚系博士生马洲洋同学的报告题目为《萨迦传统中的藏语文——萨迦班智达之〈入声论〉》。《入声论》（sGra la ’jug pa zhes bya ba’i bstan bcos）是萨迦班智达最重要的一部声明学著作。马洲洋通过将这一文本与传统的印度语法进行比对，提出《入声论》事实上在很大程度上依托了梵文的传统语法，更多地关注了藏文本身的语音、构词、句法和修辞等等方面的内容，是西藏声明传统从吸收印度语法的前古典时代（pre-classical）转向本土创作的古典时代（classical）的一部代表性著作。同时，马洲洋还通过对其它同时代和后时代萨迦声明著作的研究，认为萨迦派在后弘期形成了自身独特的、基于念智称《说门》的声明传统，《入声论》则是这一传统在形成期的一部典型著作。 陕西师范大学中国西部边疆研究院谢光典博士的报告题目为《有关凉州会谈的几个问题》。首先，他根据萨迦班智达的《致西夏国境之信》、《恰译师答疑信》、《洛沃译师答疑信》等提供的资料，分析了萨迦班智达北上凉州时，西藏地方面临的政治局势。其次，他根据萨迦班智达与京俄扎巴迥乃的三封来往信函，指出了京俄扎巴迥乃在凉州会谈中扮演的重要角色。最后，他根据萨迦班智达的《致雪域诸大修行者之教戒》、《显明能仁密意论》、《祈请释迦王之信》、《祈请十方诸佛菩萨之信》与后期的几部萨迦班智达传记，分析了作为当事人的萨班在凉州会谈前后的心路历程，并与后人对此事的记忆与书写进行了对比。 陕西师范大学外国语学院助理教授石美博士的报告题目为《道果前行“三现分”的传承及理趣——以“三现分庄严论”为中心》。 陕西师范大学外国语学院助理教授石美博士的报告题目为《道果前行“三现分”的传承及理趣——以“三现分庄严论”为中心》，报告主要从五个方面展开，一是何为“三现分”；二是有关“三现分”的释论；三是道果教授和“三现分”的传承；四是“道果前行导引——三现分庄严论的显乘实修理趣”；五是“轮涅无别”的佛学思想。文章主要依据俄钦·衮却伦珠（dKun mchog lhun grub,1497-1557）所著《三现分庄严论》（sNang gsum mdzes par byed pa’i rgyan）这一重要文本，对三现分所包含的“不净现分”、“觉受现分”、“清净现分”三个方面做了逐一的解释，并介绍了道果教诫所含摄的般若乘的实修理趣，同时对其中所蕴含的“轮涅无别”的教法义理，从心性论、认识论等角度作了分析。 清华大学人文学院博士后研究员孟瑜博士的报告题目为《国家图书馆藏〈大手印无字要〉研究》，其研究对象是国家图书馆所藏汉译道果法密修仪轨《大手印无字要》，在萨迦派的《道果弟子释》（Lam ’bras slob bshad）的第十一函中存有这篇经文的同名藏文原本《语自在名称师造〈大手印无字要〉》（sLob dpon ngag dbang grags pas mdzad ba’i phyag rgya chen bo yi ge med pa）。孟瑜博士利用语文学的研究方法，在汉藏文本对勘的基础上，对《大手印无字要》的作者、译本以及传承体系等诸多问题进行了细致的探讨，指出该仪轨极有可能是一部有印度渊源，后经过萨迦三祖扎巴坚赞阐明，由三祖再传弟子最终厘定的道果修习要门。 清华大学人文与社会科学高等研究所博士后研究员、汉堡大学博士李梦妍的报告题目为《普巴金刚教法在萨迦派的起源与传承》。她大致梳理了从普巴教法传入西藏伊始到晚近萨迦法王修习并传授该教法的情况。从她的报告中可以看出，普巴金刚教法在萨迦派的传承从来没有间断，尽管从现存文献中尚未找到大约从17世纪晚期到20世纪初的相关记载。 三 学术报告会结束后，随即举行了安海燕博士新著《明代汉译藏传密教文献研究》的发布仪式。沈卫荣教授首先介绍道，自2007年以来中国人民大学国学院与北美汉藏佛学研究会合作编辑出版中、英文的汉藏佛学研究系列丛书，通过这个学术团队师生们的共同努力，这套丛书不断推出高质量的学术著作，获得了国内外学界的高度重视，而安海燕博士的这部《明代汉译藏传密教文献研究》已是这一丛书系列推出的第十三种著作。 学术报告会结束后，随即举行了安海燕博士新著《明代汉译藏传密教文献研究》的发布仪式。 安海燕博士回顾了这本书的写作缘起及其研究历程。作为她的首部学术专著，这本书聚集了她学术生涯初期所付出的很多的辛勤与努力。作为中国人民大学西域历史语言研究所毕业的第一批本科生的一员，安博士的这个“科班出身”使她在十多年中接受了严格的佛教语文学的训练，并将此研究方法实践到她所从事的汉藏佛教研究之中，长期致力于汉译藏传佛教文献的研究。她回忆道，当年他们这一批学生在沈老师等西域历史语言研究专家、学者的带领下，学藏文、西夏文、梵文、蒙古文等，个个意气风发，对学术充满了热诚和憧憬，今天这些同学大部分都在不同的学术岗位上继续从事汉藏佛学研究，这是一件非常令人欣喜和鼓舞的事情。她特别感谢自己的同学及好朋友、中国藏学出版社编辑徐华兰博士，是她加班加点的帮助和一丝不苟的编辑，才让这本书得以可喜的面貌问世。最后她说道，在她十几年的学术研究过程中，她对沈卫荣教授提倡的佛教语文学方法有了更进一步的了解和体会，即语文学研究不光是文本的对勘，还要注重对文本背后的历史文化谱系的建构。这本新作就是通过汉藏文本的对勘，将汉译藏传佛教文献的年代推至了明代，并且通过对智光、班丹扎释、释迦也失等三位高僧传记的研究，重构了明朝时期藏传佛教在北京地区传播的历史。随后，《中国藏学》主编黄维忠研究员、本书责任编辑徐华兰博士、好友同仁代表柴冰博士一一对这本新书的发布表示祝贺，并对作者所取得的学术成绩做了评论和表扬。 四 最后会议举行了题为“道果研究的前景与展望”的圆桌讨论，由陕西师范大学外国语学院助理教授石美博士主持，沈卫荣教授、黄维忠主编、阿字仁波切、吴娟副教授、张凌晖博士、刘静女士、魏建东博士、杜旭初博士、阮丽博士、姚霜等相继发言。 黄维忠主编发言。 黄维忠主编在发言中指出，国内对藏传佛教教义的研究相对比较弱，而沈老师的团队在一定程度上扭转了这个趋势，取得了明显的成就。无论是密教教义与文献研究，很多学生从教法传承角度来做，尤其是最近把西夏学也当作一个突破点，把西夏、元、明历史都串联了起来，具有很高的学术价值。接下来，黄维忠研究员提出了一个问题：敦煌藏文佛教文献有很多，其中以佛教仪轨类文献为主，跟西夏关系密切，学界是否对它们的重视还不够？沈老师团队可否再关注一下敦煌古藏文佛教文献，看看能否打通？沈教授对此做了回应，指出国内敦煌古藏文佛教文献研究确实十分薄弱，但好消息是近年来有几位成长起来的优秀的年轻学者，比如复旦大学的任小波副教授。他致力于研究敦煌文献中的佛教文献，最近找到了与法成《大乘经纂要义》对应的藏文本，对法成研究有了突破性的进展，打破了日本学术界在敦煌古藏文佛教文献研究上的长期优势地位。像上山大峻先生这样的日本研究敦煌佛教文献最好的学者之一，他对法成的研究一向被认为是这个领域最权威的成果，而今天任小波的研究在他研究的基础上又有了进一步的突破。迄今为止，对敦煌佛教文献的研究均表明汉藏佛教的影响是相互的，如汉传佛教的观音崇拜对藏传佛教也曾有过显著的影响。 张凌晖博士就学术报告中关于跳出宗派去研究早期河西地区教法传承史这一学术问题作了回应。 新晋清华大学“水木学者”、美国弗吉尼亚大学宗教学系的张凌晖博士就学术报告中关于跳出宗派去研究早期河西地区教法传承史这一学术问题作了回应，认为如果打破后世形成教派的界限去看文本的历史文化背景及教法史的意义，可能会得到一幅更加清晰的图景。同时，他提出是否也可以用同样的思路考察西夏境内的道果文献（并不是说完全放弃教派），将历史脉络梳理出来后再回过头看具体历史语境下的教派的认同以及在后世被追加的新的认同。 此外，张凌晖博士还对语文学的研究方法发表了自己的认识，他指出通过不同时期的文本梳理，分析思想的维度，不至于将晚近的观点以非历史的操作投射到早期的教法中，从这个意义上来说语文学的实证方法是非常重要的。其次，藏传佛教各个教派图像表现是很重要的内容，艺术史领域中大家会比较关注流派或文本和图像之间的关系或对照，或用图像考察历史本身，把图像当作一个历史证据；然而图像本身也是有宗教意义的，比如坛城这类高度抽象化的图像，不光是图像和文本间的对照，我们可以把图像当作文本以外的另外一种义理表达方式，不光要揭示图像历史传承和发展脉络，同时要揭示宗教和义理上的意义才能更深入地了解这些图像。 最后，沈卫荣教授对这次会议作了总结。他首先回应了教派与传承的争论，表示教派和传承之间的关系其实比我们想象的要复杂，而真正教派的形成则是到了五世达赖喇嘛时期，像早期《青史》中的书写是按教法传承，而非教派来叙述的。一方面，我们看到了萨迦在政治史中扮演的重要角色，但也恰是因为这种政治上的强势，很多道果传承反而被弱化了。其次，我们对语文学的理解仍需不断进步，他以自己研究《大乘要道密集》与黑水城文献的经历为例，指出一开始都不太懂这些文本，但慢慢地就开始能够读懂了，这是因为“语文学”本来就是一种慢慢阅读的艺术。此外，语文学不只是对勘、厘定这些文本，而且还要探索其背后的历史文化背景。把历史资料和纯粹的法本结合起来读，才可以读懂很多东西。虽然传记和法本自身并不能提供太多历史的信息，但结合起来读就会挖掘出很多内容，这就是我们所倡导的语文学方法。 会后安海燕博士为与会听众进行了新书签赠。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