原标题：江阴启示④｜GDP背后：经济最强县域如何藏富于民？
【编者按】
改革开放41年，江阴的经济社会成就用“令人惊艳”来形容是恰如其分的：江阴在全国县域经济和综合发展中实现了“十六连冠”，是“中国制造业第一县”和“中国资本第一县”，年度 GDP总额超越了全国近80%的地级市。
“令人惊艳”的背后，更值得探寻的是“为什么”——
为什么江阴在“强势政府”行政力量的主导下，市场经济依然活力勃发，企业生态万物生长？
为什么江阴数十年改革基业常青，在每一个艰难时刻总是能够从不懈改革中汲取砥砺前行的新动能？
为什么在泡沫与投机潮起潮落的当下，江阴的企业家们却笑看风云，笃守本业与本土，实体经济花开满天？
为什么江阴没有迷失于GDP情结，也没有醉心于速度和财富增长，而始终牢记人民幸福才是发展的根本？
江阴之问，同样是中国改革之问。
为此，澎湃新闻（www.thepaper.cn）历时两个月，两次踏访调研，力求用事实与故事及其内在逻辑，解答江阴“为什么”。本组系列报道共四篇，以下是“人的幸福篇”。
江阴船厂公园 严汉文 图
每个周六，陆离都会在新修建的船厂公园转转，看着滚滚东流的长江，一切烦恼都会消散。作为八十年代出生的江阴本地人，陆离在成长的过程中很少像这样近距离接触过长江，尽管这座小城是以江边闻名，他的父辈都在长江边长大。
在过去的41年里 ，和许多长江沿岸的城市一样，因为要发展重工业，江阴宝贵的长江岸线几乎都被码头和工厂占了。这些企业曾经为城市早期的发展贡献了大部分的税收，但同时也阻断了更多老百姓亲近长江的可能。
当现代化的脚步渐行渐近，生存与发展便不能被当作追逐美好生活的唯一需求。2012年，江阴地方政府做出“还江于民”的重大决策，恰是基于“一切为了人民幸福”的选择。而这也从一个侧面映衬并揭示了不应该被忽视的重要事实：在苏南模式的发轫地、GDP强市和“中国制造业第一县”等等盛名之下，江阴的民众从未被排除在改革成果之外：其居民人均收入多年在全省县（市）级城市名列前茅，其中农民人均收入连续19年位居全省县（市）级城市榜首。
江阴“民富”的背后，是诸多必须给出清晰答案的疑问：现代化发展的终极目标究竟是什么？如何在高速增长的同时兼顾收入分配？如何依靠制度而非道德感召寻求包括个人利益在内的公共利益的实现？在社会财富积累的基石之上，我们应该构建怎样的更美好的精神世界？
从“人均GDP”到“人均收入”
即便是“见过世面”的都市人，初来江阴，也会对从各种细节透露出的富庶充满赞叹——
这里有3家经中国旅游饭店业协会评定的五星级酒店，特色餐饮酒店遍布城区，有16家往往在大城市才有的罗森便利店；每部大热的影片，江阴总会以0.001%的全国人口贡献超过0.02%的全国票房收入；最热闹的上下班高峰期，即便你把红包加到10元，一时半会儿也很难叫到出租车或快车。
“外地人总认为江阴是个大城市，GDP那么高，实际上它就是个真真切切的小县城——人口160多万，面积不足1千平方公里 。”穿行于街巷，江阴的出租车司机告诉澎湃新闻，“但是，江阴老百姓的富裕程度或者消费水平却是让人刮目相看。”
改革开放41年来，长江边的小城江阴，创造了经济增长的大奇迹：GDP常年位居中国百强县之首，2018年GDP达3806亿元，超越了国内近80%的地级市。
在中国，像江阴这样抓住改革开放机遇、飞速成长的城市并不鲜见。但是，江阴的意义在于，它并未自我满足于庞大的GDP，而是努力将人均GDP最大程度地转换成为人均收入。结出的成果是：2005年末，江阴在全省率先实现了全面小康达标；到2018年，江阴居民人均收入突破5万元，在全省县（市）名列前茅。
尤其在上世纪80年代中期以后，迅速展开的城市化和工业化进程并没有给江阴带来显著的城乡差距或是城乡发展的严重失衡——作为农民仍占总人口1/3的县域，江阴城乡收入比保持在1.93的较小差距水平；农民人均收入连续19年居江苏省同类城市第一，跻身几乎长期被以百姓富裕著称的邻省浙江包干的“民富”榜单。
华西村
“这里的村比镇富，镇比县富。”江阴市政府相关人士告诉澎湃新闻，以村级收入为例，2018年，除了“天下第一村”华西村外，江阴还有两个村——长江村、周庄村——的收入也超过亿元，另有42个村的收入超千万元、88个村收入逾500万元。江阴的村均收入高达1398万元。
不少江阴城里人都羡慕地认为，这里乡镇的生活已经跟城里一样，甚至比城里还好。
比如，江阴龙头企业海澜之家所在的新桥镇，2011年这个江南的“毛纺之乡”获得“国际花园城市”称号，欧式小镇与绿草树荫交相映衬，吸引不少城里人前来游玩。城里人甚至有时还会专程到乡下来办护照——自从江阴乡镇推广行政审批制度改革后，有些政务服务的效率比城里还快，即使算上来回路程，不过两个小时。
抗风险能力最能凸显城乡差异，江阴用10多年的时间逐步建立起了一套城乡一体的社会保障体系。
2002年，对于30万失去传统土地保障的被征地农民，江阴首次将其纳入社会保险范围。2005年，考虑到过去当地乡镇企业众多，江阴突破城乡壁垒，将城镇企业职工保险扩大到覆盖城乡的所有人，个人也可以用灵活就业的方式参保。2010年，江阴进一步推动处于就业年龄段的失地农民保险与城保并轨，实现和城里人一样的退休养老。在医疗保障方面，江阴目前农保的结报比例为50%，与社保80%的结报比例差距日渐缩小。
上岸之后：反哺家乡的农民企业家
当年盛极一时的苏南模式，给江阴留下的宝贵财富是一群洗脚上岸的农民企业家。他们作为先富起来的群体不仅书写了辉煌的个人奋斗史，更承担起了社会均衡发展的重担。
上世纪80年代，人均耕地不多的江阴着力拓展非农产业，崛起大批乡镇集体企业，部分经营者因此收获了第一桶金。90年代随着乡镇企业产权改制，一些厂长或业务骨干成为了真正的老板。现在江阴有名的一些大企业如海澜之家、阳光集团等几乎无一例外都是从当年的这些乡镇企业一步步演变而来的。
老板越来越多。据统计，目前每8个江阴人当中就有一个老板。这些分布在各乡镇的大小老板为当地创造了大量的就业，让江阴的农民不用背井离乡就可在家就业。
江阴市农村农业局副局长胡振方介绍，与一些外来投资的老板不同，生长于斯的本土企业家拥有更为强烈的乡土情结和责任感，他们为当地农民带来了较为稳定且可观的薪资收入。这部分工资性收入占到了当地农民年收入的60%左右。
江阴市新桥镇夜景
以新桥镇的海澜之家为例，这一家大型企业就给当地创造就业岗位近2万个，差不多吸纳了近三分之一的本镇人口。同时，又拉动了全镇为其配套的下游企业200多家。
进入21世纪，随着一大批与当年的乡镇企业一同发达起来的大小老板逐渐完成个人财富积累，他们眼见着乡村的落后和贫富差距，便开始在地方政府的引导下热心投身于乡村建设和慈善事业。
拥有亿万身价的老板李全兴就是在这一时期接受家乡父老的托付，当上了周庄镇山泉村村书记。他上任10年，原本负债累累的山泉村摇身一变跻身全镇村级收入前三强，“新农村”建设的理念实践也取得立竿见影的效果——3000多户村民“上楼”，住进了整齐规划的农家别墅；丝毫不逊色于大都市的花园式小区远近闻名，别具风情，整洁干净，人们彬彬有礼。
在江阴的大小村镇，几乎都成立了互助性质的各种社会组织。徐霞客镇最早的一支基金的创立人张志荣，是该镇璜塘村的一位老资格村主任。2011年，他遭遇车祸被乡亲紧急送进市里的医院。感念于此，张志荣出院后便张罗筹款50万建立了一个老年活动中心“同乐园”，并设立了10万元的敬老爱老基金，每年定期给村里的老人量血压、举办各种表演活动等。
被张志荣吆喝着给这个“同乐园”基金提供捐赠的，大多是些村里的小老板。“与那些声名在外的大企业相比，我们就是开了几个小厂，赚了些小钱，衣食不愁，想着捐些钱也算回报家乡了。”今年60岁的老板张剑林说。
2007年，在众多民营企业家的自发呼吁下，这座城市创造了全国县级城市一次性募集资金最多、基金盘子总量最大的纪录——慈善救助冠名基金募集总额达到9亿多元。2014胡润慈善榜，江阴企业家任元林以2.5亿元捐赠总额位列第四。
分配与分享的制度化保障
乡村的现代化过程中，必然遭遇的挑战一是如何推动农民普遍致富，二是如何为财富的分配与公共利益的分享提供制度化的保障？
面对上世纪80年代后“村村点火、户户冒烟”的乡村工业崛起带来的土地资源紧缺，江阴近些年开始重新划分功能区以期推动集中发展。为此，如何让散乱居住的农民统一“上楼”并非易事。
在周庄镇山泉村，我们清晰地看到了“善治与公平”的影子。
江阴市周庄镇山泉村
仅仅一年多的时间，山泉村就让3000多户农民家庭没有出现一例纠纷“上了楼”。村书记李全兴说，自己所做的不过是把方案明明白白地抛给村民，让他们充分表达自己的想法和需求，作为村书记只要将这些认真加以实现。
李全兴还把村务与财务账目公开于村委会大楼外，包括贫困户补助等每一笔收支都写得一清二楚。建筑的细节或许更能体现对“公平”和开放性的追求——在山泉村，村委会的会议室和一些办公室是全透明的，没有什么遮挡，也不试图隐瞒任何东西。
一个值得回味的细节是，尽管山泉村的村务财务早已公开，但澎湃新闻走访村民，发现几乎很少有人真正去死抠村务财务项目。大家对村书记李全兴充满了信赖，称赞他为“父母官”。因为他的就任让村民们年终领的分红多了，小区环境好了，而且“他本人从没拿过村里一分工资”。在村民们看来，不拿工资，甚至倒贴钱，显示出这位村官为家乡做事的不计私利。
“村民们对我的信赖本质上并不是基于个人威信，而是源于制度。”李全兴认为，因为你始终能依据制度办事，所以必然会赢得信赖。
山泉村令人惊羡的新农村建设的坚实基础，是对村集体资产运营的制度化设置以及严密有序的管理。不仅是山泉村，21世纪初以来，江阴开始探索村级集体经济股份制改革，希望通过将集体资产量化成每一个农民拥有的股份，从而给村民们带来一份公平且稳定的财产性收入。
“现在回过头来看，当年我们乡镇集体企业改制，好就好在没有简单地把资产整个卖掉。”江阴市农村农业局副局长胡振方认为，上世纪90年代中后期乡镇企业集中改制后，村民虽然可以以分红的形式共享厂房等集体资产带来的收益，但分红具体发多少、发给谁，很大程度上还是由村干部说了算。
2004年，江阴进行股份制改革探索，将集体资源性资产的股份公平地量化到每一个村民的身上，从而避免村干部对集体资产再分配的绝对控制，实现公共财富“公开透明”的共享。
当年率先探索的长泾镇花园村老书记包文辉曾回忆，确权的过程不可谓不艰难：“谁能享受股权、股权如何分割是一个大问题，简单的平均主义反而最不公平。”为了最大程度上做到“公平公正”，村委会将每家每户享有的“人头及份额”长时间公示，一直到村民完全没有异议方可最终确定。
到2018年，江阴所有的行政村已经实现了村集体资产股权量化的基本人员界定，但对于接下来的“量化股份”，依然有部分村镇尚在继续审慎推进中。
这项改革成功推行的好处是显而易见的——不仅为村民带来了18%的财产性收入，还让村民有了更实在的主人翁意识。结合这两年江阴大力推动的“户户通”建设，即通过电视渠道将“村务、党务、财务”公开，村民可以实时监督村里的一切事务，“谁能当低保户，大家来判断；村干部的工资对不对得起这份工作，大家来监督；从请客吃饭到工程招投标，每个村民都能心中有数”。
营造属于“我们的”精神世界
从官员到百姓，在被问及江阴有何与众不同时，答案中往往会提到16个字的“江阴精神”——“人心齐，民性刚，敢攀登，创一流”。
很长时间，“江阴精神”总是与改革和经济增长相连。而当历史走到今天，在财富普遍丰盈之时，江阴人思考更多的是如何于财富之上营造丰满的精神世界。这个真正的精神世界超越对个人财富的追逐，发乎公民意识，与他人以及社会利益水乳相融：
2014年~2015年，江阴接收直接捐赠总额达10.1555亿元，连续4届位列中国慈善联合会发布的“城市公益慈善指数”全国县级市第一，在全国所有城市中位列第17位；
这里有6万多“城市啄木鸟”，一旦发现城市管理中存在的疏漏或问题，便及时上报、监督整改；
这里有10多万注册志愿者义工，他们遍布各行各业、大街小巷，尽其所能温暖他人……
1996年，20多岁的季丰从家乡盐城来到江阴讨生活，如今他不仅在江阴开办了自己的公司，还打造了江阴文化和精神文明建设领域的一张金“名片”——2011年，他拿出自己多年积累下的200万元创办了第一个香山书屋，向所有人提供免费阅读，进而倡导一种“与图书邂逅”的全民阅读理念。2015年，为了让书籍更贴近民众，季丰又推出了漂流书箱，经过5次迭代后的最新版漂流书箱，可实现扫码随借随还。目前，已有4个书屋、12个阅读驿站、近200个书箱漂流点遍布全江阴。
香山书屋，供所有人免费阅读。
在“阅读”之外的公共空间，书屋还衍生出一整套志愿义工服务模式：免费读者中的教师、医生等各行各业人士都可以转身而为志愿者，为他人提供专业或非专业服务。服务他人的时间可以存入“时间银行”，未来可兑换一些如话费、保险等福利。
在香山书屋，挂着这样的告读者书：“第一次，我们为您服务；第二次，您为自己服务；第三次，您为他人服务”。关爱、责任、包容也因此得以传递。
“如果说8年前拿出积蓄办一个免费书屋是出于个人理想的话，之后的发展，却是被城市推着往前走的。”季丰说，身在其中，每个人都参与塑造了这座城市，也同时被这座城市的发展所改变。江阴的美好，就在于让你觉得愿意为之骄傲、留恋和彼此奉献。
当财富累积到一定阶段，生存或者物质占有与享受便不再是人的唯一需求，同样也不会是城市的最终需求。在江阴，温暖友爱、平等共享已经成为从民间到庙堂共同的理念，并无声地浸润于城市建设的每一个角落。
2016年，江阴斥资开始建设一条总长30公里、全民共享的环城绿道，专门邀请了澳大利亚设计师精心设计。
江阴市住房和城乡建设局副局长张平告诉澎湃新闻，这条30公里长的绿道串联了江阴全城8个主题公园，以园为核，串绿成网。绿道系统设有大量“架空步道”，虽然这会加大投资建设成本，但却能极大地便利于民众自由行走，无障碍穿越，而且与整座城市融为一体。按照规划，这一城市绿道最终将与辐射4个乡镇的41公里长郊野绿道（环城森林公园）串联成网，目的就是希望能让绿色环境公平地惠及更多的当地百姓。
“城市的每一位建设者都理应成为城市的分享者。无论身份高低贵贱，人，才是一座城市的内核与灵魂。”张平说。江阴环城绿道在细节上的用心与人性化安排，随处可见。比如，路灯是嵌在防护栏的下方的--防止市民夜跑时灯光太刺眼；防护横栏是向外倾斜安装的——最大程度避免孩童因攀爬引发摔跤或跌落；每隔一段绿道不时设有座椅和漂流书箱--便于行人驻足、小憩和阅读；在一些拐角处的角落设有安静的私密空间——给恋人留出足够的不被人打扰的所在。
江阴市区的绿道。 顾强 摄
目前，首期5公里绿道已于今年元旦启用开放，吸引许多民众前来参观、慢跑、散步，成为了当地市民的网红“打卡地”。
正如“江阴精神”所带来的清晰的身份认同那样，江阴人未来希望自己被记住的，并不仅仅是“制造业第一县”、财富之城，还有“慈善之城”、“志愿者之乡”。因为在这里，无论是企业家还是小老板，抑或是普通民众，都希望以自我的点滴努力，为社会添加一份向上的力量，并为自己找到精神世界的安放之地。
改革开放41年，江阴的经济社会成就用“令人惊艳”来形容是恰如其分的：江阴在全国县域经济和综合发展中实现了“十六连冠”，是“中国制造业第一县”和“中国资本第一县”，年度 GDP总额超越了全国近80%的地级市。
“令人惊艳”的背后，更值得探寻的是“为什么”——
为什么江阴在“强势政府”行政力量的主导下，市场经济依然活力勃发，企业生态万物生长？
为什么江阴数十年改革基业常青，在每一个艰难时刻总是能够从不懈改革中汲取砥砺前行的新动能？
为什么在泡沫与投机潮起潮落的当下，江阴的企业家们却笑看风云，笃守本业与本土，实体经济花开满天？
为什么江阴没有迷失于GDP情结，也没有醉心于速度和财富增长，而始终牢记人民幸福才是发展的根本？
江阴之问，同样是中国改革之问。
为此，澎湃新闻（www.thepaper.cn）历时两个月，两次踏访调研，力求用事实与故事及其内在逻辑，解答江阴“为什么”。本组系列报道共四篇，以下是“人的幸福篇”。
每个周六，陆离都会在新修建的船厂公园转转，看着滚滚东流的长江，一切烦恼都会消散。作为八十年代出生的江阴本地人，陆离在成长的过程中很少像这样近距离接触过长江，尽管这座小城是以江边闻名，他的父辈都在长江边长大。
在过去的41年里 ，和许多长江沿岸的城市一样，因为要发展重工业，江阴宝贵的长江岸线几乎都被码头和工厂占了。这些企业曾经为城市早期的发展贡献了大部分的税收，但同时也阻断了更多老百姓亲近长江的可能。
当现代化的脚步渐行渐近，生存与发展便不能被当作追逐美好生活的唯一需求。2012年，江阴地方政府做出“还江于民”的重大决策，恰是基于“一切为了人民幸福”的选择。而这也从一个侧面映衬并揭示了不应该被忽视的重要事实：在苏南模式的发轫地、GDP强市和“中国制造业第一县”等等盛名之下，江阴的民众从未被排除在改革成果之外：其居民人均收入多年在全省县（市）级城市名列前茅，其中农民人均收入连续19年位居全省县（市）级城市榜首。
江阴“民富”的背后，是诸多必须给出清晰答案的疑问：现代化发展的终极目标究竟是什么？如何在高速增长的同时兼顾收入分配？如何依靠制度而非道德感召寻求包括个人利益在内的公共利益的实现？在社会财富积累的基石之上，我们应该构建怎样的更美好的精神世界？
从“人均GDP”到“人均收入”
即便是“见过世面”的都市人，初来江阴，也会对从各种细节透露出的富庶充满赞叹——
这里有3家经中国旅游饭店业协会评定的五星级酒店，特色餐饮酒店遍布城区，有16家往往在大城市才有的罗森便利店；每部大热的影片，江阴总会以0.001%的全国人口贡献超过0.02%的全国票房收入；最热闹的上下班高峰期，即便你把红包加到10元，一时半会儿也很难叫到出租车或快车。
“外地人总认为江阴是个大城市，GDP那么高，实际上它就是个真真切切的小县城——人口160多万，面积不足1千平方公里 。”穿行于街巷，江阴的出租车司机告诉澎湃新闻，“但是，江阴老百姓的富裕程度或者消费水平却是让人刮目相看。”
改革开放41年来，长江边的小城江阴，创造了经济增长的大奇迹：GDP常年位居中国百强县之首，2018年GDP达3806亿元，超越了国内近80%的地级市。
在中国，像江阴这样抓住改革开放机遇、飞速成长的城市并不鲜见。但是，江阴的意义在于，它并未自我满足于庞大的GDP，而是努力将人均GDP最大程度地转换成为人均收入。结出的成果是：2005年末，江阴在全省率先实现了全面小康达标；到2018年，江阴居民人均收入突破5万元，在全省县（市）名列前茅。
尤其在上世纪80年代中期以后，迅速展开的城市化和工业化进程并没有给江阴带来显著的城乡差距或是城乡发展的严重失衡——作为农民仍占总人口1/3的县域，江阴城乡收入比保持在1.93的较小差距水平；农民人均收入连续19年居江苏省同类城市第一，跻身几乎长期被以百姓富裕著称的邻省浙江包干的“民富”榜单。
“这里的村比镇富，镇比县富。”江阴市政府相关人士告诉澎湃新闻，以村级收入为例，2018年，除了“天下第一村”华西村外，江阴还有两个村——长江村、周庄村——的收入也超过亿元，另有42个村的收入超千万元、88个村收入逾500万元。江阴的村均收入高达1398万元。
不少江阴城里人都羡慕地认为，这里乡镇的生活已经跟城里一样，甚至比城里还好。
比如，江阴龙头企业海澜之家所在的新桥镇，2011年这个江南的“毛纺之乡”获得“国际花园城市”称号，欧式小镇与绿草树荫交相映衬，吸引不少城里人前来游玩。城里人甚至有时还会专程到乡下来办护照——自从江阴乡镇推广行政审批制度改革后，有些政务服务的效率比城里还快，即使算上来回路程，不过两个小时。
抗风险能力最能凸显城乡差异，江阴用10多年的时间逐步建立起了一套城乡一体的社会保障体系。
2002年，对于30万失去传统土地保障的被征地农民，江阴首次将其纳入社会保险范围。2005年，考虑到过去当地乡镇企业众多，江阴突破城乡壁垒，将城镇企业职工保险扩大到覆盖城乡的所有人，个人也可以用灵活就业的方式参保。2010年，江阴进一步推动处于就业年龄段的失地农民保险与城保并轨，实现和城里人一样的退休养老。在医疗保障方面，江阴目前农保的结报比例为50%，与社保80%的结报比例差距日渐缩小。
上岸之后：反哺家乡的农民企业家
当年盛极一时的苏南模式，给江阴留下的宝贵财富是一群洗脚上岸的农民企业家。他们作为先富起来的群体不仅书写了辉煌的个人奋斗史，更承担起了社会均衡发展的重担。
上世纪80年代，人均耕地不多的江阴着力拓展非农产业，崛起大批乡镇集体企业，部分经营者因此收获了第一桶金。90年代随着乡镇企业产权改制，一些厂长或业务骨干成为了真正的老板。现在江阴有名的一些大企业如海澜之家、阳光集团等几乎无一例外都是从当年的这些乡镇企业一步步演变而来的。
老板越来越多。据统计，目前每8个江阴人当中就有一个老板。这些分布在各乡镇的大小老板为当地创造了大量的就业，让江阴的农民不用背井离乡就可在家就业。
江阴市农村农业局副局长胡振方介绍，与一些外来投资的老板不同，生长于斯的本土企业家拥有更为强烈的乡土情结和责任感，他们为当地农民带来了较为稳定且可观的薪资收入。这部分工资性收入占到了当地农民年收入的60%左右。
以新桥镇的海澜之家为例，这一家大型企业就给当地创造就业岗位近2万个，差不多吸纳了近三分之一的本镇人口。同时，又拉动了全镇为其配套的下游企业200多家。
进入21世纪，随着一大批与当年的乡镇企业一同发达起来的大小老板逐渐完成个人财富积累，他们眼见着乡村的落后和贫富差距，便开始在地方政府的引导下热心投身于乡村建设和慈善事业。
拥有亿万身价的老板李全兴就是在这一时期接受家乡父老的托付，当上了周庄镇山泉村村书记。他上任10年，原本负债累累的山泉村摇身一变跻身全镇村级收入前三强，“新农村”建设的理念实践也取得立竿见影的效果——3000多户村民“上楼”，住进了整齐规划的农家别墅；丝毫不逊色于大都市的花园式小区远近闻名，别具风情，整洁干净，人们彬彬有礼。
在江阴的大小村镇，几乎都成立了互助性质的各种社会组织。徐霞客镇最早的一支基金的创立人张志荣，是该镇璜塘村的一位老资格村主任。2011年，他遭遇车祸被乡亲紧急送进市里的医院。感念于此，张志荣出院后便张罗筹款50万建立了一个老年活动中心“同乐园”，并设立了10万元的敬老爱老基金，每年定期给村里的老人量血压、举办各种表演活动等。
被张志荣吆喝着给这个“同乐园”基金提供捐赠的，大多是些村里的小老板。“与那些声名在外的大企业相比，我们就是开了几个小厂，赚了些小钱，衣食不愁，想着捐些钱也算回报家乡了。”今年60岁的老板张剑林说。
2007年，在众多民营企业家的自发呼吁下，这座城市创造了全国县级城市一次性募集资金最多、基金盘子总量最大的纪录——慈善救助冠名基金募集总额达到9亿多元。2014胡润慈善榜，江阴企业家任元林以2.5亿元捐赠总额位列第四。
分配与分享的制度化保障
乡村的现代化过程中，必然遭遇的挑战一是如何推动农民普遍致富，二是如何为财富的分配与公共利益的分享提供制度化的保障？
面对上世纪80年代后“村村点火、户户冒烟”的乡村工业崛起带来的土地资源紧缺，江阴近些年开始重新划分功能区以期推动集中发展。为此，如何让散乱居住的农民统一“上楼”并非易事。
在周庄镇山泉村，我们清晰地看到了“善治与公平”的影子。
仅仅一年多的时间，山泉村就让3000多户农民家庭没有出现一例纠纷“上了楼”。村书记李全兴说，自己所做的不过是把方案明明白白地抛给村民，让他们充分表达自己的想法和需求，作为村书记只要将这些认真加以实现。
李全兴还把村务与财务账目公开于村委会大楼外，包括贫困户补助等每一笔收支都写得一清二楚。建筑的细节或许更能体现对“公平”和开放性的追求——在山泉村，村委会的会议室和一些办公室是全透明的，没有什么遮挡，也不试图隐瞒任何东西。
一个值得回味的细节是，尽管山泉村的村务财务早已公开，但澎湃新闻走访村民，发现几乎很少有人真正去死抠村务财务项目。大家对村书记李全兴充满了信赖，称赞他为“父母官”。因为他的就任让村民们年终领的分红多了，小区环境好了，而且“他本人从没拿过村里一分工资”。在村民们看来，不拿工资，甚至倒贴钱，显示出这位村官为家乡做事的不计私利。
“村民们对我的信赖本质上并不是基于个人威信，而是源于制度。”李全兴认为，因为你始终能依据制度办事，所以必然会赢得信赖。
山泉村令人惊羡的新农村建设的坚实基础，是对村集体资产运营的制度化设置以及严密有序的管理。不仅是山泉村，21世纪初以来，江阴开始探索村级集体经济股份制改革，希望通过将集体资产量化成每一个农民拥有的股份，从而给村民们带来一份公平且稳定的财产性收入。
“现在回过头来看，当年我们乡镇集体企业改制，好就好在没有简单地把资产整个卖掉。”江阴市农村农业局副局长胡振方认为，上世纪90年代中后期乡镇企业集中改制后，村民虽然可以以分红的形式共享厂房等集体资产带来的收益，但分红具体发多少、发给谁，很大程度上还是由村干部说了算。
2004年，江阴进行股份制改革探索，将集体资源性资产的股份公平地量化到每一个村民的身上，从而避免村干部对集体资产再分配的绝对控制，实现公共财富“公开透明”的共享。
当年率先探索的长泾镇花园村老书记包文辉曾回忆，确权的过程不可谓不艰难：“谁能享受股权、股权如何分割是一个大问题，简单的平均主义反而最不公平。”为了最大程度上做到“公平公正”，村委会将每家每户享有的“人头及份额”长时间公示，一直到村民完全没有异议方可最终确定。
到2018年，江阴所有的行政村已经实现了村集体资产股权量化的基本人员界定，但对于接下来的“量化股份”，依然有部分村镇尚在继续审慎推进中。
这项改革成功推行的好处是显而易见的——不仅为村民带来了18%的财产性收入，还让村民有了更实在的主人翁意识。结合这两年江阴大力推动的“户户通”建设，即通过电视渠道将“村务、党务、财务”公开，村民可以实时监督村里的一切事务，“谁能当低保户，大家来判断；村干部的工资对不对得起这份工作，大家来监督；从请客吃饭到工程招投标，每个村民都能心中有数”。
营造属于“我们的”精神世界
从官员到百姓，在被问及江阴有何与众不同时，答案中往往会提到16个字的“江阴精神”——“人心齐，民性刚，敢攀登，创一流”。
很长时间，“江阴精神”总是与改革和经济增长相连。而当历史走到今天，在财富普遍丰盈之时，江阴人思考更多的是如何于财富之上营造丰满的精神世界。这个真正的精神世界超越对个人财富的追逐，发乎公民意识，与他人以及社会利益水乳相融：
2014年~2015年，江阴接收直接捐赠总额达10.1555亿元，连续4届位列中国慈善联合会发布的“城市公益慈善指数”全国县级市第一，在全国所有城市中位列第17位；
这里有6万多“城市啄木鸟”，一旦发现城市管理中存在的疏漏或问题，便及时上报、监督整改；
这里有10多万注册志愿者义工，他们遍布各行各业、大街小巷，尽其所能温暖他人……
1996年，20多岁的季丰从家乡盐城来到江阴讨生活，如今他不仅在江阴开办了自己的公司，还打造了江阴文化和精神文明建设领域的一张金“名片”——2011年，他拿出自己多年积累下的200万元创办了第一个香山书屋，向所有人提供免费阅读，进而倡导一种“与图书邂逅”的全民阅读理念。2015年，为了让书籍更贴近民众，季丰又推出了漂流书箱，经过5次迭代后的最新版漂流书箱，可实现扫码随借随还。目前，已有4个书屋、12个阅读驿站、近200个书箱漂流点遍布全江阴。
在“阅读”之外的公共空间，书屋还衍生出一整套志愿义工服务模式：免费读者中的教师、医生等各行各业人士都可以转身而为志愿者，为他人提供专业或非专业服务。服务他人的时间可以存入“时间银行”，未来可兑换一些如话费、保险等福利。
在香山书屋，挂着这样的告读者书：“第一次，我们为您服务；第二次，您为自己服务；第三次，您为他人服务”。关爱、责任、包容也因此得以传递。
“如果说8年前拿出积蓄办一个免费书屋是出于个人理想的话，之后的发展，却是被城市推着往前走的。”季丰说，身在其中，每个人都参与塑造了这座城市，也同时被这座城市的发展所改变。江阴的美好，就在于让你觉得愿意为之骄傲、留恋和彼此奉献。
当财富累积到一定阶段，生存或者物质占有与享受便不再是人的唯一需求，同样也不会是城市的最终需求。在江阴，温暖友爱、平等共享已经成为从民间到庙堂共同的理念，并无声地浸润于城市建设的每一个角落。
2016年，江阴斥资开始建设一条总长30公里、全民共享的环城绿道，专门邀请了澳大利亚设计师精心设计。
江阴市住房和城乡建设局副局长张平告诉澎湃新闻，这条30公里长的绿道串联了江阴全城8个主题公园，以园为核，串绿成网。绿道系统设有大量“架空步道”，虽然这会加大投资建设成本，但却能极大地便利于民众自由行走，无障碍穿越，而且与整座城市融为一体。按照规划，这一城市绿道最终将与辐射4个乡镇的41公里长郊野绿道（环城森林公园）串联成网，目的就是希望能让绿色环境公平地惠及更多的当地百姓。
“城市的每一位建设者都理应成为城市的分享者。无论身份高低贵贱，人，才是一座城市的内核与灵魂。”张平说。江阴环城绿道在细节上的用心与人性化安排，随处可见。比如，路灯是嵌在防护栏的下方的--防止市民夜跑时灯光太刺眼；防护横栏是向外倾斜安装的——最大程度避免孩童因攀爬引发摔跤或跌落；每隔一段绿道不时设有座椅和漂流书箱--便于行人驻足、小憩和阅读；在一些拐角处的角落设有安静的私密空间——给恋人留出足够的不被人打扰的所在。
目前，首期5公里绿道已于今年元旦启用开放，吸引许多民众前来参观、慢跑、散步，成为了当地市民的网红“打卡地”。
正如“江阴精神”所带来的清晰的身份认同那样，江阴人未来希望自己被记住的，并不仅仅是“制造业第一县”、财富之城，还有“慈善之城”、“志愿者之乡”。因为在这里，无论是企业家还是小老板，抑或是普通民众，都希望以自我的点滴努力，为社会添加一份向上的力量，并为自己找到精神世界的安放之地。
