原标题：科幻成都①｜《科幻世界》姚海军：成都是“中国科幻的延安”
引言
2019年大年初一上映的电影《流浪地球》，凭借惊人的票房和优良的口碑，在中国掀起了一股前所未有的科幻热。舆论盛赞电影、畅想未来的同时，也有视角回望过去，检视中国科幻发展一路走来的艰辛曲折。不少科幻迷翻出当年积攒的《科幻世界》杂志晒到社交网络。旧书网上，《流浪地球》原著小说初发表的2000年7月号杂志，随电影票房水涨船高，也炒到了几百块钱一本。略微泛黄的纸张，密集的排版，跨越近二十年，铅字终于跃出纸面化为光影，创造了中国科幻大片元年。
鼎沸的声音淡去，人们猛然意识到这部科幻大片与成都这座城潜在而又根本的联系。历史深处的惊雷，穿越时空，响彻到未来。从充满年代感的《科幻世界》出发，经新涌现的科幻创业团队与空间，来到世界华人科幻协会与四川省科普作家协会……一幅生机勃勃的成都科幻地形图被勾勒出来。正如四川省科普作家协会理事长吴显奎所言，成都（四川）是中国地理上的洼地，却是中国科幻的高地。
从位于成都市中心四川科技馆（天府广场）出发，沿中轴线人民南路向南三四站地铁，方圆一公里内密布着各种科学机构：中科院成都分院、西南技术物理研究所、农业部沼气科学研究所……道路也以成科路、科院街等命名。四川省科学技术协会就处在这片科技氛围浓厚之地，面向人民南路四段的大门不太起眼，《科幻世界》杂志社和《四川科技报》的铭牌悬挂一侧，在机关大院里共同办公。
《科幻世界》杂志社铭牌（图片来自网络）
穿过公共办公区，我们在办公室见到了《科幻世界》现任主编姚海军。不大的办公室四面书墙，《科幻世界》出版的图书和辑刊塞得满满当当。在他看来，成都就是“中国科幻的延安”。很多科幻迷大学择校，选择来四川，不为别的，就因为那里有个杂志叫《科幻世界》。他本人也身体力行，走出家乡来到科幻圣地，彻底改变了人生轨迹。
姚海军的办公室（刘波/摄）
1991年《科幻世界》更名前后，姚海军还在老家黑龙江伊春当一名林场工人，业余在主编一份叫《星云》的科幻迷杂志（Fanzine）。当时，《科幻世界》之外的中国科幻仍一片昏暗，《星云》为全国的科幻作者、编辑、读者和研究者之间搭建了一个难得的交流平台，间接促进了中国科幻圈的形成。杂志从早期的手刻蜡纸、油印，到铅字、数码，排版的升级也见证了中国科幻从低谷爬出的全过程。
姚海军主编的《星云》科幻迷杂志，摄于“时光幻象”科幻博物馆（宋敖/摄）
1997年北京国际科幻大会轰动全国后，姚海军也受科幻作家们的引荐，经山西《科幻大王》辗转来到《科幻世界》，从读者俱乐部做起，完成了一次身份的调转。“科幻迷们的来信来稿雪片一般，每周都有好几大箱要处理。当时科幻还属于播种期，需要不断去宣传、深入到校园里，把全国的科幻迷团结起来。”
时光再倒退二十年。1978年3月，全国科学大会在京召开，“科学的春天已经到来”。在这一大背景下，中国科幻在经历十余年的沉寂后，在极短的时间内恢复、迸发。1979年5月，由四川省科普创作协会主编的《科学文艺》丛刊（《科幻世界》前身）在成都学道街39号（今四川省科技厅）创刊。著名作家马识途亲自撰写代发刊词《祝科学与文艺的结合》，“科学与文艺的万花园中正是百鸟争鸣，众芳争艳的时刻……我们为什么不用科学幻想小说、科学文艺去把广大群众，特别是青少年引导进理想和幻想的广阔天地里去呢？”
那个时代中国科幻的代表人物，郑文光、肖建亨、叶永烈、童恩正、刘兴诗等均在创刊号发文。文体百花齐放，遍及科学讽刺小说、科学幻想小说、科学童话、科幻电影剧本、科学诗等。其中，来自四川大学的考古学家童恩正原著并参与改编剧本的《珊瑚岛上的死光》，在1980年就由上海电影制片厂迅速搬上银幕，成为中国第一部科幻故事片，开创中国科幻影视之先河。
《科学文艺》创刊号发表了科幻电影文学剧本《珊瑚岛上的死光》
大势之下，全国各地涌现出一批科普科幻报刊。1979年，《科学时代》在哈尔滨创刊；1981年，北京《科幻海洋》Mook、天津《智慧树》、哈尔滨《中国科幻小说报》先后诞生，与成都《科学文艺》一起，后世称之为“四刊一报”，成为1980年代初科幻繁荣期的代表。在“四刊一报”的引领下，短短几年内，中国的科普科幻作品数量剧增，四五倍于新中国成立后17年间的第一波高潮。
但伴随创作热潮而来的则是巨大争议。1982年起，全国范围内兴起了一场科幻姓“科”姓“文”的大讨论。起初只是学术之争，但旋即被上纲至政治层面。1983年底开始，以《中国青年报》为首的几家中央级媒体，接连刊文，提出要警惕并清除科幻小说中的精神污染。在“清污”高压之下，科幻作家群体被打散，封笔、出走、转行，登载科幻作品的报刊也陆续停办。中国科幻再次沉寂下去。
到1985年，全国仅剩成都和天津坚守阵地。为了在低潮期吸引有才华的年轻人继续科幻创作，《科学文艺》与《智慧树》联合发起中国科幻银河奖，日后发展为中国科幻创作界的最高奖项。但尚未等到首届颁奖，《智慧树》也宣告停刊，《科学文艺》不得不独自扛起大旗。此后若干年，围绕杂志与银河奖，成都在中国科幻版图中呈现“一家独大”之势。期间，银河奖断断续续，但在时任社长杨潇、主编谭楷等科幻前辈的坚持下，银河奖得以保留，中国科幻的命脉得以延续。
2016年9月8日在北京举办的第30届银河奖颁奖典礼上，科幻作家王晋康和刘慈欣为杨潇（右二）、谭楷（左二）颁发科幻“特别贡献奖”（图片来自《科幻世界》）
进入1990年代，中国科幻迎来历史转折。短暂更名《奇谈》后（1990-1991），1991年，《科学文艺》正式更名《科幻世界》，确定了杂志基调。同年，《科幻世界》争取到世界科幻小说协会（WSF）年会在成都的主办权。1997年，《科幻世界》再次承办北京国际科幻大会。多年后提及这两次国际性会议，杨潇感叹，1991年的成都为科幻在中国“正名”，1997年的北京则为中国科幻“扬名”。
两次大会，让全世界看到中国科幻的巨大能量，也成就了《科幻世界》的辉煌。而杨潇当年前往荷兰海牙参会争取主办权的故事，如今也已成为一段佳话。因为预算限制，杨潇等人乘火车八天八夜，横穿欧亚大陆赶到会场。得知这一情况，外国同行惊叹道：“你们是坐火车来的？这才是科幻呢！”
1991年WSF年会学术交流会在成都成功举办（图片来自《科幻世界》）
1997年北京国际科幻大会（四川）夏令营在成都月亮湾盛大开幕（图片来自《科幻世界》）
经此两役，《科幻世界》的影响力开始走出成都、四川，面向全国。各地通过读者投稿栏，出现了要求组成科幻爱好者团体的呼声，渐渐有了生气；期间还创办了同人杂志，科幻迷滚雪球般地增加。姚海军就是当时万千科幻迷中的杰出代表。当姚海军进入编辑部的时候，也是《科幻世界》进入上升通道、将要迎来全盛时期的年月。当时编辑部的团队给了他非常深刻的印象：
“不是年龄上的，而是精神上的年轻，特别有朝气，可能搞科幻的就让人年轻……阿来当时做主编，比我早一年到。他可能是在我接触的知识分子、作家中最善于学习的。刚来时他对科幻了解并不多，但很快就成为一个专业人士。他在主流文学界的建树颇丰，但又对科技前沿很感兴趣，横跨文学科学两界，因此在科幻领域得心应手。”
在杨潇、阿来等人的主持下，《科幻世界》从1990年代开始，发掘、培养了大批科幻作家，王晋康、刘慈欣、韩松、何夕、柳文扬、刘维佳、钱莉芳……这些人共同构成了中国科幻的“新生代”，王刘韩何四人，开始被称作当代中国科幻“四大天王”。期间，还发生了1999年7月号与当年高考作文题“假如记忆可以移植”的撞车事件，使得《科幻世界》声名大噪，月发行量从1990年代初的7000册，几何级增长到2000年的36万多册。同年6月号起，“全球发行量最大的科幻杂志”一语登上封面；7月，《流浪地球》发表问世。2006年，《三体》第一部在杂志连载八期，一时洛阳纸贵。
《科幻世界》2000年7月号刊载了刘慈欣的《流浪地球》
但让姚海军印象最深刻的，还是图书项目。当杂志的发行量攀到巅峰，进一步打开科幻市场便提上了日程。一开始，《科幻世界》与主流的文学出版社合作，出版了刘慈欣《超新星纪元》和王晋康《类人》，“但实际销量不太理想。出版社很有实力，但是对科幻这个小的类型重视程度还是有限”。在《流浪地球》发表的当期杂志上，也有读者留言评论说：“虽然99年的高考作文题是科幻类，这并没改变多少科幻现状，所不同的就是老师在押题时又多了一项。纵观几年来科幻发展局面：关注不少，重视不多，叫好不断，参与乏人。”
到2002年，姚海军决定自行策划、发行，打造《科幻世界》自己的图书项目，于是有了持续至今的中国科幻“视野工程”——包含世界科幻大师丛书、中国科幻基石丛书两大书系。当年“视野工程”正式启动之前，阿来曾向姚海军提了一个条件——你必须说服发行部才能做。后来他又加了至关重要的一句话：这事儿做成了算你的，做不成算单位的。这给了姚海军巨大的鼓励。后来发行部换了两位主任，“视野工程”才正式上马。
当时做市场调研，姚海军下班后常去书店观察。令他欣喜的是，还是有不少家长带着孩子买科幻，但又发现推荐的书总是不出凡尔纳。“所以做这个项目提出的第一个理念：要更新中国人的想象世界。我们不能让我们的青少年还沉浸在西方人19世纪的幻想世界里，有必要把西方现当代科幻作品做系统的引进。”姚海军将之概括为“三个打开”：打开中国科幻读者的视野，打开科幻作家的视野，也打开评论家理论家的视野。
越来越多的书店将科幻作品“打头阵”展示（宋敖/摄）
现在回过头看，视野工程打开市场的发端，是个挖掘“粉丝经济”的经典案例。那些年《星际争霸》风靡一时，“编辑部同事下班后电脑联机天天玩。”姚海军和另一位编辑讨论，既然这款游戏粉丝众多，何不把网上关于游戏的同人小说编辑成集？“首印三千册，后来不断加印，一直加到三万册。编辑、发行人员、经销商都信心大增。”之后中国科幻基石丛书也开始推动新书。第一块“基石”，钱莉芳的《天意》（2004年5月）印了十万册，成为中国第一本科幻畅销书；2008年起的《三体》三部曲，发行量至今超过三百万套。“视野工程”将科幻这一小众类型文学的市场，一举抬到了大众主流文学的高度，也捧红了大刘。
从《星际争霸》同人小说到《三体》三部曲，《科幻世界》在推动中国科幻文学大众化的历程中功不可没
但正如姚海军在丛书序《写在第一块基石之前》中所说，中国科幻与美国真正的差距，不在于具体作品，在于市场化程度。美国科幻拥有着完整的产业链，而中国，在姚海军看来，基础仍然薄弱。“中国的科幻作家群落，一两百人还是有的，但和美国还是没法比，美国至少有两三千人。虽然我们有了世界一流的作品，但作者和作品的绝对数量还是少”，“成都有很好的基础，有丰富的科幻文化的积淀。但如何从优势变成实在的发展动力，可能还需要系统的工作。”
随着市场的培养，科幻在中国也遍地开花，成都与《科幻世界》不再孤军奋战，也意味着要打开自身的视野。在经历了对银河奖改造的失败之后，2010年，姚海军联合董仁威、吴岩等人，共同发起了全球华语科幻星云奖。“在中国科幻还很小的时候，《科幻世界》与银河奖基本覆盖了全国的科幻力量。但后来科幻格局发生改变，需要一个统合整个行业的奖项，对作家作品加冕，更有利于国际间交流与产业转化。星云奖恰逢这种转变应运而生。”
世界华人科幻协会（星云奖）三位发起人，从左至右：姚海军、吴岩、董仁威（图片来自世界华人科幻协会）
2014年，姚海军率先提出科幻产业系统发展的概念，他说：“《三体》标志着中国科幻已经成功从‘杂志时代’过渡到‘畅销书时代’，中国科幻的未来一定会进入到‘影视时代’。《科幻世界》必须在新的产业格局中重新找到自己的位置。”然而，因为体制机制的原因，他的这一梦想仍未完全实现。
2019年，对于中国科幻界来说，是个大年。银河奖将举办第30届，星云奖也转眼十届。对于成都而言，继2007年和2017年两次举办中国国际科幻大会后，会议周期不再设为十年一次。从今年开始，大会逢单数年举行，成都也将成为永久会址。进一步，《科幻世界》承办的首届亚洲科幻大会，今年也将来到成都。再进一步，成都还在积极申办2023年世界科幻大会（WorldCon）。去年8月美国圣何塞第76届WorldCon期间，姚海军代表《科幻世界》进行了申幻发言，力争将这一全球科幻迷的盛事首次带到中国，一如当年杨潇们“八天八夜”换来的中国科幻历史时刻。
2018年8月，姚海军（左三）与八光分CEO杨枫（右三）、八光分影视总监西夏（左二）等人在美国圣何塞第76届世界科幻大会现场（图片来自姚海军）
这个5月，《科幻世界》迎来了创刊四十周年，也将迎来第400期。“不知不觉已经400期了，《科幻世界》这四十年也是中国科幻不凡的四十年。特别是成都正在形成科幻集群，除了《科幻世界》，还有八光分、时光幻象、赛凡空间……这些力量聚集在一起，让成都更接近理想的目标了。”
2019年大年初一上映的电影《流浪地球》，凭借惊人的票房和优良的口碑，在中国掀起了一股前所未有的科幻热。舆论盛赞电影、畅想未来的同时，也有视角回望过去，检视中国科幻发展一路走来的艰辛曲折。不少科幻迷翻出当年积攒的《科幻世界》杂志晒到社交网络。旧书网上，《流浪地球》原著小说初发表的2000年7月号杂志，随电影票房水涨船高，也炒到了几百块钱一本。略微泛黄的纸张，密集的排版，跨越近二十年，铅字终于跃出纸面化为光影，创造了中国科幻大片元年。
鼎沸的声音淡去，人们猛然意识到这部科幻大片与成都这座城潜在而又根本的联系。历史深处的惊雷，穿越时空，响彻到未来。从充满年代感的《科幻世界》出发，经新涌现的科幻创业团队与空间，来到世界华人科幻协会与四川省科普作家协会……一幅生机勃勃的成都科幻地形图被勾勒出来。正如四川省科普作家协会理事长吴显奎所言，成都（四川）是中国地理上的洼地，却是中国科幻的高地。
从位于成都市中心四川科技馆（天府广场）出发，沿中轴线人民南路向南三四站地铁，方圆一公里内密布着各种科学机构：中科院成都分院、西南技术物理研究所、农业部沼气科学研究所……道路也以成科路、科院街等命名。四川省科学技术协会就处在这片科技氛围浓厚之地，面向人民南路四段的大门不太起眼，《科幻世界》杂志社和《四川科技报》的铭牌悬挂一侧，在机关大院里共同办公。
穿过公共办公区，我们在办公室见到了《科幻世界》现任主编姚海军。不大的办公室四面书墙，《科幻世界》出版的图书和辑刊塞得满满当当。在他看来，成都就是“中国科幻的延安”。很多科幻迷大学择校，选择来四川，不为别的，就因为那里有个杂志叫《科幻世界》。他本人也身体力行，走出家乡来到科幻圣地，彻底改变了人生轨迹。
1991年《科幻世界》更名前后，姚海军还在老家黑龙江伊春当一名林场工人，业余在主编一份叫《星云》的科幻迷杂志（Fanzine）。当时，《科幻世界》之外的中国科幻仍一片昏暗，《星云》为全国的科幻作者、编辑、读者和研究者之间搭建了一个难得的交流平台，间接促进了中国科幻圈的形成。杂志从早期的手刻蜡纸、油印，到铅字、数码，排版的升级也见证了中国科幻从低谷爬出的全过程。
1997年北京国际科幻大会轰动全国后，姚海军也受科幻作家们的引荐，经山西《科幻大王》辗转来到《科幻世界》，从读者俱乐部做起，完成了一次身份的调转。“科幻迷们的来信来稿雪片一般，每周都有好几大箱要处理。当时科幻还属于播种期，需要不断去宣传、深入到校园里，把全国的科幻迷团结起来。”
时光再倒退二十年。1978年3月，全国科学大会在京召开，“科学的春天已经到来”。在这一大背景下，中国科幻在经历十余年的沉寂后，在极短的时间内恢复、迸发。1979年5月，由四川省科普创作协会主编的《科学文艺》丛刊（《科幻世界》前身）在成都学道街39号（今四川省科技厅）创刊。著名作家马识途亲自撰写代发刊词《祝科学与文艺的结合》，“科学与文艺的万花园中正是百鸟争鸣，众芳争艳的时刻……我们为什么不用科学幻想小说、科学文艺去把广大群众，特别是青少年引导进理想和幻想的广阔天地里去呢？”
那个时代中国科幻的代表人物，郑文光、肖建亨、叶永烈、童恩正、刘兴诗等均在创刊号发文。文体百花齐放，遍及科学讽刺小说、科学幻想小说、科学童话、科幻电影剧本、科学诗等。其中，来自四川大学的考古学家童恩正原著并参与改编剧本的《珊瑚岛上的死光》，在1980年就由上海电影制片厂迅速搬上银幕，成为中国第一部科幻故事片，开创中国科幻影视之先河。
大势之下，全国各地涌现出一批科普科幻报刊。1979年，《科学时代》在哈尔滨创刊；1981年，北京《科幻海洋》Mook、天津《智慧树》、哈尔滨《中国科幻小说报》先后诞生，与成都《科学文艺》一起，后世称之为“四刊一报”，成为1980年代初科幻繁荣期的代表。在“四刊一报”的引领下，短短几年内，中国的科普科幻作品数量剧增，四五倍于新中国成立后17年间的第一波高潮。
但伴随创作热潮而来的则是巨大争议。1982年起，全国范围内兴起了一场科幻姓“科”姓“文”的大讨论。起初只是学术之争，但旋即被上纲至政治层面。1983年底开始，以《中国青年报》为首的几家中央级媒体，接连刊文，提出要警惕并清除科幻小说中的精神污染。在“清污”高压之下，科幻作家群体被打散，封笔、出走、转行，登载科幻作品的报刊也陆续停办。中国科幻再次沉寂下去。
到1985年，全国仅剩成都和天津坚守阵地。为了在低潮期吸引有才华的年轻人继续科幻创作，《科学文艺》与《智慧树》联合发起中国科幻银河奖，日后发展为中国科幻创作界的最高奖项。但尚未等到首届颁奖，《智慧树》也宣告停刊，《科学文艺》不得不独自扛起大旗。此后若干年，围绕杂志与银河奖，成都在中国科幻版图中呈现“一家独大”之势。期间，银河奖断断续续，但在时任社长杨潇、主编谭楷等科幻前辈的坚持下，银河奖得以保留，中国科幻的命脉得以延续。
进入1990年代，中国科幻迎来历史转折。短暂更名《奇谈》后（1990-1991），1991年，《科学文艺》正式更名《科幻世界》，确定了杂志基调。同年，《科幻世界》争取到世界科幻小说协会（WSF）年会在成都的主办权。1997年，《科幻世界》再次承办北京国际科幻大会。多年后提及这两次国际性会议，杨潇感叹，1991年的成都为科幻在中国“正名”，1997年的北京则为中国科幻“扬名”。
两次大会，让全世界看到中国科幻的巨大能量，也成就了《科幻世界》的辉煌。而杨潇当年前往荷兰海牙参会争取主办权的故事，如今也已成为一段佳话。因为预算限制，杨潇等人乘火车八天八夜，横穿欧亚大陆赶到会场。得知这一情况，外国同行惊叹道：“你们是坐火车来的？这才是科幻呢！”
经此两役，《科幻世界》的影响力开始走出成都、四川，面向全国。各地通过读者投稿栏，出现了要求组成科幻爱好者团体的呼声，渐渐有了生气；期间还创办了同人杂志，科幻迷滚雪球般地增加。姚海军就是当时万千科幻迷中的杰出代表。当姚海军进入编辑部的时候，也是《科幻世界》进入上升通道、将要迎来全盛时期的年月。当时编辑部的团队给了他非常深刻的印象：
“不是年龄上的，而是精神上的年轻，特别有朝气，可能搞科幻的就让人年轻……阿来当时做主编，比我早一年到。他可能是在我接触的知识分子、作家中最善于学习的。刚来时他对科幻了解并不多，但很快就成为一个专业人士。他在主流文学界的建树颇丰，但又对科技前沿很感兴趣，横跨文学科学两界，因此在科幻领域得心应手。”
在杨潇、阿来等人的主持下，《科幻世界》从1990年代开始，发掘、培养了大批科幻作家，王晋康、刘慈欣、韩松、何夕、柳文扬、刘维佳、钱莉芳……这些人共同构成了中国科幻的“新生代”，王刘韩何四人，开始被称作当代中国科幻“四大天王”。期间，还发生了1999年7月号与当年高考作文题“假如记忆可以移植”的撞车事件，使得《科幻世界》声名大噪，月发行量从1990年代初的7000册，几何级增长到2000年的36万多册。同年6月号起，“全球发行量最大的科幻杂志”一语登上封面；7月，《流浪地球》发表问世。2006年，《三体》第一部在杂志连载八期，一时洛阳纸贵。
《科幻世界》2000年7月号刊载了刘慈欣的《流浪地球》
但让姚海军印象最深刻的，还是图书项目。当杂志的发行量攀到巅峰，进一步打开科幻市场便提上了日程。一开始，《科幻世界》与主流的文学出版社合作，出版了刘慈欣《超新星纪元》和王晋康《类人》，“但实际销量不太理想。出版社很有实力，但是对科幻这个小的类型重视程度还是有限”。在《流浪地球》发表的当期杂志上，也有读者留言评论说：“虽然99年的高考作文题是科幻类，这并没改变多少科幻现状，所不同的就是老师在押题时又多了一项。纵观几年来科幻发展局面：关注不少，重视不多，叫好不断，参与乏人。”
到2002年，姚海军决定自行策划、发行，打造《科幻世界》自己的图书项目，于是有了持续至今的中国科幻“视野工程”——包含世界科幻大师丛书、中国科幻基石丛书两大书系。当年“视野工程”正式启动之前，阿来曾向姚海军提了一个条件——你必须说服发行部才能做。后来他又加了至关重要的一句话：这事儿做成了算你的，做不成算单位的。这给了姚海军巨大的鼓励。后来发行部换了两位主任，“视野工程”才正式上马。
当时做市场调研，姚海军下班后常去书店观察。令他欣喜的是，还是有不少家长带着孩子买科幻，但又发现推荐的书总是不出凡尔纳。“所以做这个项目提出的第一个理念：要更新中国人的想象世界。我们不能让我们的青少年还沉浸在西方人19世纪的幻想世界里，有必要把西方现当代科幻作品做系统的引进。”姚海军将之概括为“三个打开”：打开中国科幻读者的视野，打开科幻作家的视野，也打开评论家理论家的视野。
现在回过头看，视野工程打开市场的发端，是个挖掘“粉丝经济”的经典案例。那些年《星际争霸》风靡一时，“编辑部同事下班后电脑联机天天玩。”姚海军和另一位编辑讨论，既然这款游戏粉丝众多，何不把网上关于游戏的同人小说编辑成集？“首印三千册，后来不断加印，一直加到三万册。编辑、发行人员、经销商都信心大增。”之后中国科幻基石丛书也开始推动新书。第一块“基石”，钱莉芳的《天意》（2004年5月）印了十万册，成为中国第一本科幻畅销书；2008年起的《三体》三部曲，发行量至今超过三百万套。“视野工程”将科幻这一小众类型文学的市场，一举抬到了大众主流文学的高度，也捧红了大刘。
但正如姚海军在丛书序《写在第一块基石之前》中所说，中国科幻与美国真正的差距，不在于具体作品，在于市场化程度。美国科幻拥有着完整的产业链，而中国，在姚海军看来，基础仍然薄弱。“中国的科幻作家群落，一两百人还是有的，但和美国还是没法比，美国至少有两三千人。虽然我们有了世界一流的作品，但作者和作品的绝对数量还是少”，“成都有很好的基础，有丰富的科幻文化的积淀。但如何从优势变成实在的发展动力，可能还需要系统的工作。”
随着市场的培养，科幻在中国也遍地开花，成都与《科幻世界》不再孤军奋战，也意味着要打开自身的视野。在经历了对银河奖改造的失败之后，2010年，姚海军联合董仁威、吴岩等人，共同发起了全球华语科幻星云奖。“在中国科幻还很小的时候，《科幻世界》与银河奖基本覆盖了全国的科幻力量。但后来科幻格局发生改变，需要一个统合整个行业的奖项，对作家作品加冕，更有利于国际间交流与产业转化。星云奖恰逢这种转变应运而生。”
2014年，姚海军率先提出科幻产业系统发展的概念，他说：“《三体》标志着中国科幻已经成功从‘杂志时代’过渡到‘畅销书时代’，中国科幻的未来一定会进入到‘影视时代’。《科幻世界》必须在新的产业格局中重新找到自己的位置。”然而，因为体制机制的原因，他的这一梦想仍未完全实现。
2019年，对于中国科幻界来说，是个大年。银河奖将举办第30届，星云奖也转眼十届。对于成都而言，继2007年和2017年两次举办中国国际科幻大会后，会议周期不再设为十年一次。从今年开始，大会逢单数年举行，成都也将成为永久会址。进一步，《科幻世界》承办的首届亚洲科幻大会，今年也将来到成都。再进一步，成都还在积极申办2023年世界科幻大会（WorldCon）。去年8月美国圣何塞第76届WorldCon期间，姚海军代表《科幻世界》进行了申幻发言，力争将这一全球科幻迷的盛事首次带到中国，一如当年杨潇们“八天八夜”换来的中国科幻历史时刻。
这个5月，《科幻世界》迎来了创刊四十周年，也将迎来第400期。“不知不觉已经400期了，《科幻世界》这四十年也是中国科幻不凡的四十年。特别是成都正在形成科幻集群，除了《科幻世界》，还有八光分、时光幻象、赛凡空间……这些力量聚集在一起，让成都更接近理想的目标了。”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